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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这场运动不过是个大笑话的人不计其数。有些(参与者)砸别人的头,另一些则互相谩骂,粗俗至极,以至于本该是文明的会议沦落成一场野蛮人的打斗……那些说中国人只不过表现上文明骨子里还是自私透顶的人,可以此为证。(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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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300人参加的某个自治联合会的区级会议上,其中一方在选举分部负责人时对投票箱动手动脚,于是便爆发了凳子满天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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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架。(61)批评者嘲笑道,(62)自治这个想法“极冠冕堂皇”,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就是一场“猎官运动”。(63)反对将“公务”变为“私心”的观察者的义愤之情与美国改革家对机械式政治破坏“公众利益”的愤慨是相类似的。诚如孔飞力(Philip Kuhn)所言,在中国,现代地方自治概念被设想为是“公私利益和睦相处”,并能使地方精英“在公众利益下有所收敛”的手段。(64)私人利益集团间的无序竞争和所谓精英阶层言行的不守规矩,令观点无论传统还是现代的评论者都感到不安。(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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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初,北京的每一个自治联合会都代表了一个特定的群体、阶层或社会上的某类人,从“伟人、政客、缙绅、商贾、流氓、土棍”到中小学教师、学生和旗人,不一而足。(66)由于铺税是城市收入的主要来源,由商会会长孙学仕领导的商人自然会对自治表现得特别感兴趣。(67)有一个组织严密的“教育派”专门招募中小学教师。(68)另一个以北京大学为据点的协会推选胡适作为其候选官员,并邀请这位杰出的自由主义者就什么是好政府发表演讲。(69)一些满族人似乎看见了自治中蕴含着的光复昔日权力和威望的方法。报纸上的一篇短文诙谐地描绘了两个旗人在茶馆里讨论,八旗怎么才能在城里某些区利用人数优势控制一些自治机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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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团体专注于具体的城市问题,例如街道修缮、城市卫生或犯罪问题。一个由店主、商人和士绅组成的某区市民协会在当地一间寺庙碰头,商讨电车在他们的街区铺设铁轨的问题。(71)东城一家俱乐部呼吁,建造一个停尸间,以减少将等待运回家乡的入棺尸体存放在寺庙所造成的健康风险。(72)其他一些协会则似乎更看重个人或团体的权力而不是公共问题。某位市政府官员,做着阻碍改革维新之事,却成立了一个由上百名“军阀、官僚、富绅、阔哥等”组成的自治团体。(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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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的自治联合会和它们的领导者,(74)都愿意坐等政府主动将权力转交给新的市政机构。有个大学生在内城西北面组织了一个自治联合会,并在这个组织的支持下,为贫穷孩子开办了一所“市民”学校。不过在一次捐款活动中,他因未经允许假借了京师警察厅厅长之名义而被逮捕了。有个区级组织着手为当地居民提供诸如消防等服务,并收取捐款作为回报。该区警方立即提出反对,理由是作为“预备”团体,自治协会只能发表公众意见,而没有实际的管理权或提供服务的权力。(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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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自治改革最终失败了,但是,将在自治运动中出名的积极分子吸纳到由法团、旧士绅和商人关系网支配的机构中的想法,作为一种扩大精英分子认同度的手段,确实很有吸引力。到了这一年代中期,自治积极分子们在那些投身市级或社区民间团体和会议的精英阶层中也占有了一席之地。1924年末,“绅商联合会”的一个地方分部召开大会,区警察署长担任主席,与会者有自治积极分子、商人、教育家、国会议员和报纸出版人。(76)1920年代,虽有越来越多的北京居民将政治作为一种职业或副业,官员和士绅之间、士绅和商人之间的旧式等级分界依旧显著。这些边界依然划分着所涉及的公共事务、相关联的既有士绅或商人核心圈所关注的中心和利益的等级区域。但是政府机关的衰落,以及从自治到共产主义等政治运动的出现,为地方政治开辟了许多新的战场。“绅商”在市民集会上依然抛头露脸,不过报纸编辑和大学教授也已经崭露头角了。当城市的广场和大街上挤满了表达新塑成的国家认同感的国民时,茶馆、饭馆、会馆和寺庙里的会议也接纳了来自更多领域的精英分子,有的资深望重,有的胸怀大志,他们都想向人们展示一种新的对民间事务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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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五卅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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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925年5月的五卅运动是1920年代中国群众参与集体表达意见中最壮观的一次。1925年5月30日,在英国警官的指挥下,上海警察开枪打死12人,而这些人是前来抗议之前日资工厂打死打伤中国工人的。(78)惨案的消息通过电报传播到各个城市,在各大城市激起了罢工、抵制洋货和抗议示威。之后的6月,广州沙面的外国人向抗议者人群开枪,造成52人死亡,在中国各大城市再度掀起了一波惊涛骇浪。这两起惨案成为了大规模集会的契机,而这些集会在规模和包容性上都远胜于五四运动中的抗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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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五卅运动同过往的民族主义抗议示威一样,其主要构成群体都是学生。再加上1920年代私立大学的增加,大学生的总人数两倍甚至三倍于前,这还没有算上诸多中学生。(79)因此,可参加五四式抗议活动的积极分子和参与者人数增幅显著。上海惨案发生第二天,许多大学、学院和中学的学生在中央公园集合,希望动员北京的学生作为干部开展更大规模的运动。(80)6月2日,来自90所学校的1200名代表集聚位于皇城东北角的北京大学第三校区。(81)另有11000名同学罢课以示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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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所表现的团结性和领导力让人感到吃惊,因为仅在五卅惨案发生的前几周,学生群体内部的派系斗争还十分激烈,学生们的政治分歧和争论还相当明显。(82)在5月,学生的积极性在警方的持续镇压下也有所削弱。