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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1925年6月的政治行动都出于单纯的爱国情怀。某些团体将集会自由和大规模集会的衍生行为视为一种表达不满的千载难逢的机会。爱国主义论调和同心协力成了谋取团体和个人利益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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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五卅惨案之前,城里的水夫加强了其长期反对自来水厂的活动。(103)为了减少管道和自来水步步为营的侵蚀,水夫们曾向政府部门、警察还有商会寻求救助。整个5月,水夫和自来水厂职工围绕着公司经营的给水泵展开了大大小小的争斗。而行业内山东人、保定人和北京人之间悬而未决的派系斗争问题,依旧萦绕着井主和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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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水行井业公会的人对五卅运动热情高涨。6月,水夫们暂停为英国和日本客户送水,并宣布15日举行全天罢工,与上海工人共进退。有1000人加入游行队伍中,行会会长亲自到场向当局递交请愿书。(104)井主和水夫似乎有兴趣把爱国主义集会和游行,结合到他们之前的团体和其他行会共同关心问题的示威活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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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外城西区的水夫聚集在一起参加预定的游行,“势力陡形膨胀,借此时会”,他们先向被指定为抗议集合点的政府机关出发,(105)之后突然往北一转,开始进攻内城东北部的水夫所用的井亭。(106)虽然攻击动机尚未明了,但是在这次事件中不难嗅到一股派系斗争的火药味。某报纸评论道,发动攻击的水夫“借用了学界力量”,或假借参加学生抗议来满足内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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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之后,水夫群体开始另择目标。6月22日,外城同一区来的数百名水夫,操着扁担进入内城,径直冲向东城区自来水公司。这支队伍据说还迫使前几天的对手——内城东北部的那群水夫——加入进来。与此同时,西城区发生的一起水夫和顾客之间的价格纠纷,升级成了一场大冲突,有数百名水夫来到现场。于是,就有了这则报道：“西城区所有水夫,突然间(不知何故),聚成一大群走向了自来水公司。”(107)不过,在工人们到达水厂之前,就有人进行调解,把他们劝了回去。翌日,600名手持铁棍和木杆的水夫与正在西城区铺设水管的自来水厂工人发生了冲突。14人受伤,另有多人被前来制止暴乱的警察逮捕。(108)过了几天,警方在一家饭馆召开调停会议。警方提议,作为让步,自来水公司有权在日用水量超过30桶的店铺和家庭铺设水管,而剩下的则有水夫负责供水。据报道,水夫仍然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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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运动为水夫提供了一个机会,将通常局限在街坊和街道的冲突或通过正常渠道请愿而表达的不满扩展到了全市规模。他们目的明确,手段强硬,以至于警方无法只是简单地予以镇压,不得不诉诸调解,以解决这个由5月请愿而产生的问题。正如1924年这一行业企图发展市级行会时那样,想要达成统一就必须通过之前的冲突消灭或搞垮竞争派系。(109)在1925年6月的大环境下,警方处于守势,而街上又一直挤满了人群和团体,人山人海,于是水夫中的激进分子为他们的事业觅得了一个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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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运动显示了一种惊人的自发组织能力,这从成群结队的游行者和社会各界的群众中不难看出(图23)。这种秩序的由来,部分是由于北京社会组织生活的严密性。正如水夫的例子告诉人们的,过于严密有时会导致内部紧张。不过,由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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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工人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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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以后举行的反帝示威游行中的工人队伍。