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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市民关注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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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春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市民在报栏前阅读前线的最新消息。这场战争的决定性战事发生在距离北京城南仅10英里的铁路站长辛店。军阀冲突的持续、紧张和逼近,对于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采自UPI/Bettmann Newsphotos。(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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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的国民军,同张作霖及其同盟之间的战争从1925年秋一直持续到1926年夏。作为军阀政治的典型情节,冯曾在前一年背叛吴佩孚,临阵倒戈,与张作霖结盟。如今,张和冯又反目成敌,冯据守京城,而张欲攻之。这场战争可分成四个阶段：张与以前的一位支持者(郭松龄)之间在北直隶和南满洲的冲突;12月张与冯的部队在天津附近的战斗;次年2月国民军与北上复仇的吴佩孚军的战斗;最终3月在北京周边,(13)以及从春末至夏季,冯玉祥国民军反奉失利,撤退至北京城北长城外南口要塞的战事。实际战斗只于1926年春在北京周边持续了一小段时间。但是这座城市依旧受到了超过10个月周而复始的动员、战争状态和复原的影响,这也表明军阀当道对城市社会的影响是何等之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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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精英阶层的动员紧随日益蓄势的军事动员而来。1925年11月18日,“京师治安维持会”(下称“治安维持会”)召开会议,提出了城市食品价格疯涨问题。(14)参加这一协会的有北京治安部队要人,例如京师警察总监朱深、京畿警卫总司令鹿钟麟,还有一些有名望的士绅和商界人士,如年迈的政治家前总督赵尔巽、商会会长孙学仕。(15)其他应邀加入的还有活跃于自治运动中的个人和地方市民团体。(16)总商会和各大行会都派出代表,有典当行、绸缎店、洋货铺和老式钱庄等行业的领导者。典当和货币兑换都是对政治极为敏感的行业。穷人们会在个人拮据或时局动荡时当掉他们的财产来维持生计。钱庄负责铜钱和银两、硬币和纸币之间时常波动的兑换交易。绸缎店和洋货铺实为城中最富有的行业,社会动荡既给他们造成许多损失,又要他们为治安捐财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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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维持会成员为缓解地方局势采取了三项行动。首先,他们致电张作霖的部队,请求他们放行更多从东北和天津运粮来京的火车。其次,鹿钟麟答应想办法从他的上司冯玉祥控制的城市西北地区运来更多的小米,这是城市贫民的主要食物。第三,采取措施增加京汉路的煤炭运量。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对民国时期的战争模式尤其敏感,因为大多数战斗都发生在铁路沿线,(17)而铁路则为城市运来诸如食物和燃料等基本用品。由于北京所消耗的粮食和煤炭必须依赖铁路运输,在连接北京与汉口、天津和东北等地的铁路沿线发生战斗或调动部队,势必对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供应量有直接影响。(18)整个1925年秋天,交战的军阀、治安维持会、警察、商会、煤炭批发和零售商之间错综复杂的谈判,维系着整个城市的煤炭供应。(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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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维持会类似于社区危机时建立起来的传统的绅商联合会。北京官商界都给予了支持,而参与过自治政府改革的当地政客,则注入了市民积极性的新资源。治安维持会所采用的计划,侧重通过保障社会秩序的物质基础来维持民间安定,与过去的社会实践一脉相承。每年天气转寒,北京的地方精英就投入“冬防”,以防止因季节性失业和物价上涨导致的犯罪和社会动乱。地方精英的想法很简单,如果人们忍冻挨饿到一定程度,就会铤而走险,以求生存。确实,根据狱中监禁人员的统计来看,在冬季经济犯罪的比率就会翻一番。(20)冬防涉及对城市及其郊区进行更严密的监管和筹款开办粥厂以接济穷人。粥厂一般在10月至来年1月开办,依款物筹集情况和当年冬天的气候而定。粥厂大约三分之一的餐饭由警方提供,其余则来自当地商人和慈善组织的捐赠。(21)1925年末,由于城里食品价格上涨,再加上战乱在北京地区造成的恐慌和混乱,精英分子们自然而然地会认为,这个冬天会比“正常的”冬天更难熬,更多的穷人和难民需要帮助,且要面对更多滋生犯罪和匪患的多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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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下旬,警方宣布将有200名持剑军警和100名持枪军警支援警察部队。