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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干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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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北京和华北其他地区政治阵营,迫使高层政治当局勉强地部分容忍新运动、新观念和新组织。在这种政治宽容的大氛围下,最大的例外就是继续迫害被困于地下状态的少数共产党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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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客和组织者由秘密走向公开,提出了一个涵盖全市居民的代表方案。这张基于国民党统一领导群众的政治蓝图,在之前天安门外的群众集会和上海、广州等南方城市的尝试中已初见端倪。由于特别市政府主要由山西官员控制,冯玉祥和蒋介石的支持者在政府中势孤力单,因此国民党政客们另辟蹊径,通过建立新的群众组织来加重自己的砝码。在这个南京鞭长莫及的地方,他们在现有社会体制之外,设立了工人联合会和其他群众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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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6月6日,北伐军进城之日,当地国民党部转入公开活动。国民党干部们将前门外的湖南会馆作为他们第一个党部,(10)并以锦旗和海报大张旗鼓地向世人宣告自己的存在。(11)翌日,市党部正式开会。会上诵读了孙中山遗嘱,并做了三分钟默哀(12),向国旗和孙中山像鞠躬,然后宣誓防范共产党活动以及维持城市秩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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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们自然有理由庆祝。由于张作霖1926年在华北大获全胜,北京国民党干部被迫转入地下,有大批党的工作者遭到杀害或关押。(14)在警方探员的骚扰之下,国民党人艰难地与他们想领导或控制的社会势力保持着联系。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非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干部们已经着手扩大他们在群众运动中的基础。(15)在这场地下政治攻势中,一位名叫丁惟汾的关键人物脱颖而出,他是孙中山革命阵线创始人之一,也是国民党华北党部主要领导人。(16)丁通过组织对抗共产党影响的团体公开反对统一战线政策,这个团体就是后来的“大同盟”派。在北京,身为这个中左派团体的核心人物的非共产党干部都是来自北京朝阳大学(北京最大的私立学府之一)的学生,他们和丁一样都是山东人。(17)共产党人已经在1925年和1926年初扩大了他们与工人的联系,面对共产党人的顽强竞争,非共国民党干部们则设法接近粪夫、人力车夫、水夫、报夫和印刷工人。一位幸存下来的老党员强调道：“我们不停挥舞着刀剑,从不退却。”(18)段祺瑞在1926年春对共产党及其国民党左派盟友的攻击确实使得这次竞争不如预计的那么困难。但是国民党人也同样遭到了控制这座城市的张作霖部队的镇压。在北伐军抵达之后,党部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释放在押人员,这也表明了多年地下活动所付出的代价之大。(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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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转入公开活动,开始或继续动员城市居民的国民党员,多为在五卅运动之后入党的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20)他们大多数都是外来人员,这也是北京各行各业中的普遍情况。(21)大同盟派在市党部的崛起,部分原因是由于其与山东人领导者的关系,比如在组织群众中举足轻重的李乐三和张寅卿。利用同乡心理来发展一批核心追随者和扩大个人影响力,是中国城市政治中屡试不爽的一招。商会会长孙学仕和安迪生就各自利用了他们的山东和河北(直隶在1928年更名为河北)人脉,作为其闯荡公共生活的基础。总之,在北平政治中,山东关系对大同盟来说是一笔财富,因为在这里,如水行、粪行等许多行业都被山东人把持,且又有许多精英分子来自这个丘陵半岛省份的城镇和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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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的储备,来自各个政治化的大学、学院,政治意识日益增强的工人阶级,还有受到军阀和革命打击的官场。对受过教育的青年来说,从政相当有吸引力,何况他们能够选择的职业机会本来就不多。(22)一个共产党人后来颇有敌意地谈到,在1928年,李乐三和他的同志们“一无兵,二无钱;只有几个山东同乡——朝阳大学的学生作骨干,力量薄弱得可怜。他们为了要造成自己的权势,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向‘民众运动’方面发展”。