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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天安门与使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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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门远处可以看到天安门和前面的一对华表。照片右侧是西边的使馆区。天安门前的空地,就是大批示威者集会的地方,四周是矮墙和树木。除了作为首都中心的标志性场景之外,这里也为对政府官员进行抗议和进入使馆区提供了便利。采自Heinz v. Perckhammer, Peking (Berlin： Albertus⁃Verlag,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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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陆军在长安街摆开阵势,挡住了去公园的路。(42)一百名抗议者企图在天安门外集结,不过到了下午一点半,支援部队已经将所有通往市中心的街道堵死了。记者们估计当日下午有一至两万人被阻止前往天安门。协会领导者最后撤回会馆,以重整旗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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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城里的街道、广场、寺庙和公园的通路都被学生、市民、警察和军队挤得水泄不通,成群的市民只能通过控制社会或组织的据点,例如校园和会馆,作为避难所和集结地。政府常常能够堵住或阻塞抗议的人群,但却不愿也不能直接进攻那些培养精英和支持抗议者的机构。一种集体自律的传统赋予了市民一个能够各抒己见、各行其是、可守可攻的平台。由于个人权利缺乏强有力的保障,一种强烈的团体特权和领地意识成为市民抵御政府镇压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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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民无法不对北京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特有的英雄式抗议行为肃然起敬(图21)。报纸报道的学生激进分子和北京市民相遇时表现出来的强烈情感可以说明,五四抗议模式和爱国情感的表达,是如何以及为何会在1920年代层出不穷的。在五四事件之后的一周,学生演讲团到全城各处声讨政府。当学生在演讲时,听众里的商人和工人通过为演讲者递上茶水来表达他们的钦佩之情。(43)有一次,演讲者们在新世界娱乐城边上的一块空地高声演讲时,一位卖旧衣服的为之打动,自发参加了其所在行会的抵制日货组织。(44)在商会总部附近,“听者六七百人,均为之动容,并有一老者频频以巾拭泪,长吁不止”。(45)当警察前来驱散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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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学生抗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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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在这位学生长衫上贴的口号,一边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另一边是“坚持到底,百折不挠”。这座城市的当局既要保护外国利益,又要安抚学生对政府在涉及国家主权问题上的任何妥协的抗议,促成了五四抗议传统的延续。采自UPI/Bettmann News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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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学生们在群众的支持下与警察发生了论战,有些人会被激怒,而有些则被他们争取了过来。一位警察承认：“如果脱下这身制服,有谁不会同意你们的观点。”“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学生们步步紧逼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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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方面有时会公然宣称要“严重取缔,以遏乱萌”。警方称北京学生联合会并不是法团,因此没有合法的公共地位。(47)尽管1920年代有着再明显不过的内部消化冲突的趋势,学生们还是用激进的情感基调,坚决将政治活动带向公共领域,以此保存并发扬了五四运动的政治风格。(48)大学校园之外,越来越多的市民也开始效仿这种传统抗议形式的现代升级版。一种所有“平民”和公民人人平等的观念,虽然只是为清楚自身特殊地位的学生蒙眬感觉到乃至践行,也被北京居民拿来与学生政治战术经验一起效仿了。五四运动一年半之后,一个被穿着体面的学生当众辱骂的人力车夫叫道：“先生不要这个样子。我们都是中国人,你为什么骂我?我现在虽然拉车,但是与先生都是个人。学堂里不是讲平等么?我没念过书,这是常听着你们先生说的。”(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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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客和军阀对国会议员的威逼利诱或选举舞弊,使得国民根本不可能进入国家权力的顶峰,因此他们只能止步于像社区、团体和街道这样地方层面的政治活动。例如,在官僚和军阀枯藤上死去的代议制民主,只能以召开所谓临时“国民大会”的形式,在地方层面象征性地存活下来。国民大会乃腐败国家机构的解药,(50)这一想法在五四运动之后颇得人心。地方性集会成了全中国法团和公民团体大会的序曲。(51)它所宣称的目标是改革政治体制,制止从1920年就已爆发的“军阀和自私政客的瘟疫”。(52)1920年初,作为五四运动的一部分,全国各大城市中的公民团体举行公共集会以商讨转让山东的问题。(53)虽然没有合法机构为后盾,抗议者们还是自行组织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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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居民也计划在2月6日举行一个类似的集会,但是士兵和警察成功予以禁止。为了让当局措手不及,组织者只在街头贴了一天布告,通知2月29日在新天地俱乐城边上的空地举行群众大会。(54)20个团体前来赴会,许多人还以“国民”的身份上台发表“激情洋溢”的演说,其中有一位年逾七十的老妇人。随着人群不断地聚集,警察冲了进来,驱赶人群,撕毁标语。警察和市民之间爆发了冲突。许多学生演讲者后来还进到娱乐城里,因为一部分人群在那里看集会,于是他们在里面继续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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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群众大会在大学校园或会馆内召开,警察则一般不会去干涉。(55)但是如果市民要借用公共空间以达到政治目的,那么他们就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理论依据,以及规避或招架政府镇压的集体意志。国民大会的点子,被证明是一种有效却非一劳永逸地把警察和士兵关进笼子、开拓城市政治活动空间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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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1703007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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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性的国民大会从来就没有召开过。未来的政治发展,表明国民若要参与到国家政治,就多半要走上列宁主义全民总动员的道路。1920年代中有一段时间,中国城市居民认为,独立的地方自治或许适用于城市居民所表现的新政治意识。(56)“自治”在1920年代有多层含义。它可以指行政地域单位或者特定组织,也可以表示精英分子或社会中更多成员的参与。在北京,内务部为鼓舞实现地方自治的希望,在1920年代初宣告称,目前由部门官员组成的市政厅将实行民主化,并成为一个以民意为基础的市政府。(57)虽然这个计划和国民大会的下场如出一辙,但是最初在提出要建立若干公民团体和自治协会以接管政府提议交出的权力和税收时,城市居民还是非常当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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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22年,北京有40多个县级、市级和区级的自治组织。(58)各组织的会议有时会有上千位与会者。市级联合会多达5000名会员。(59)俱乐部政治和派系斗争的龙争虎斗告诉人们,一个被世纪之交的芝加哥人或旧金山人所熟知的政治机器正在起步成形。唯一缺少的只是赞助和选举,不过这些迟早都会来的。这次运动随心所欲,甚至混乱无章,让一位评论员惴惴不安,他把自治形容为一种对名誉、地位和财富肆无忌惮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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