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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能使城市和农村生活变为一场彻底的灾难。(73)猎官者们为同一个职位你争我抢的场面使体统荡然。士兵与平民争夺食物和居所,总能占得上风,因为他们手持武器,或至少有更好的武器以及使用这些武器的技术,场面相当恐怖。数十万难民只背了些衣物就逃往北京,可见这场灾难规模之大。毋庸置疑,为了打击犯罪和匪患而在乡村建立的民兵团,在某些地区也能防止军纪涣散的部队胡作非为,某些地方的部队尚可约束。但总体而言,农村社会相对于城市来说,更易受到军阀的破坏。不过农村居民会用自己的双脚做出决定。张作霖对北京不痛不痒的轰炸,并未降低其作为战时避难所的价值。军阀对农村地区的侵扰程度,只受部队纪律和规模以及军阀运动对铁路和普通道路的依赖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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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的军阀冲突直接或间接造成的死亡和破坏,北京也未能幸免。除了轰炸造成的死伤,治安维持会的努力,也没能防止难民和城市贫民沦为战争所造成或加剧的疾病和营养不良的受害者。北京有许多人已经处在了生存的边缘,城门紧闭、物价上涨、货币市场混乱对经济生活的破坏,将他们从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推向了边缘。如此程度的贫困和沮丧,迫使鹿钟麟不得不在其掌权的最后几周里,在护城河和运河边上布置警卫,以防人们投河自尽。(74)R. H. 托尼(R. H. Tawney)将中国农民描述成被水没过脖子的人,一个浪头就能把他淹没。虽然城墙和粥厂这样的设施起到了隔绝战乱的作用,可城内一部分穷苦劳工也和他们的农村同胞有着同样糟糕的境遇。城市居民还遭受了来自军阀的政治暴力。虽然军阀混战的规则让段祺瑞这样的失败者能够保住性命、全身而退,但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得胜的部队在北京采取的第一批措施之一就是枪杀(75)支持国民军、国民党的《京报》主编邵飘萍。(76)(张宗昌为这一暴行的策划者,见图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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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北京的规模和复杂性使得恐怖统治和单纯的没收财产难以奏效。城市居民对付丘八伎俩的招数要比一般农村居民多得多。在一个充满小作坊、店铺和住宅的城市里,到处都是纵横交错的胡同和院落,不起眼的藏身之所无处不在。老舍小说叙述祁老太爷是这样度过兵荒马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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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没有吓倒他,和平使他高兴。他……只求消消停停的过着不至于愁吃愁穿的日子。即使赶上兵荒马乱,他也自有办法：最值得说的是他的家里老存着全家够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这样,即使炮弹在空中飞,兵在街上乱跑,他也会关上大门,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便足以消灾避难。(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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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钱也买不起粮食、关窗锁门守在家的人,除了劳动力也没什么能贡献给军队的了,这时军队就会派人来抓壮丁。军人也无法将这些量小数大、遍布全市的粮食和钱财窝藏点搜刮一空。为了获取城市经济资源,他们必须做通那些能够接触到商铺和行会经济的领导人的工作。他们必须与绅商、老政客和形形色色的民间领袖以及法团官员等达成妥协,还得承认这些人作为中间人和调停人的合法角色。虽然对当地精英分子施行高压的意图并非不得而知,但是将处在能把别人的钱交给你的位置上的人枪毙或监禁起来,就不合情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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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从谈判、妥协、威胁到让步的过程,涵盖了从4月末至5月军队与地方精英之间关于货币问题的争吵。以面值接受军票无异于向他们直接进贡或交税。(78)商会会长孙学仕和治安维持会领导人王士珍都明白,他们及其所代表的人都对城市经济负有道义上和财政上的重托,而要恢复城市经济就必须买通这些军人。不过商会和治安维持会也在条件上据理力争。在商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孙学仕称,他和治安维持会已经要求军阀们从各自势力范围内运来白银以担保纸币,有权以贬值纸币的面值额来缴纳新政权的税收,并禁止用纸币兑换硬通货。(79)如果治安维持会制定的这些和其他类似的规定都被接受的话,张作霖和其他军阀就不得不对北京经济进行一大笔净投资。若是这样,他那么当军阀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而且这还会严重限制张调动资源的能力。但是商人、银行家和其他精英只能硬着头皮压缩条件,因为就像鹿钟麟要求并得到了一笔可观的和平撤军费一样,反国民军联盟势必也会相应地要一笔和平占领军费。据报道,张作霖及其同伙以索要200万元的“贷款”,作为赶走冯玉祥和段祺瑞的代价。北京的银行家和商会讨价还价以100万元。(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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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4月末5月初,随着治安维持会和军队之间的协议逐渐成形并且公开,越来越多的商铺又重新开张营业了。正规政府围绕着联合那些能够获得资金的部门和机构渐渐地开始运作起来。外交部是唯一一个能够支付员工薪水的部门,因为它能得到外国使团所缴纳的关税。(81)由于官府想要得到运行所需的现款,治安维持会变得像一个谈判中心和清算所。银行家周作民给教育部和中小学提供了足够的贷款,帮助他们支付一部分教职工的工资。(82)为获取能够支付警察和警卫部队薪饷的贷款,治安维持会还参与了同北京各大银行的谈判。各银行要求他们的贷款能有所担保,治安维持会则抱怨贷款利率太高。