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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参见C. Martin Wilbur, “Military Separatism and the Process of Reunification Under the Nationalist Regime, 1922-1937”, in Ping⁃ti Ho and Tang Tsou, eds., China in Crisis, vol.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pp.203-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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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益世报》,1928年6月3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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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益世报》,1928年6月4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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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NCS, 22 June 1928,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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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顺天时报》,1928年11月14日第7版;NCS, 15 November 1928,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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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另外还有学生会、工会、农会和妇女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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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NCS, 3 November 1928,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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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Joseph Fewsmith, 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 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 1890-193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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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NCS, 15 November 1928, p.12; 《顺天时报》,1928年11月14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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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NCS, 18 November 1928,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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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NCS, 8 November 1928,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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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第十章 工会与派别：北伐战争后有组织的劳工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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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28年总商会与商民协会就“保护成本”问题而展开的斗争,反映了北伐军抵京之后城市政治的普遍激化。首先,张作霖离去造成的政治宽容气候,使得地方政治遍地开花成为可能。张作霖在北京执政的时期,政治迫害达到空前的程度。除了1927年逮捕和处决李大钊及另外19名共产党人,张作霖的手下还处决了其他数十甚至数百名政治犯。(2)而试图发扬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式政治激进主义的干部们就必须面对牢狱或死亡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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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北伐军要人有着偏执狭隘的倾向,但在1928年夏天还是出现了新的、比较自由的政治氛围。得胜一方的军阀冯玉祥、阎锡山以及他们的总司令蒋介石内部的互相牵制,使得谁也不能像张作霖那样以高压政治控制这座城市。阎、冯、蒋三人的支持者分享了北京和华北地区的市级和省级职位。不论是南京国民政府还是驻扎在城内外的华北军阀,都无法决定性地干涉地方事务,因为他们害怕这会打破地区的势力平衡。(3)结果,尽管蒋介石对群众运动及其男男女女的领导人极不信任,他也无法继承张作霖在北京实施高压统治的衣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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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国民党本身,作为负责民众动员的国民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权力正逐渐落入蒋介石领导的军队和政府官员手中。1928年夏,蒋来访北京,在其演讲中对那些有“党权高于一切”“这样错误思想的人”提出了警告。(4)党员应做“民众的先锋,向民众宣传,做调查劝导的工作”。“简单一句话,党员是只有义务没有权力的。”然而,华北的地方党员组织者却坚决不肯放弃赋予他们权力的职务,即将学生、工人、妇女、农民以及其他团体与阶层组织成政治上活跃的协会和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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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抵制党对蒋介石的从属地位时,国民党组织者不太愿意鼓励一个自由主义的多元化政治体系。他们的目标是由国民党来主宰政治和社会。对他们来说不幸的是,不论是南京国民政府还是当地精英分子,都对这个宏图大业不感兴趣。竞争组织如法团和行会,连保住自己的地位和特权都忙不过来。且事实证明,国民党总部也没有能力和意愿将公民纳入到庞大的政治机器中。政党无法全面征服当地社会,总部也不能完全控制当地党部,这造成了一种多元化的政治动员模式。那些致力于一党独裁的人,既没有在地方上击败其他对手、赢得城市精英分子和群众效忠的本领,也没有全国的影响力,把他们及其支持者与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政权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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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离京之后不久,蒋、阎、冯等人就忙着着手瓜分被剥夺国都地位的北京城所剩下的政治战利品。蒋介石之所以不愿将国民政府定都北京,毋庸置疑,其中必有一部分原因是他希望降低这座在军阀军事范围内的城市对他们的重要性,并且避免自己的政权受到这些不可靠盟友的直接影响。现在,北京更名为北平特别市,并设立了全新的政府体系。(5)市长之下有8个行政部门：公安局(警察)、社会事务局、卫生局、工务局、财政局、教育局、公用事业局以及土地局。(6)其中公安局消耗了市府70%的预算。就好像是为了加强警察在新政府中的地位一样,特别市政府被临时安置在刚挂上国民党旗帜和招牌的旧警察大楼。(7)工务局有近千名员工,负责之前由警察部队承担的道路维修的监管任务。社会事务局的83名职员负责调解劳工纠纷。这两个部门,再加上财政局,合共占用了余下非警务支出的绝大部分(占总预算的24%),其余各局个个人手不足,资金紧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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