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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有关三一八事件,见乐天宇口述,第30—41页;《顺天时报》,1926年3月19日第7版; NCS, 19 March 1926, pp.1, 5.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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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NCS, 2 December 1925,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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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伦敦通信联合会(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的口号是“我们的成员数量无限!”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intage, 1966), p.21. Thompson 指出：今天我们可以在公开场合通过这样一条规则;但在历史转折关头,它却是枢纽点之一。对于任何特权和财富集团独占政权或以政治保护这些集团的国家而言,这是个攸关存亡的严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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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第九章 兵临城下：军阀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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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类似五卅运动这样的群体性事件中,随着北京社会对辩论、讨论和公众冲突越来越习以为常,城市基层生活的逻辑就被投射到了全市性游行集会的大屏幕上。成群结队的市民在政治意识上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战争和围城的压力,迫使城市社区将自己与分崩离析的政府和虎视眈眈的军队进行区隔,军阀冲突便创造了可供比较的闪光时刻。(2)为保社会安定,一小群身着长衫的瘦弱绅士不畏艰险,挺身而出。由于他们的领导,市民们限制城外军事冲突所造成的负担和风险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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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帝制和民国的政治机构依然在北京运作,城市政治与社会就必然受制于政策、计划和官衙的保护。即使城市中的团体能够出色地管理好自己的内部事务,商人、学生、工人、记者以及其他各界依旧会迎合北京官僚,以期获得特权、放权和照顾。到了1920年代中期,这种依存关系突然就从巴结城墙内的“上层人士”,转变为讨好驻扎城外或驻守城内的军队和将军们了。北京从原先国家政策和政治的主宰者,沦为了华北平原军事纷争的战利品。(3)一个又一个执着问鼎政府各部和内阁的争权者,在征服、占领了这座城市之后,继而又抛弃了它。北京市民并非从报纸上有关新一轮选举或派系改组的报道中,而是从隆隆炮火、店铺倒闭、空荡荡的市场和满街的士兵、难民中得知政权更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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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及其麾下的军队,沿着各条铁路干线东奔西驰、攻城拔寨,他们成了全国、地区和地方政治舞台上的主要政治角色。军阀时期的北京也在劫难逃,时常要遭受军队和战事的侵扰。这座城市的规模、其首都地位的价值(直到1928年)以及有能力以武力威胁、以关税利诱军阀们的各国使馆的存在,总体上保护了北京不受战争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1920年至1930年间,六场大战全部或局部在华北平原进行。每场战争都引发了政府危机,扰乱了通信以及城市食物和煤炭供应,北京城乡到处都是难民与败兵,造成了顷刻间失去了政府管理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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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兵临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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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骆驼祥子》中,老舍描述了北京居民在民国时期是如何近距离地感受到战争所带来的威胁的。他写道：“战争的消息与谣言几乎每年随着春麦一块儿往起长,麦穗与刺刀可以算作北方人的希望与忧惧的象征。”(4)例如,1925年秋天,张作霖与冯玉祥之间的军事冲突日渐升级,谣言四起,激发了北京城及其近郊居民强烈的自保行动。郊区的农民们蜂拥至城里的市场出售他们的作物,免得到时候被士兵们抢去。(5)周边地区87个村庄的地主们聚在一起,商讨建立民兵以防匪患和军阀冲突带来胡乱抢掠。(6)那些对这种防御筹备不抱希望的郊区居民,都开始进城避难了。(7)报贩们吆喝着战事最新动向和捕风捉影的谣言,更加剧了当地紧张气氛。在与两位将军有瓜葛的银行里,挤满了前来兑现的储户。新起的谣言让集市和娱乐场所门可罗雀。市民和旅人涌向火车站,想在铁路被切断之前逃离此处。商业活动处于完全停滞状态,就连无所不在的街头小贩和人力车夫,一时间也不见了踪影。(8)这一切都发生在枪声还未响起之前(图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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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已经盘踞在了北京居民的心头。这种城市心理敏感性,可以追溯到军阀时期之前的拳民暴乱和1912年的兵变,当时北京有大片区域不是被烧毁、抢劫一空,就是受到士兵胁迫。世纪之交至1910年代发生的事件已经让市民认识到,因政治而起的军事危机会导致城市暴力。在任何特定时刻,城墙内都有足够多的武装人员,他们要么自行其是,要么奉命行事,轻而易举地就能将整个北京变成战场。若是考虑到城里社会管理的总体水平,就不难想象,军队暴乱也很可能升级成社会动乱。“街头混混”“要饭的”和“流氓”,也加入到了1912年袁世凯的兵变队伍中,还成了他们暴乱的替罪羊,“他们被斩首后……曝尸街头,以儆效尤”。(9)张勋丁巳复辟虽以失败告终,但也反映了其在辛亥革命以后没落潦倒的前清官员和旗人中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满清帝制的支持者们迫不及待地取回前朝官印或去二手成衣店买来官服。道具店铺的假辫子生意则是一枝独秀。(10)1920年代的军阀当道,在北京可谓内有兵变和社会动荡之忧,外有兵连祸结之虞,因此无论战争何时爆发,北京居民都有足够的想象和经验来勾勒一幅大难临头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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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乘火车而来的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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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上拿着一支有商标的雪茄烟的张作霖(中)和孙传芳(右)在北京站月台上的合影,时间可能在1928年初张作霖召集的应对二次北伐的会议。“狗肉将军”张宗昌在军阀中是最粗蛮的一个。一位北京的教育家形容他体大如象,脑笨如猪,性暴如虎。孙传芳在1924—1927年间控制着毗连上海的长江下游省份,1925年曾因杀了张宗昌的一个手下而与张作霖交恶。胜败军阀走马灯式地“你方唱罢我登场”,成了北京市民常见的“军阀政治”。[Howard L. Boorman(包华德)and Richard C. Howard, ed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vol.1, pp.122-127; vol.3, pp.160-162.]采自UPI/Bettmann Newsphotos。(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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