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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1703007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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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第八章 新公共领域下的市民：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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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说北京对成就一批现代化的工人阶级十分吝啬,那么这座城市对培养一群自认为是现代市民的居民却格外大方。从五四运动和现代大学、学院产生的专一而又富有战斗性的民族主义,其源头正是北京。随着20年代中期五卅运动的爆发,民族主义集会吸引到了成千上万名抗议示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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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北京这座城市与皇权和政治的联系源远流长,但是其市民却在公众讨论和辩论上没有特殊的权利和义务。正如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所言,中国的城市与那些赋予市民自治权传统的城邦或公社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没有让个人或团体在公共事务领域的动议法制化的公民观念,也鲜有适合市民集会的标志性建筑。(2)然而,尽管中国的城市尚未工业化,却提供了种类丰富的公共活动,其中包括买卖交易、看戏、拜神以及在茶馆和饭馆的社交活动。科举考试、商会以及行会在其各自的士绅、商人、工匠群体中保持着在其厅堂馆所内进行讨论和争论的传统。在社区遇到危难之时,有权势的官员和商人能够组织全市性的精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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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联盟,(3)来行使对城市事务的管理。(4)而他们所缺乏的就是地方自治政府的法理以及能够让除士大夫、科举考生和行会领导者以外更多有政治热情的个人投入到政治活动中的意识形态上的依据。这种意识形态和法律上的基础一旦打下,那么从寺庙、妓院到公园、戏院等公共场所都可以成为城市政治的舞台。诸如在茶馆会面解决纠纷或密谋策划等已知的公众行为旧习,再加上诸如工会、政治俱乐部和党派的新观念、新组织,将急剧地扩大政治参与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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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新政治舞台,或者说公共领域,是一种新旧惯例和态度的结合体。对士绅和商人所领导的公领域的高度重视,加强了公共舆论作为一种大范围领域的讨论和辩论的现代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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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中央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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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女子在中央公园(1928年以后改名中山公园)散步。前清时代,这里原为社稷坛,1914年向公众开放。因为要买门票而让贫民望而却步。光顾者可以在这里喝茶用餐、买纪念品、听听音乐或散步聊天。政治会议有时也在园内举行。美国国会图书馆惠准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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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6)在欧洲,这种公共领域作为自发结社、针砭时弊或为国家辩护之地,在国家和民间社会之间应运而生。(7)这一领域起初在近代专制国家和传统国会之间时有时无,之后又被反叛的资产阶级重塑并得到扩大。在中国,士绅和商人对于官权的依赖,在晚清已经有所松弛,到民国则被打破了。但城市精英们从来就没有聚集力量和意志,来建立一个完全自主的公共领域。不过在1920年代国家动荡之时,“私”领域的合法性式微,以及对“公”领域作为讨论、谈事场所的正面道德和政治评价,促使报纸编辑、新老民间领袖和普通民众即兴发挥出各种公开表达政治观点的手法和策略。(8)如此一来,随着参与政治讨论和行动的机会越来越多,城市政治便具有了自己的生命和逻辑。(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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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治互动的一项基本前提,北京的社会沟通到了1920年代已经得到了加强。城内诸多公共和私人办事处已可互通电话。发行的报纸有五十乃至上百种,既有包含国家地方政治大事的大报,也有偏重社会新闻和娱乐消遣的小报。(10)受欢迎的日报日发行量可达到一万份。(11)小范围发行的杂志也能轻易地得到印刷工的信用,(12)无须多少本钱就能刊发他们的见解和想法。(13)还有一些非正式的政治讨论公共场所,如北京中央公园,每到夜晚,记者、官员与政客云集于此,或谈天说地,或分享政治信息(图19)。(14)城里数不胜数的澡堂、数以千计的饭馆以及数百家妓院,为政治和社会密谋提供了适宜的环境。辛亥革命之后,配有现代锅炉、供电和电话的新式澡堂开张营业。“随着城镇居民虚荣心与日俱增,澡堂业影响力突飞猛进”,而澡堂则成了城市精英们的“社交中心”。(15)在清朝业已成风的上等餐馆摆宴席的惯例,“爰及民初,斯风犹炽。武人政客铺张扬厉,亦多假手于饭庄”。