(22)警方还宣布,他们不久就会开设粥厂,(23)而且在11月,当局还会给穷人和乞丐分发木牌,救济站开始供餐时,就可以拿这些牌子来换粥。(24)可是粥厂直到1月才姗姗来迟,以致平均每月冻死饿死两百人,这对城市居民来说简直是个惨剧。(25)那时,警方估计粥厂每天要为3000人供餐。在城墙外设置粥厂,是约定俗成的做法,这既反映了穷人和流浪汉们都倾向于聚集在城门附近,也说明警方和当地精英也希望他们呆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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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的来袭和战事的报道,使当地人对社会秩序更加感到担忧。为了应对紧张局势,商人们一方面全力支持治安维持会的活动,同时也开始把钱财物资运往使馆区,并部署加强商铺、街道和社区的防护工作。因市面谣言孔多,前门外的商户们组织起一个商团。(26)他们从南直隶雇来了一批武艺高超的打手,还找来了几位精于射击的枪手来加强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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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畿警卫司令部、警察部队以及私人和相关利益团体携手合作,以慈善和高压手段来维持城市秩序。在这一过程中,当局和商界在资助战事和遏制投机行为等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冲突。1月,鹿钟麟召集商会理事们要钱。(27)他以慈善的说辞表达了这一要求,说这笔钱是为了给在天津战役中牺牲的国民军将士购置墓地的。根据鹿的说法,保定的商人们已经捐款10万元,他建议北京商人理应比他们捐得更多。一位商会理事起而抱怨道,京师总商会在战争伊始,已经资助国民军30万元,而且战事所导致的经济萧条,使他们难以甚至不可能再拿出更多的捐款。所有理事都认同这一观点,但是鹿仍然不肯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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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在往年,大地回春,按老舍的说法,“春麦一块儿往起长”,预示着需要“冬防”的恶劣情况已有所缓解。(29)可是到3月,在战事不断的压力之下,贫穷及其所引发的犯罪现象愈演愈烈。报道称,这种令人绝望的经济环境所导致的犯罪潮,使人们普遍感到不安。一位记者指出,“一大批穷人被逼无奈,只得铤而走险,以抢劫偷盗维持生计。就在上个月,京城周边就有百余起拦路抢劫案件,大部分抢匪都拿着棍棒刀枪,但是他们抢到的东西却不值几个钱。”(30)到3月中旬,粥厂每天施粥人次已经达到了8万,而来北京城里和四郊避难的战争难民与日俱增,使得施粥问题更加严峻。(31)一份报纸在回顾1926年时,估计那个春天大约有20至30万难民逃难至北京,这一数量相当于该城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常住人口。(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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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3月下旬,战争已不再是一个间接的和微妙的压力问题了。从早到晚都有坐着汽车和人力车的伤兵络绎不绝地进城。(33)面对张作霖部队攻击方向的东城门外,溃败的冯玉祥部有大批残兵败卒在那儿徘徊。城门外卖食物的铺子都被迫关门,因为士兵吃过饭后都不肯付钱。也有一些为了从一波又一波饥饿难耐的顾客那里捞一笔,依然在营业。(34)城里名副其实的守军在夜里关闭城门,以控制士兵进城的人流。随着东郊骚乱和犯罪频发,4000名“商人和市民”组成了一支民兵队,在街道和村庄巡逻。(35)前门外的富有商区布防了由武装员工组成的商团。(36)一些店主把贵重物品都搬到了使馆区,使那些在使馆区有仓库设施的银行和企业获利颇丰。各国使馆在全城各个疏散点做了安排,以备其侨民在需要时能够被带入使馆区。(37)据报道,(38)因为父母们都希望女儿在军队暴乱时能得到丈夫的保护,婚轿也忙得不亦乐乎。(39)商铺称有许多年轻工徒失踪,人们猜测他们可能是自愿或被强迫参军,因为只要年满15岁便可入伍。(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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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战争对城市造成的威胁,北京绅商各界头面人物联合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度过冯玉祥、段祺瑞政权垮台后的这段真空期。3月22日,一小批前政府官员在紫禁城的一个宫殿内开会,主张通过和平会议来解决战场上悬而未决的问题。(41)与会者包括王士珍、赵尔巽、胡惟德和孙宝琦。前外交总长颜惠庆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前总理王士珍曾任银行董事以及北京电车公司董事长。赵曾参加过1925年11月的治安维持会会议,也曾是张作霖在东北的庇护人。胡也是前政府高官,曾在1924年组织建立北京煤气厂。(42)孙曾担任财务总长、总理、直隶道员,投资过当地煤炭和钢铁公司,还曾与胡一道创办北京煤气厂。他们个个都是资历老道的政治家,并以他们在政府内的地位和在官场内外的人脉,成为旧士绅阶层的现代代理人。充满讽刺意味的是,民国政治动荡,一旦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就能招来这些知名人士,随随便便就能指名几个前总理,借着他们的名头和经历在城里斡旋调停。