从打的横幅和三角旗可以看出,他们来自外资汽车公司(很可能是技术工人或司机)或西服店。作为群众民族主义的反应(和劳资纠纷中爱国热情的实际效用),像这类照片中所出现的参加者,来自外资公司的工人只会多而不会少。采自UPI/Bettmann News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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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怀恶意的店主、管理者和工头所筑的壁垒一旦崩溃,(110)能说会道的领导者和懂得察言观色的追随者,也就能推进群体性事件的有组织参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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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1703007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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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职业政客和政治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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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政客也想把他们自己的秩序烙印强加于大众政治。追随学生就会引入一种示范型的领导,而非狭隘的说教型或广泛的组织型领导。而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治人员的目的,是要在城市组织生活中成为一种持久稳定和具有导向性的存在。在由商人政客、旧式士绅、自治积极分子和政论家等组成的城市新兴精英“骨干”中,他们是一股最激进的力量。在五四运动的余波中,像李大钊和邓中夏这样的激进分子,他们把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招募进研究小组、党小组和分部,并与北京各界建立了联系。(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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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北京劳工运动的历史所示,这些不安分的知识分子最初动员北京“群众”的几次尝试并不尽如人意。依靠像吴佩孚这样不可靠的盟友,或像长辛店铁路工人这样分散的现代工人群体,确实限制并削弱了共产党最初的政治事业。1922年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政策,虽与一些北京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立场相左,但确实改善了共产党利用城市协会政治和群众政治的地位。(112)随着工人和市民团体对政治行动接受性的提高,渗透或击败那些对政治冷漠或墨守成规的精英阶层分子,也就变得不那么令人生畏了。不过,城市居民政治意识的提高,也意味着要在竞争的环境下进行动员,这就很难简单地把自己的意志和观念强加于人。在这一阶段,共产党人羽翼未丰,尚不能离开高级赞助者的保护。1924年冯玉祥对吴佩孚发动政变,这给共产党人带来了一位有真正进步思想的政治盟友。(113)可是警方对群众政治所持的对抗立场和临时执政段祺瑞麾下的士兵日益增长的敌意,(114)抵消了冯玉祥势力支持所带来的好处。(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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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国共联合问题上也有内部分歧,这就使得激进政客领导和控制地方运动和团体的企图变得更加复杂。1924年的最后一天,孙中山戏剧性地抵达北京,其来访目的就是弥合南北分裂,这受到了当地极大的关注和支持。来自500个组织的代表在火车站迎接孙中山。(116)三个星期以后,孙中山回报段祺瑞款待的是通知段,只有在允许公共团体和专业协会(“公团”和“法团”),包括行会、工会、学生联合会等组织代表参加下的情况下,他才支持拟议中的重建国家的“善后会议”。(117)另外,孙中山的到来,其一波三折的病情,在3月12日的逝世和大规模的群众性葬礼,为国民党增添了数千名新党员。然而,在孙中山及其政党获得社团与大众支持的同时,北京国民党的精英们在向左还是向右、亲共还是反共等路线上发生了分裂。由于共产党人在城内正统国民党分部中占有优势,反对派党员组织了他们自己的“北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118)左派和右派政客出钱在报纸上登载广告,互相谩骂,有一次甚至在五卅运动集会讲台上公开争论该由谁来主持这次集会。(119)1925年11月,一些知名的国民党反共政客,在临时存放孙中山遗体的北京西山召开的西山会议上,向党内左派发起了一次全国性挑战。