(16)一位民政部的官员在讨论适用于非正式“聚餐会”的风俗时,称这一惯例始于议会政客,现已风行于大学、各行各业及其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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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这些非正式会谈,雇主们会商讨如何付最少的工资而让他们的工人卖最大的力,而雇员们则会商量怎么才能干得少挣得多。人们常能瞧见一小群铁路工和邮差周末在街转角的饭馆吃饭。当一场关于一个新工头的优缺点的讨论变得过于热烈的时候,他们可能……以一场斗殴作为收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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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里“花街”举行的会面,虽不那么公开,却也是十分体面的。(18)青楼为商人、政客、男学生提供了会面场所,而一些不上档次的妓院也成了男性工人的去处。举个例子,据报道,指导1919年五四运动的重要决定都是在北京一家妓院里作出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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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各地的同乡会馆也被赋予了全新的更加公开的政治目的。京城有四百余家这样的馆舍接待来京的官员和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稍差点的供短期逗留的商人使用。(20)(商人们还有自己专门的行会,例如安迪生的珠宝行会。)1921年,一位报社评论员指出,同乡会从前与“政治无若何关系”,而现在他们则公开地成了“政争武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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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有利条件下,市民团体聚会抗议供电供水服务差,反对税款,解决战争造成的粮食短缺,促进自治,以及抗议士兵的暴行。对公共设施颇有微词的消费者将他们的投诉发表在报刊上,鼓动他人拒付账单。(22)人们组建了“满族进步会”来帮助贫穷的同胞。(23)职员和政府机关部门的小官吏团结一心,(24)组建“讨薪会”,试图追回受财政问题困扰的政府所拖欠的数月工资。妇女们成立了一个政治社团和一个节制生育协会。(25)优生学家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1922年来访北京,她的到来向人们展示了北京居民对公共事务是何等关心,以及这种关心程度结合了城市社会沟通的加强之后,会在何种程度上促进自发结社。(26)桑格在北京大学举行了一场讲座,由知名学者胡适担任翻译。她在挤满了听众的讲堂内分发她所著的小册子《家族制限》(Family Limitation)。翌日一早,这本小册子的中译本就诞生了。到了下午,已经发行了五千册油印本。桑格此次来访六个月之后,五十名妇女受其讲座和讨论的影响,组建了北京生育制裁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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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知晓,以及志同道合人士小型非正式聚会的普遍性,是北京政治生活的基本要素。然而,小团体组织并成大团体,非正式聚会变成工会、协会和联合会,政治上虽然容许,还是会受到一大堆资格和规则的制约。公众讨论和政治的领域受制于习俗和法律,且常常受到警察的密切监管。像商会和银行家联合会这样的法团,以及像士绅和人脉亨通的政客等有较高身份地位的个人和团体,自然有权利举行会谈,向政府请愿。“警察法”规定,法团活动领域外的任何政治集会都须有官方批准,并明令禁止妇女、工人和学生参加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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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为了集会权利而与警方发生对峙的解决途径各不相同,这取决于当时主流政治气候、人数多寡和道德制高点。1921年11月,警方禁止了在北京一家会馆举行的有5000余人参加的顺直同乡大会。(27)警方不能接受此次集会的规模,因此该同乡会不得不以代表制的形式于两个月后重新开会,这次总共来了400人。1923年秋,(28)一群北京市民试图在天安门外集会,警方便雇来一批街头艺人和乐师扰乱他们的政治演讲。(29)在某些情况下,警方在监管限制公共生活上也无能为力。1924年夏,一位知名政客及其听众制伏了一群前来驱散当地自治团体集会的武装警察。(30)次年春天,300余名印刷工徒没按行会常规程序在茶馆集会,前来调查的警察被刀刃示威、恶语诟骂的工人们给吓跑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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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0年代,北京成了社会运动的大本营,诸如女权运动、群众性民族主义和工会主义,这些都为像天安门广场等公共场所赋予了新的政治意义。在1920年代,天安门“广场”从严格的建筑学意义上来说,还不能称为“广场”。当地报纸将这一场地称为“天安门前的一片空地”。(32)市民和公民定期来这片空地集会,折射出一种引人深思却也稍纵即逝的城市和国家团结的景象。由于其他诸如寺庙、会馆、茶馆和公园等“公共”场所,不是仅限私人或团体会员、要收取费用,就是必须在此就餐、喝茶才能进入,因此在社会运动的压力下,能够对所有人开放的场所,对于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群众”政治,就显得极为重要。像群众性民族主义和工会主义这样的运动将全国和全市性政治带入学校校园、商铺、工厂、寺庙和办公室的事实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商会和警察部队等全市性机构也为日益扩大的全国和地区问题的讨论注入了新元素。但是与这些组织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社会运动,也有着这一功能。因此,北京居民对于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进行政治活动的选择范围之大,实在是史无前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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