这四人在北京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共享地方精英以及全国各地区人士的人脉关系。他们联名通电反对国民军,呼吁召开和平会议,同时强调了维持北京和平的重要性。几天之后,即3月27日,商会会长孙学仕领导的另一批人重启治安维持会,并召开了新一轮计划会议。(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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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和郊区军事化进程日益加剧,治安维持会及其背后的绅商势力产生了组建一支独立的准军事力量以保持北京和平的想法。(44)城市军事控制在失败者和胜利者手中的更迭,向来是周而复始的军阀冲突中最微妙、最危险也是最昂贵(就进贡军费来说)的一环。一支自产的部队似乎不失为平稳渡过这一难关,并且保护当地利益的一个办法。商会理事杨益俭(音译)是一家进出口店的老板,也是某位将军的兄弟,他把组建队伍的提议付诸为具体的计划。(45)不过这个有点大胆的计划并没有开花结果。但是组织一支地方独立部队的想法,却显示了军阀当道给地方社会造成的这种压力,当地精英对在市级层面为自己塑造正式角色的信心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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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维持会在前门商区的天津行会设立了总部。至4月初,这个团体将其工作分成六个部门,并通知当局,他们将计划通过选举20位有名望的绅商来监督各个警区,从而接管警察厅的行政工作。(46)治安维持会下属的自卫队配有六百支枪。官员们为难民设立接待中心,还请求军队调用车辆为城市运送食物、食盐和煤炭。前自治运动的活动家在治安维持会中的存在,以及该团体接管城市行政管理的勃勃雄心,意味着当地精英分子试图借这次军事危机,在1926年完成政府在1920年代初自食其言的事情：地方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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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在北京上空进行了几轮有节制的轰炸,显然是为了在城市制造恐慌。4月2日,一枚炸弹炸死了一位老妇人。(47)第二天,在飞机试图轰炸内城国民军司令部时,有数万北京居民出来观看。轰炸持续了数日,就连前门和天坛附近都发生了爆炸。有一次,国民军的飞机还紧急起飞迎战。治安维持会向张作霖提出抗议,张起先还称自己对空袭并不知情,随后便建议,若北京市民希望早日结束轰炸,就应尽快将国民军部队撤出北京城。(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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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目标随意的城市轰炸中稳住人心,孙学仕举办了茶会,邀来商界要人,请求他们不要把贵重物品运往使馆区,(49)因为这会给人们造成错误的印象,而这是孙和其他当地精英极力要避免的。(50)治安维持会要求政府出资4万元来为它现在的行动提供资金,这次的角色转换,当然令商界人士感到欢欣鼓舞,因为之前政府和军队总是向他们提出过分要求。(51)据报道,政府同意支付2万元,前提是治安维持会将名称改成不含有警察功能的意思。毋庸置疑,鹿钟麟以及残留的政府,当然不希望自己在城外对付一个更加危险的强取豪夺之徒时,城里还出现一个“平行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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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个被当局视为友好竞争者的治安维持会日益坐大和渐得人心,鹿司令最终还是宣布将其解散。警方施展了对付新兴自发联合会的一贯伎俩,将治安维持会定性为非法组织,尽管其囊括了城里几乎每个法团的代表。(52)不过由于治安维持会一直忙着扩大影响力,而鹿司令和其他剩下的国民军都心系南口镇,所以这次“取缔”就显得不痛不痒。治安维持会的力量,扎根于精英阶层的社会关系网和诸如商会之类的组织之中,而非其本身的正式地位或合法性。它的设置就是一个“柔性”组织,可以化解鹿钟麟等武人的冲击,而于参与者的声誉和权力丝毫无损。因此,身为治安维持会领导人之一的王士珍以军人对他漠视为由,在北京的报纸上宣布退出“和平运动”。其实在鹿颁布禁令之前,治安维持会就已经对自身职能做了调整,仅限于处理难民问题,并把建立独立军事力量的计划束之高阁。(53)可在这时,城里百姓已广泛地组织起了民兵,可以说杨益俭宏大计划的分散版已经实现。当军人步步紧逼时,当地精英就退避三舍,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在地方层面上维护自己的利益。像治安维持会这样的架构,本身可以退让或放弃,只要时机有利,还可以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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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局势每况愈下,(54)且冯玉祥部队即将撤退,治安维持会驾轻就熟地再次扮演起了城市领导者的角色。警方报告称,随着患病和饥饿的难民不断进城,他们平均每天会在街上发现35具尸体。(55)在城外,流离失所的士兵和平民的死亡率更高。