(120)在整个1925年的派系冲突中,这份全国性提案是有地方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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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存在着这些激烈的分歧,但是五卅运动还是为群众政治和参与国民党人集会和会议的政治家们注入了强心剂。抗议活动从1925年一直持续到1926年初。1925年10月和11月,段祺瑞政府决定召开国际关税会议,又激起了新一轮反帝国主义示威活动。由于冯玉祥将军对示威者持默许态度,段祺瑞只能依靠警察及其手下五千名全副武装的卫队来阻止抗议活动。(121)有一次,当警察试图阻止学生离开北京大学校园去参加天安门外的集会时,大批学生朝部队丢来石头和砖块,由一群强壮的学生手持竹竿开路,冲出了封锁线。(122)之后,同一批学生在成功抵达天安门后,派遣了一支队伍前去解救未能冲出警察封锁线的外城琉璃厂师范学堂的一批抗议者。被解救之后,学生们通过砸毁警亭以及在重返市中心的路上攻击沿途的巡警来报复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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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是五四式抗议政治的小插曲。流血事件和财产破坏,是由警方镇压与学生对限制和阻碍所作出的激进、有时甚至是鲁莽的反应造成的。诉诸暴力也是城市团体冲突的特点。用拳头、棍棒、扁担,甚至是刀剑来解决工人和雇员间的争执实为家常便饭。在民间组织日益军事化的大环境下,随着民族主义牺牲精神和意识形态冲突的极端言论被注入群体暴力的公共习惯,群众政治走到了更加系统化流血暴力的边缘。许多政治示威弥漫着一种节日的、祥和的气氛,极大多数显然是和平性质的。但是政府中心转变为了军营,加上保卫游行示威队伍的武装纠察队,预示着1926年北京三一八惨案以及随之而来的1927年在全国各地发生的城市大屠杀浪潮。(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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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1925冬,冯玉祥和段祺瑞的北京政权与张作霖的奉军剑拔弩张,与此同时,敌对政治团体间的派系斗争和民族主义群众总动员也进行得如火如荼。例如,1926年3月12日,有十多万人参加了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活动。(124)当天风和日丽,一群小贩在乐队奏乐声中,向人群兜售茶水和点心。但即便是在一片和谐的气氛下,(125)国民党左、右两派仍然拒绝共用同一个讲台,还在城里各个地区竞相组织集会,为纪念活动增添了一段不和谐的音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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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周,在3月17日,左、右两派再次分爨开会,而这次则是为了抗议“大沽通牒”。(126)根据《辛丑条约》所保证的外国在华北利益的安全,西方列强要求冯玉祥部队在48小时之内拆除天津大沽口炮台。由于冯玉祥原本就打算从天津撤军,回防北京,以抵御张作霖的进犯,因此他和政府都欣然接受了这一要求。在北京,学生和国民党政客根据原则,极力反对政府屈服于外国压力。国民党右翼起草了一份请愿书,抗议政府让步,并计划18日在中央公园举行集会。左翼人士则在北京大学会面,要求驱逐签署通牒的八国公使离京。共产党领导的左翼还号召第二天在天安门前集会。一些北大会议的参加者会后游行到了段祺瑞执政府所在的铁狮子胡同。看守这片建筑的士兵拒绝为抗议者放行,在随后爆发的冲突中,多名学生被打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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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有6000人参加了早上10点在天安门外的集会。(127)集会讲台的两旁竖立着超过80面参加学校和团体的标语。讲台上则挂着在前一天中受伤示威者沾满血的衣服。段祺瑞政府一位代表前来向人群道歉,结果却遭到了嘲讽。集会之后,人群中的一部分,其中包括李大钊和其他几位知名共产党员,向铁狮子胡同进发。游行队伍到达执政府后,人数已经超过2000人。人群在背后挤向狭窄的胡同,游行队伍领导者们与卫兵开展了对峙,这简直是前一天争吵和冲突的重演。突然间,卫兵们竟向人群发起了平射,举着刺刀的士兵从暗处跃出径直冲向人群。(128)一位曾在军队服役过的干部喊道：“快趴下!”但是示威者惊慌失措,根本就是段祺瑞手下的活靶子。这场屠杀中,至少有55位手无寸铁的示威者被杀,200人受伤。大部分死者都是学生,但死伤者中也有工人和商人。根据当天在场的共产党员乐天宇回忆,一位干部看到机关枪枪口从耳楼窗口露出来,一把将李大钊拖离队伍前排,撞开东辕门,在枪声响起之前逃出了。乐是爬电杆越墙逃出的,他躲进一家饭馆,还在那吃了两碗面,一边吃一边观察附近有没有警察。李大钊和其他共产党要人躲进了苏联使馆避风头,而各路国民党人则试图通过推翻段祺瑞政权来躲避追捕。几周之后,段祺瑞本人就把权力输给了张作霖,而这个军阀在迫害政治激进分子上远胜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