(83)治安维持会成功地当起了政府官员和银行之间的中间人,在整个5月份,它成为政府各部门的主要游说对象。这个组织受到了各部门机构的信件“轰炸”,他们都希望得到资金或提高信贷额度。(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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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越来越倚重治安维持会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便不得不对自己的鲁莽和破坏行径有所克制。段祺瑞执政时期的外交总长、现任治安维持会成员的颜惠庆,离开治安维持会而充任新政权摄政内阁临时执政。这种合作和政治化的倾向,最初在治安维持会成员中还有一些批评。随着张作霖新政权的蹒跚起步,并在6月端午节的结算中度过了第一次财政危机,治安维持会作为进京大帅和政客的临时社会基础和当地社会有条件的纽带的价值,在新政权和当地精英分子眼中都有所减弱。它在北京的精英为降低“政府”着陆社会造成的冲击,提供了一个调解和谈判的缓冲地带。但张作霖的独裁专行和北京民间领袖的地方自治或地方自卫计划之间,买的和卖的不是彼此要的东西,双方一拍两散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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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控制保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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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战争和保护的经济意义时,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连恩(Frederic C. Lane)写道：“任何经济事业都需要保护并为其支付费用,以防止其资本遭到破坏或被武装夺取以及劳动受到暴力扰乱。”(85)在和平时期,政府自身垄断了组织性暴力行为并通过税收和受贿来确定保护费的多寡。可是1920年代的中国却一点都不太平。军阀割据模糊了税收、受贿、进贡、勒索和劫掠之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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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政治的大部分都围绕着保护成本的计算和承担费用的评估。有些团体和机构相对其他来说更容易遭受军阀的侵扰。(86)然而每个个人,包括数千家店铺、工厂和居民区的市民,都将成为军队暴乱和劫掠的受害者。不过,藏匿现金、关闭店铺或依靠社区街道的民兵团等方法可大大降低战争、围城和城市暴力对市民的影响。而经营范围遍布地区乃至全国的人则另有出路。银行家、政客和官员们可以逃往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地的外侨社区避难。那些与整座城市休戚相关的个人、团体和机构便带头出面商谈和支付整座城市的保护费,然后再通过他们控制的渠道和组织分摊下去。在1925至1926年,各商铺、公司和市民共为军阀支付数十万元的保护费,他们本可通过自卫策略以更低的代价自我保全,但是却没有在支付保护费这一问题上产生显著的分歧,这恰恰证明了治安维持会和商会、银行公会等法团的权威并非空穴来风。在1925和1926年间,军事危机让城市领导者及其所代表的群体之间达成了共识。军阀当道的真实或臆测的危险,让那些对谈妥的保护费公平性问题还有所保留的捐助者都乖乖地把钱交了出来。然而,商界组织的纵向性使得各个派系之间可能产生分歧,因此就需要有人来不断地创造和维持这种共识。在1928年的第二次军事危机中,保护费问题就从在任法团领导者的手中落到了竞争对手和反叛运动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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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现在是张作霖坐拥北京城,而他的敌人,其中包括冯玉祥,正联手对其进行讨伐,但1928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基本就是1925年和1926年反国民军战争的翻版。在一片动员与反动员的气氛下,战云笼罩了1927年的华北大地。反奉联军由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权领导,冯玉祥部队、阎锡山的晋军和白崇禧的桂军也投至麾下。北伐战争誓将统一全国,把革命进行到底,但是却未触动军阀割据的体系。(87)战争的胜利建立在构筑军阀联盟之上,而军队则依旧沿着中国的铁路网在东南西北各处制造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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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8年6月,张作霖离京已决,王士珍宣布重新组建治安维持会以平稳度过张作霖离京之后和北伐军进京之前的这段真空期。(88)考虑到商会重要性的上升和北京行政地位的下降,与其1926年的前身不同,1928年的治安维持会使商会会长孙学仕和副会长冷家骥成了正式成员(1925年秋时他们也是这么做的)。(89)接下来的一周,治安维持会管理城市的工作十分有效。治安维持会领导者们为警察和部队筹集了资金,保证公共设施继续运作,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以及与北京各界代表进行沟通以抑制谣言传播,并体面地交由北伐军官员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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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维持会和商会批准北京各商铺为北伐军提供食物和补给,因为他们以为国民党政权会负责予以偿还。(90)而当南京政府和北京的驻军长官都不愿履行诺言时,政府批准商会征收5个月的铺捐,根据店铺的规模,每家店需缴纳50至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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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6年,关于保护成本的计算和评估工作,在治安维持会和商会作为中间人的支持下一帆风顺,可在1928年,同样的过程却激起了强烈的反对。筹款问题使商会在1928年夏末和秋天分成了两个敌对阵营。