当学生企图于5月7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国耻日在天安门外集会时,警方在这片空地举行消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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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来阻止集会。(83)警察还在各个学校布置警力防止学生开会,(84)他们还禁止采用通电形式,因为之前也会用发通电来号召其他城市。1920年的总统命令称,学生群体的领导是一群“唯恐天下不乱”的“乌合之众”,同时宣布北京学生联合会是非法组织。(85)当局引用这条命令来使他们反对学生参与公共事务的强硬立场正当化。作为回应,学生会宣布拒绝承认段祺瑞政府是合法政府。(86)亲国民党报纸《晨报》在反对学生罢课的同时,也批评政府利用公共舆论弱势和宪法准则名存实亡来限制自由。通过照抄日本警务标准,在维护治安的借口下,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遭到取缔。在一次采访中,曾留学日本的警察总监朱深反驳说,现在的警察法比清朝律令要自由得多。(87)朱还指出,他认为学生运动现阶段已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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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五卅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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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王府井大街向北去北京大学校园的学生队伍。他们似乎在天安门前示威后回来的路上。打出的横幅是抵制日货、英货,表明这是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的一次游行。注意一辆人力车上面的三角旗,很可能是呼吁车夫不拉日本人和英国人。采自UPI/Bettmann News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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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惨案及其所导致的民愤下,朱深关于学生会按兵不动的预言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而政府遏制和镇压学生政治的企图也宣告破产。警察和军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群众尽情释放爱国热情。6月,学生们随意在全城大街小巷游行,只有在使馆区的入口处才有重兵把守(图22)。6月3日,8000名学生,其中还有300名年轻妇女和儿童,组成长达一里的游行队伍在北京城游行了一整天。(88)从西城的民国大学和东城的北京大学出发的学生形成了两列纵队。学生根据所属学校排成整齐队伍在城中游行,遇到重要政府机关,他们就停下来表达抗议。学生们还派出宣讲团,到人流集中之处,如车夫休息站、茶馆等,动员市民。城市的交通和通信中断了,有轨电车也无法发车。随着两支队伍在城市街道上前行,居民们也加入到了他们的行列,等到队伍在天安门前会合发起“国民大会”时,(89)人群中已有5万名“学生和市民”。最初的队伍秩序井然,可是当大量旁观者自发加入其中以及一些团体和个人被卷入人群,来到了城市中心之后,集会开始变得“略显混乱”。人群一直在喊“罢市!罢工!”,直到主持集会的教师提议向商会总部前进,要求全市商铺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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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有1万人,其中主要是学生,脱离了示威大部队朝南前进,穿过前门,包围了商会。由于会长孙学仕和副会长高宝卿都不在,学生们没能提出要求。随后的大雨又让大多数学生打道回府,回到各自的学校,(90)只有学生代表留在那里等孙和高。夜里9点,高终于露面,他花了3个小时与学生谈判,最终同意,在学生代表在场的情况下召开商会会议讨论罢市事宜,成立学商联合会以及抵制日货英货。之后的几天里,商会成功坚持不发动全市罢市,不过也承受了从天安门前来的示威者定期围困的压力。(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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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是北京五卅运动的高潮,当时有10多万人在大雨中聚集在天安门外。一张记录下朝北面向天安门的人群的照片,向人们展示了在一面“国民大会”白色标语之下,有一个被国民党政客占领的中央平台,周围林立着与会组织带来的各式标语。(92)向南延伸的窄墙和通道两旁栽下的槐树,把示威者逼进了一个不适合公共集会的空间。它原来的作用是围住通往皇城主门的道路。在北京极富象征性的规划中,除了在进行精心编排的仪式活动时,开阔地就应该是空在那儿的。爱国主义使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天安门及其外面的空地,原本设计用来提高皇帝地位,让来访者叹为观止,现在却在大规模抗议活动中成了舞台中心。从当局总是试图防止其被用作政治集会集合点,也可看出这片公共区域的政治潜力。(93)1919年,军队在天安门前安营扎寨,以此阻碍抗议者。(94)1926年,当局还把铺在地上的石头挖走,种下更多的树,明显就是要减少这里能容下的人数。(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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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这天,示威者组织成商人、教师、工人、学生和记者代表团,围站在被政客占据的中央平台边。当天到场的有157个团体,有像商会、记者联合会这样的法团,也有同乡会、商人和手工业行会、宗教团体、马克思主义学会以及工会。(96)从电灯公司和自来水公司等现代化企业和工厂赶来的员工、工人以及印刷工,都来到现场。不过,一起来的还有四五十位“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人力车夫,手里举着“北京人力车夫爱国团”的横幅;50名北京大学的雇工和警卫;以及在农业大学学生带领下从西郊赶来的300位农民。(97)观察者们注意到,分发给人群或人群手中持有的传单和标语,都有内容大致统一的反英和反日主题。不过像孔教大学和北京戒酒联合会的代表们,则摘用儒家经典和饮酒的坏处来装点他们的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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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凭着法团的“有限制的许可”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北京学生联合会等其他团体,各自都有合法说辞,可若不是政治运动席卷全城,他们还是会受到警察的限制和骚扰。还有一些团体,诸如劳工联合会和工会,在这场大规模集会中抓准了时机,自说自话地就在这座城市里获得了合法地位。许多半官方团体以及大会海纳百川、阶级合作的制度,都赞成一种以每个公民以及每个对社会有用的人都享有平等代表权为基础的城市政治模式。此时国民党的主要政治机构都还在广州,因此接下来的事也不难理解,国民党一方的集会组织者擅自把自己放在这块人间画布的最中央,在这块画布上描绘出他们呕心沥血而创造的政体。这一幅表现新印象点彩派画风的团体画像,既反映也加强了团体运动在政治中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