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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1925年6月,人群可以在天安门和其他集会点自由来去,但是参与限制依旧明显地存在着,那些被剥夺了集会抗议权的人对此深有感触。印刷工在6月10日的集会中起了突出作用,但是财政部印刷局局长却不准其职员离开岗位。(98)报纸报道说,由于这些印刷工都是“有知识之工人”,因此他们对错失这次表达政治观点的机会感到尤其愤慨。(99)工人们好几天都在鼓动反对限令,而后他们得到学生会的支持,帮助他们取得了参加6月15日游行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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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会工人们利用组织会议和采取集体行动的惯例程序计划了这次运动的参与。木匠、砖匠等建筑行业工人,刚刚在涨薪运动中获得经验,聚在一起建立了一个联合会调查上海惨案。(100)集会上,工匠们同意以商会为渠道为上海工人捐献罢工资金。行会以效仿声援了学生抗议者,组织宣讲团,向北京的工人同胞进行宣讲。为纪念上海惨案死难者,行会于6月24日举行半天罢工,所有会员都要求参加6月25日的集会和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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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会会员、现代化企业工人和人力车夫等街头劳工对五卅运动所表现出的兴趣,使得6月25日原本很高的工人参与度达到了顶峰。(101)抗议活动组织者特意挑选了端午节(龙舟节)这个日子以鼓励工人参与,因为他们只有在主要节日才不用上工。人力车夫、自来水厂工人、挑粪工、旧衣铺店员还有其他许多行业的人都加入到了天安门外这场由10万人和100个组织参与的集会中。人群随后花了数小时走了一个正方形的游行路线：东起东城东单,南至崇文门,向西穿过北京商业中心,北达西单宣武门,最后向东折回天安门。在一面写着“北京各界执行委员会”的巨型横幅下,国民党政客率领着一波又一波参加游行的团体和联合会,其中包括北京学生联合会、学校、印刷工、铁厂工、电车职员、商会还有人力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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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运动与之前的爱国主义抗议运动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其规模和参与广泛度,也在于其集会和游行队伍所占领的物理空间。五四运动的游行仅局限于大学和内城政府办公场所。(102)而五卅运动的队伍则走遍了内外城,还特别穿过了商业区和居住区,以及前政府办公场所和使馆区。1925年的全市性游行标志着参与政治活动的群体和阶层的扩大。从地理位置角度来说,城市政治舞台目前已从政府办公场所、法团会议厅和大学校园走了出来,并把商铺、街道、工厂和街坊囊入其中。1919年,学生行走在城市居民中,通过演讲和示范带动政治活动。1925年,城市居民们自己起来开展演讲、集会、游行和抗议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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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1925年6月的政治行动都出于单纯的爱国情怀。某些团体将集会自由和大规模集会的衍生行为视为一种表达不满的千载难逢的机会。爱国主义论调和同心协力成了谋取团体和个人利益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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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五卅惨案之前,城里的水夫加强了其长期反对自来水厂的活动。(103)为了减少管道和自来水步步为营的侵蚀,水夫们曾向政府部门、警察还有商会寻求救助。整个5月,水夫和自来水厂职工围绕着公司经营的给水泵展开了大大小小的争斗。而行业内山东人、保定人和北京人之间悬而未决的派系斗争问题,依旧萦绕着井主和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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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水行井业公会的人对五卅运动热情高涨。6月,水夫们暂停为英国和日本客户送水,并宣布15日举行全天罢工,与上海工人共进退。有1000人加入游行队伍中,行会会长亲自到场向当局递交请愿书。(104)井主和水夫似乎有兴趣把爱国主义集会和游行,结合到他们之前的团体和其他行会共同关心问题的示威活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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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外城西区的水夫聚集在一起参加预定的游行,“势力陡形膨胀,借此时会”,他们先向被指定为抗议集合点的政府机关出发,(105)之后突然往北一转,开始进攻内城东北部的水夫所用的井亭。(106)虽然攻击动机尚未明了,但是在这次事件中不难嗅到一股派系斗争的火药味。某报纸评论道,发动攻击的水夫“借用了学界力量”,或假借参加学生抗议来满足内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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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之后,水夫群体开始另择目标。6月22日,外城同一区来的数百名水夫,操着扁担进入内城,径直冲向东城区自来水公司。这支队伍据说还迫使前几天的对手——内城东北部的那群水夫——加入进来。与此同时,西城区发生的一起水夫和顾客之间的价格纠纷,升级成了一场大冲突,有数百名水夫来到现场。于是,就有了这则报道：“西城区所有水夫,突然间(不知何故),聚成一大群走向了自来水公司。”(107)不过,在工人们到达水厂之前,就有人进行调解,把他们劝了回去。翌日,600名手持铁棍和木杆的水夫与正在西城区铺设水管的自来水厂工人发生了冲突。14人受伤,另有多人被前来制止暴乱的警察逮捕。(108)过了几天,警方在一家饭馆召开调停会议。警方提议,作为让步,自来水公司有权在日用水量超过30桶的店铺和家庭铺设水管,而剩下的则有水夫负责供水。据报道,水夫仍然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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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运动为水夫提供了一个机会,将通常局限在街坊和街道的冲突或通过正常渠道请愿而表达的不满扩展到了全市规模。