众多店铺反对捐税,旅店行会由于迁都南京而遭受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因此带头抗议商会的做法。(91)鉴于过去军队暴乱所造成的实际伤害,商会在纳税人这里已经失去了道德和实用的吸引力。正如之前的事件所揭示的,在涉及调动资源和牺牲成员行会以集中权力的问题上,(92)商会领导者们最怕的就是来自各派系或更大范围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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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反对派势力与一个负责调动商界资源的国民党群众组织联盟,使商会内部纠纷更加复杂。商民协会是当地国民党支部五个群众组织之一。(93)协会于7月成立,是北伐军到来和国民党地下工作者浮出水面所发动的政治总动员的一环。起初,商民协会一直在讨好商会的领导。但是之后,捐款问题为协会提供了一个能站在它所谓的商界“群众”一边的机会。商民协会认为,商会并无做出这些评估的合法权利,这次捐税不过是又一次不公平的征税。(94)从商会领导者的角度来说,已购置的食品保证了城市及其市郊在奉军和国民党统治交接期不受士兵们的劫掠。这笔已收取的钱,实际上是一笔“保护费”,而且是公平地均摊到每个商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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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税之争,因蒋介石反军阀政权的“军阀”行为而起,而对商会姑息养奸的“封建”的批评,使得这一争执愈演愈烈。攻击是来自一个国民党组织,也反映了蒋介石政府内部分歧的程度。正如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所言,当国民党利用军阀式的结盟和与地方精英谈判交易的方式统一中国之时,他们便亵渎了这次运动的“纯洁性”。(95)像商民协会这样的组织巴不得把这事挑明,让那些不得不把这个差不多由张作霖和孙中山共同设计的政治游戏玩下去的国民党官员和将领备感难堪。在反对意见的冲击之下,商会发现自己在同一政治运动中处于上有强逼、下有公众批评的两难境地。国民党人的党国简直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96)这对正受到严酷人身攻击的商会领导人孙学仕和冷家骥来说,多少有点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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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部反对和商民协会运动的双重压力下,商会在1928年11月13日召开了一次临时商民大会,对孙学仕和冷家骥进行信任投票。(97)商会领导者们被有自我意识的平民团体抨击为军阀的帮凶,便组织了这次商民大会,以强调其基础广泛、程序民主和法团地位。有3000名会员当日聚集在了前门外北京最大的戏院。三位当地国民党官员代表商民协会上台发言。国民党政客们极不明智地无视了冷家骥将他们正式介绍为商会会员的打算,因此当三人中的一位上台时,迎接他的是台下高呼“打倒国民党”和“不要外人插手我们的事务”。于是三人便愤怒离场。投票结果出来之后,出席的71个行会中有68个投票赞成新铺捐。三天之后,国民党人打着五个群众组织的旗号发起了抗议游行,但只有区区两百人到场。(98)尽管如此,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反对还是迫使商会放弃强征而改为劝说来收这笔捐税。(99)“封建”的商人们在商民协会挑起的决斗中,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使遭受挫败的当地国民党人在口诛笔伐上变得更加极端,甚至提出要将孙学仕和冷家骥逮捕并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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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精英之于1920年代中期军阀侵入城市政治的反应,考虑到了军头们已经彻底简化了民国政府的方式。自由主义宪政形式被完全抛诸脑后或支离破碎。军阀政治机器以威胁和武力作为惯用伎俩,紧抓着任何能够带来收入或掌管后勤补给所需要的铁路的部门和机构死死不放。那些被他们视为保护费筹集者和地方治安保证人的精英分子和组织,也是其紧抓不放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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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同地方军阀的角逐者无所差异,但国民党人还是为城市政治带来的一项新元素：一种由政府指导和容忍的革命。(100)1928年之前,北京的革命曾于1919年和1925年在天安门外如火如荼地展开过,在激进政客的关系网络和俱乐部中也能够不受干扰地、低调地进行。而到了1928年和1929年,这个网络和群众运动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全市性的组织,一个具备干部核心、一群相约为盟且自认为能够实现城市社会转型的支持者的团体。作为精英网络和清代延续下来的法团的主导构架的对手,他们认为,像商会这样的组织已经无可救药地向军阀和帝国主义妥协了。治安维持会和商会热衷于买通军阀,并向各国使馆寻求资助,以换取警察和军队的忠诚,这就是其作为共犯的初步证据。可结果却是,北京现有的城市秩序被证明更加能够适应他们这种革命战斗性,而他们自己却没有如此强的能力来适应这座城市。你能在这座城市里加入任何新事物,前提是你一样都不能去除,这就是北京的生存法则。若只是一心想着建立一个没有使馆区、没有政界元老也没有孙学仕的北京,那么这些当地的革命者势必会为自己的异想天开而大失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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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放或者关闭的后果影响着社区组织方式的观点采自G. W. Skinner(施坚雅), “Chinese Peasants and the Closed Community： An Open and Shut Cas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3：3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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