(23)其后台丁惟汾出任南京的中央党务学校训导长一职也为大同盟助了一臂之力。(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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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8年和1929年,国民党党员人数大致在2000到3000人,他们狂热地进行着将旧都革命化的任务。(25)党内积极分子试图根除任何他们认为是城市生活和文化中封建和反动势力的东西。某些被判定为“含有封建思想”或“毫无意义”的街道名称被更改了,例如“猪头胡同”改为“竹头胡同”,“户部街”改为“公安街”,(26)“麻线胡同”改为“法宪胡同”。(27)市党部宣传部还派同志往前门外的照相馆没收张作霖、段祺瑞等军阀和政客的“反革命分子相片”。(28)为了将文化生活也“现代化”,当局还曾试图强迫市民过阳历新年而不是阴历春节,但是没有成功。(29)至少,从事情的表面来看,正如一位报社专栏作家所言,北京正透露着一股革命化的“味道”。(30)他们对教育和政治也进行了“党化”。“女子有革命化的剪发(短发),男子有革命化的中山服……吃饭有中山馆,游玩有中山公园(原名中央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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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文化和光环紧紧地依附在国民党政客所推动的群众运动周围。基层运动有望加深这种似乎只是城市政治和文化生活徒有其表的变化。李乐三和张寅卿等干部在1928年的夏天和秋天忙忙碌碌,建立了一个群众组织网络,其中包括各种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和妇女的协会和联合会,而这些都与他们所控制的市党部和“民众训练委员会”紧密相连。(31)商民协会力争取代京师总商会。市学生会在国民党的支持下重获新生。妇女们加入到了一个党办协会。甚至城郊的农民也参加了国民党人所指导的组织。李和张对劳工运动也制定了宏伟的计划,而这正是自五四运动以来群众组织者一直难以实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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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工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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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总工会自6月成立以来,不到几个月就吸纳了数十个工会和16000余名会员。(32)总工会从北京那些规模不大但极具战略意义的现代公用事业公司、通信公司和工厂那里获得了支持。不过这个组织也把人力车夫、粪夫、理发师、清扫工、赶骆驼的和水夫等纳了进来。(33)若是考虑到各行会的权势经久不衰,以及来自全国和地方的掌权者加强了对基层组织的抵制,那么1928年北平工会运动为自己打基础的工作可以说是相当出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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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运动也得益于总工会干部清晰明了的民粹主义和激进的宗旨。1928年夏,随着运动名单上的公司和行业越来越多,李乐三和张寅卿旋即公开呼吁开展阶级斗争。(34)(但没过多久他们便右转谋求将自己的立场与较保守的国民党主流进行调和。)(35)总工会干部积极物色潜在的工会新成员,并树立高调的公共形象,以吸引更多的工人加入工会事业。就在国民党人公开活动后不久,电车工人就联系到党干部表达了组织工会的意愿。张寅卿及另一位同僚造访了位于天桥区的电车厂,并商定举行隆重成立典礼的事宜。6月26日拂晓,成立典礼举行。(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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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加入了工会,工人们就会立即提出加薪和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电车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和缩短工时。(37)邮政工人则要求减少工作时间,同时每月休假两天,加薪,并保证不拖欠工资。(38)代表电气公司员工、报夫和印刷工人的工会也提出薪酬和工作保障问题等要求。(39)工会组织下的工人们采取的这些初期行动中,没有一例导致罢工或引发暴力行为。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人们很快就达到了他们全部或大部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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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运动在全市确立地位的迅速胜利,却让总工会遭遇了第一次政治危机。1928年8月17日,阎锡山司令从其太原司令部下令关闭工会办事处。