(56)显然,设立粥厂等“冬防”措施还应继续进行,甚至需要投入更大的力量来应付与日俱增的难民人数。(57)随着社会苦难加剧,治安维持会恳请京兆尹指派治安维持会成员中10位德高望重的前政府官员和政界元老,在鹿钟麟及其国民军离开之后,负责管理城市。(58)鹿欣然同意将警察部队的控制权移交给改组后且“合法化”了的治安维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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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立对警察部队的控制,治安维持会首先须设法支付9000名警察和1500名宪兵的薪饷。既然城市自卫队的计划已成泡影,那么这支警察部队的士气及其对治安维持会的顺从就愈发重要。因此,京师总商会、银行家联合会以及各国使馆一起筹集了一笔相当于一个月薪饷的钱,以此来保证警察的配合。(59)鹿钟麟和国民军也拿到了一笔钱。鹿会见了商会和银行家,要求得到一笔200万元的“撤离费”。商会出了四分之三的钱,其余部分则由各银行家以及预征4个月的铺捐来支付。(60)治安维持会和商会还公布了为张作霖、吴佩孚和张宗昌的入城部队送去食物和礼金以表欢迎的计划。(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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姗姗来迟的反国民军部队并未缓释治安维持会官员们的重负。这支占领军反而还带来了诸多新问题,尤其是士兵们把大量无担保的纸币带进了城。张作霖此次来京靠的就是印钞机的帮助。(62)当他的部队拿着这些所谓银元券、铜元券像货币一样消费时,就直接抬高了当地铜币的价值。(63)在这种情况下,钱庄老板们不再按照之前的惯例,(64)在每天早上设定当天的固定汇率,也不屈服于官方稳定货币市场的压力。商会就此问题召开了会议,但是钱庄老板们辩称他们的做法是当前形势下唯一理智的行为。商会与银行公会起草了一份规则呈交军方,要求各位大帅采取措施,通过存入现金和向商会担保或表达一种兑换纸币的意愿,来为这些纸币做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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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张作霖破衣烂衫、纪律涣散的部队开进了城里,举着枪强迫钱庄和其他店铺接受他们的纸币。(65)店主们把铜钱都藏了起来,以免被迫去换那些一文不值的纸币,还经常要为此与士兵们斗智斗勇。商人们用油漆涂掉匾额、搭起脚手架或挂上“维修停业”的牌子,以谢绝顾客。之前还摆着成堆钱币的钱庄的架子上空无一物。(66)鞋店和成衣店只摆放小尺码或女式商品,压根就不想让士兵进门。洋货铺只陈列出大件商品,士兵们想搬都搬不动。当铺则等到中午才开业,而且早早就打烊。店员们延迟了数小时才上工,以缩短交易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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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和士兵,作为军阀冲突时期的主要受害者和加害者,充斥着这座城市及其近郊。数千名无家可归者在西郊游荡,在那寻找食物和居所。(67)在4月下旬,仅一天就有两三万难民涌入了内城西北角的西直门。西郊北郊及其城门的压力,反映了战局正从城东向西北面发展,冯玉祥部队赶到南口一带布防,伤亡并不大。难民继续从其他各处城门涌入城内。大多数都是没钱住宿的妇女和儿童。难民们还带来了各种暴行的传闻和谣言,致使北京城内人心惶惶。军方高层下令攻击平民者都将被斩首。人们还对军事行动引发的混乱对地方经济的长期损害深感担忧。(68)据估计,有10万左右的士兵占用了农民的房子作为兵舍,而此时正值收获之季,农民们却都被赶进了城里。(69)这支部队后勤补给非常差,士兵们只得靠征用或偷窃食物或其他补给品来维持。部队刚抵达不久,近郊的粮食储备就已告急,使得城里的粮食供应雪上加霜。(70)作为应对,治安维持会致电军队恳请他们派出专列,运送粮食、盐和煤炭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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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反国民军部队占领了城市之后,一场围绕行政肥缺的竞争也开始了,展现了一幅民国和军阀政治制度败坏时的画面。《华北正报》指出：“直奉双方的领导者们都在角逐京师油水最足的部门。”(71)联军部队向前挺进之时,猎官者紧随其后。有些甚至在围城刚解除时就搭乘第一批列车赶赴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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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机关最近已经因欠薪雇员纷扰、政治抗议,甚至被学生占领而乱成一锅粥。满怀怨言的官员则成了这个踉跄而行的新政治体系的主要生力军。多名官员要求担任相同官职的现象不在少数。某些政府大楼,有一部分或整个都被等着拿薪酬或被解雇的公职人员占得水泄不通,另一些则空空如也。前议员们试图收回已被寻找住宿的学生所占据的议会大楼。新任京畿警卫总司令却不允许他们进入,除非经张作霖和吴佩孚两人的批准。(72)这些新近走马上任的官员的政治可信度基本上和占领军带来的纸币差不多,虽然没有中立的公证人和代理人来为他们估价。他们政治事业的破产表明,即便这批新来乍到的政治来客占领了民国的行政空壳,治安维持会依旧是这座城市实际上的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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