他们目的明确,手段强硬,以至于警方无法只是简单地予以镇压,不得不诉诸调解,以解决这个由5月请愿而产生的问题。正如1924年这一行业企图发展市级行会时那样,想要达成统一就必须通过之前的冲突消灭或搞垮竞争派系。(109)在1925年6月的大环境下,警方处于守势,而街上又一直挤满了人群和团体,人山人海,于是水夫中的激进分子为他们的事业觅得了一个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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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运动显示了一种惊人的自发组织能力,这从成群结队的游行者和社会各界的群众中不难看出(图23)。这种秩序的由来,部分是由于北京社会组织生活的严密性。正如水夫的例子告诉人们的,过于严密有时会导致内部紧张。不过,由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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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工人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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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以后举行的反帝示威游行中的工人队伍。从打的横幅和三角旗可以看出,他们来自外资汽车公司(很可能是技术工人或司机)或西服店。作为群众民族主义的反应(和劳资纠纷中爱国热情的实际效用),像这类照片中所出现的参加者,来自外资公司的工人只会多而不会少。采自UPI/Bettmann News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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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怀恶意的店主、管理者和工头所筑的壁垒一旦崩溃,(110)能说会道的领导者和懂得察言观色的追随者,也就能推进群体性事件的有组织参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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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1703007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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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职业政客和政治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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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政客也想把他们自己的秩序烙印强加于大众政治。追随学生就会引入一种示范型的领导,而非狭隘的说教型或广泛的组织型领导。而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治人员的目的,是要在城市组织生活中成为一种持久稳定和具有导向性的存在。在由商人政客、旧式士绅、自治积极分子和政论家等组成的城市新兴精英“骨干”中,他们是一股最激进的力量。在五四运动的余波中,像李大钊和邓中夏这样的激进分子,他们把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招募进研究小组、党小组和分部,并与北京各界建立了联系。(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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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北京劳工运动的历史所示,这些不安分的知识分子最初动员北京“群众”的几次尝试并不尽如人意。依靠像吴佩孚这样不可靠的盟友,或像长辛店铁路工人这样分散的现代工人群体,确实限制并削弱了共产党最初的政治事业。1922年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政策,虽与一些北京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立场相左,但确实改善了共产党利用城市协会政治和群众政治的地位。(112)随着工人和市民团体对政治行动接受性的提高,渗透或击败那些对政治冷漠或墨守成规的精英阶层分子,也就变得不那么令人生畏了。不过,城市居民政治意识的提高,也意味着要在竞争的环境下进行动员,这就很难简单地把自己的意志和观念强加于人。在这一阶段,共产党人羽翼未丰,尚不能离开高级赞助者的保护。1924年冯玉祥对吴佩孚发动政变,这给共产党人带来了一位有真正进步思想的政治盟友。(113)可是警方对群众政治所持的对抗立场和临时执政段祺瑞麾下的士兵日益增长的敌意,(114)抵消了冯玉祥势力支持所带来的好处。(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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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国共联合问题上也有内部分歧,这就使得激进政客领导和控制地方运动和团体的企图变得更加复杂。1924年的最后一天,孙中山戏剧性地抵达北京,其来访目的就是弥合南北分裂,这受到了当地极大的关注和支持。来自500个组织的代表在火车站迎接孙中山。(116)三个星期以后,孙中山回报段祺瑞款待的是通知段,只有在允许公共团体和专业协会(“公团”和“法团”),包括行会、工会、学生联合会等组织代表参加下的情况下,他才支持拟议中的重建国家的“善后会议”。(117)另外,孙中山的到来,其一波三折的病情,在3月12日的逝世和大规模的群众性葬礼,为国民党增添了数千名新党员。然而,在孙中山及其政党获得社团与大众支持的同时,北京国民党的精英们在向左还是向右、亲共还是反共等路线上发生了分裂。由于共产党人在城内正统国民党分部中占有优势,反对派党员组织了他们自己的“北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118)左派和右派政客出钱在报纸上登载广告,互相谩骂,有一次甚至在五卅运动集会讲台上公开争论该由谁来主持这次集会。(119)1925年11月,一些知名的国民党反共政客,在临时存放孙中山遗体的北京西山召开的西山会议上,向党内左派发起了一次全国性挑战。(120)在整个1925年的派系冲突中,这份全国性提案是有地方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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