在一份阐明这一举措的通电中,阎锡山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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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以来,二三党部人员,极力蛊惑工人,成立种种工会,煽动阶级斗争,进行猛烈……其为预定阴谋,毫无疑问。风声所播,市民疑怕,(40)富室纷徙。若再长此蔓延,窃恐一旦暴发,为祸之烈,将更甚于粤汉。(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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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歪曲工会运动对地方秩序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强调革命与反动的血腥场面,阎锡山明显是想以此威胁党的干部及其支持者。但是党干部们没有慌了阵脚,他们见招拆招,首先上诉南京政府,但是答复却不尽如人意,于是他们就伪造了一份驳回令。在接踵而至的混乱中,工会又恢复了他们的工作。之前谨慎起见而请“病假”的工会领导们,又带起了总工会徽章重新站在公众面前。(42)全国和地方的政治僵局与举棋不定,防止了这只反劳工巨兽把6月和7月间结下的组织成果一扫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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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赢得的能够无拘无束地参加在城市政治集会和示威游行的权利,工人既珍视又庆幸。1928年7月7日,市党部组织了一次集会庆祝北伐胜利。(43)游行定在早晨举行,许多公用事业也暂停服务,以便让电车工人、电话接线员和邮政职工等参加。按照计划,夜里还要举办灯会,政府当局援引南京政府不鼓励或禁止大多数公共游行的条令,试图禁止这场集会。但干部们没有让步,游行照旧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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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蒋介石在北京准备和他的军阀盟友进行谈判,随行卫队也决定参加游行。游行始于天安门外,由各妇女组织领头,后面跟着电车工人、士兵和来自各学校及工会的队伍。旗帜和灯火沿着旧时亭台楼阁和皇家园林曲折蛇行,在这一令人称奇的夜景中,游行队伍穿过中央公园和北海公园一路北向。当游行队伍到达北海公园北门时,一些妇女放慢了脚步,以至于后面的士兵开始抱怨地嚷道,“前面快点”。电车工人回头告诉他们,前面的妇女由于一整天的集会太累了。于是,士兵们开始讽刺电车工人,(44)粗俗地说,要是妇女们真的走不动了,他们何不背着她们走。工人也开始还嘴,接着双方就爆发了争吵。游行典礼官试图过来调停,却没能成功,士兵们开始攻击工人,他们殴打了好几人,并把他们的灯笼都砸坏了。负责指挥游行的李乐三和张寅卿止住了争斗,下令手下的维持队逮捕并拘留了一名士兵。队伍继续按照既定路线前进,向南过了西四和西单路口,沿着长安街往东(45)朝天安门走去。当游行队伍穿过京畿警备司令部大门时,20名军人和探员冲了出来,抓住了4个电车工人,明显就是因为有士兵被抓而伺机报复。游行者见状,都上来为4个工人解围,却瞧见列队的士兵用步枪对准他们,随时准备开火。由于三一八惨案的可怕景象仍历历在目,“人群警觉地后退了”。党内高层、警察和军方高层于翌日会面,交换俘虏并商讨后续事宜。与此同时,工人们在城里开着两辆挂有反军方标语的电车,以表达“强烈不满”,而且还载着4位受伤的工人作为军方暴行的证据。蒋介石的代表最终同意为争执中受伤的工人支付医疗费用,并起诉涉事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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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的庆祝活动,还引起了工人关于政治权利和老生常谈却又极具争议的带薪假期问题的辩论。带薪假期,对1920年代的中国来说,还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工人们一般只有在三大节日才能休息。因此,工人们就把参与政治视为争取缩短7天工作制的合法途径。(46)可想而知,雇主们对工人通过政治手段争取假期的预期十分悲观。澡堂业老板们威胁说,如果理发师继续缺工参加工会总部每周的孙中山纪念会,就把他们从店里赶出去。(47)邮政官员抱怨道,工会成立的这一年里,工人们放的假比之前民国整个17年的加起来还要多。(48)为抗衡与日俱增的工会权力,新成立的北平工厂联合会(49)声称,如果其会员对“假日和更多的带薪假期”的要求让步,他们将被逐出行业。(50)最终双方都做出了妥协,同意在传统节假日之外,再增加一定天数的全国性节日。(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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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加薪,防止任意解雇,增加政治自由等,工会也在有限范围内扩大了社会福利。电气公司工会、火柴厂工会、电车工会和财政部印刷局工会为工人或其子女开办了学校。(52)身份低下的工人也以一种新的方式受到了尊重。例如,粪夫也被邀请参加了市党部举办的茶会。(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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