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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事件说明车夫们有着自我监管的强烈欲望。行会历来就有自我监管的优先权,而近来在大批团体和协会中新成立的准军事化的维持队和卫兵也再次重申了这一权力。集体自治的习惯总的来说有助于警察维持治安。工时长、假期少,而且对大多数工人来说,居住在店铺或宿舍,这就意味着工作场所的秩序,不论靠什么来维持,都有利于更广泛的社会控制。当然,这样的做法也势必会威胁到警察厅在城市使用强力的垄断地位。(16)在这一大环境下,车夫们对违反工会会规的倒霉者所采取的行动绝非个案,而警方则认为车夫们这些无视或逃避警方监管的企图是一种挑衅。多年以来,人力车夫一直是警方新治安战术和策略的主要目标和试验品。而在1929年,车夫们挑战这些管制的种种尝试,恰恰与警察的公共秩序观念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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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夏天,电车公司与人力车夫之间的冲突已不再受行会、法团和党内精英的控制,而被街头动员的残酷现实所左右。6月下旬,电车公司公布了一项开办“环路夜线”项目以提高乘坐率的计划。(17)该计划要在暑期傍晚六点至半夜期间,在各线路上增加车数,让居民们能购买到打折票,还能舒适兜风以去夏日湿热。人力车夫工会获悉这个消息,立即通过总工会和市党部发起抗议。与此同时,车业公会也通过总商会向政府请愿,要求禁止这项计划。警察和市政府就此问题安排商谈,但是工会拒绝接受电车公司提出的让步方案。(18)工会直接戳到公司公共关系中一直以来的痛点,指出这项计划一旦实施,“人力车夫苦寒同胞一线生活,亦并摧残殆尽”。(19)政府并没有对这一请愿做出立即答复,但是却通过结语——“环路夜车在公司所以谋营[业]之发展,而人力车夫之劳苦生活亦应加以注意”,承认了人力车夫行业要求的正当性。(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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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一直僵持到7月,而警察则从车夫集会的“异常紧张”气氛中,察觉到了他们正在酝酿新一轮的战斗。(21)车夫和电车工人间的战斗爆发了。(22)多起事件都发生在内城西北区,之前就是在这里发生了对城门段捐和公交车竞争的抗议。在一篇题为《北平势必爆发电车公司与人力车夫大战》(Peking Promised Spectacle of Clash Between Tramway Company and Rickshaw Men)的文章中,(23)《华北正报》指出,车夫们“群情激昂”。(24)车夫们称,夜车计划威胁到了十万工人的生计,若有必要,他们将不惜以武力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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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作上的骚扰从不轻易妥协的电车工人,与蒋介石的警卫队发生了一起新的冲突。(25)当蒋介石在城里与北方军阀和政客会晤时,他的士兵殴打并逮捕了一辆与军车相撞的电车上的司机和售票员。在总工会的帮助下,工人们24小时之内便获得了蒋的道歉。就在与人力车夫的冲突爆发后不久,电车工人们召开了一次会议,要求总工会解散车夫工会及其支部。(26)这时,总工会内部正经受着“新”“旧”两派斗争的巨大压力,它召开了一次大会,以制定解决工会成员冲突的基本规则。(27)总工会领导者一边继续支持人力车夫,充当这一劳工运动中日益壮大的组成部分(以及旧势力的主要盟友)的代表,一边试图减少自己对车夫行为应负的政治和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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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车服务定于8月5日晚开始运营。人力车夫们无视了总工会关于暴力对峙的官方警告,准备动用武力制止电车在10点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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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车夫工会的人得知(将有更多的电车投入运营)后,他们奔走相告要堵住电车的去路。不到半个小时,就有百余名车夫聚集在了西城区,随后便分成10至20人一组守着各个车站,盯着进站车辆。车夫们喊道,只要看到电车,就要把它砸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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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班次的司机和售票员不禁注意到一群群愤怒的车夫出没于电车沿线。这些坏兆头的消息传了开来,电车工人们匆匆集合在了天安门外。(29)工人们派代表到公司,威胁若不取消这一服务他们就罢工。(30)暴动和罢工的双重威胁逼得公司只能放弃增车,最终连通过开发电车娱乐休闲价值来提高收入的想法也只能胎死腹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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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月底,一次关于停车规章的小口角升级成了一场与当局的对峙。在这次冲突中,车夫们将暴力威胁进行到底。(31)8月31日,有人力车夫在公园门口违反警方规定任意停车揽客。值班警察令其走开,车夫不服,便爆发了斗殴。有报道说是车夫本人把警察打倒在地的,又有的说是附近其他车夫前来加入打斗的。几分钟以后,警察和军队就赶来现场解救了这位警察。由于工会办事处就在附近,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两个,而是30至40个劳工。在接下来的冲突中,三名车夫被逮捕押送区署。警察队伍在军队的帮助下,成功利用全城网格式部署抑制住了冲突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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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口角和斗殴并无特别之处。可是30个车夫为一个车夫出头就有点不同寻常了。接下来发生的事不仅是史无前例,更击溃了警察的管制体系。31日晚,在羁押车夫的区署值班的警察被门外数百名喊着放人的车夫惊醒。后续报道又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版本。一家报纸称人力车夫袭击区署,战胜警察,救出了工友。另一家则称警察在车夫们的威胁下放了人。救援之后,这批人承诺派代表来谈判便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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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等压力之下,当地部分巡警刻意和车夫保持一定距离。9月3日,有10名车夫跳上一辆抵达西单牌楼站的电车,强迫所有乘客下车。(32)虽然多名乘客遭到推搡,可没有人受伤。附近就有一个区署,但警察却没有干预。(33)随后的一份警方对此事的调查书承认,西单的警官和警员玩忽职守,他们也“精疲力竭,派不上用场”。在过去,警察习惯了利用人数优势、组织和士气来贯彻他们对车夫下达的命令,但现在他们发现自己所面对的车夫竟也有钢铁般的意志和召之即来的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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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和总工会双方都对车夫与警方之间鲁莽的暴力事件有所警觉,召开了一次工会和警方高层会议试图消除紧张气氛。(34)双方起草了一份题为《防范人力车夫与警察冲突办法》的文件,其中承认是长期以来的成见导致了警察和车夫关系的恶化。警方同意指示其警员“不得轻视[车夫],与各阶级民众一律待遇”。为了制止车夫对当局的不尊重,总工会也将命令车夫“应遵守纪律,竭力服从警察之指挥”。总工会还同意将支部职员名单提供给警察,并且一旦有全市大会或支部大会必先通报警方。这样一来,具有特色的全市精英分子关系中的正式责任和非正式磋商也拓展到了社区层面,而最近的冲突就是在这一层面爆发的。如果一场冲突在所难免,区署或派出所直接通知总工会,请其派员制止。车夫们如果觉得警方处置不当,须通过合法程序,“不得纠众扰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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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已至此,“纠众扰乱”已经成了车夫的首选武器。在9月5日,即总工会与警方签署协议之日,车夫们发起集会来纠正他们与有身份的乘客做生意时经常会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只身一人的车夫,常常会在拉到目的地时,遇到乘客利用住在附近的便利不付车钱的事情。有一群大学生乘坐人力车去他们位于西城区的校园,(35)在到达时没付钱就溜进学校大门,车夫们要追进去,却在校门口挨了门卫一顿打。(36)一旁目击此事的车夫立即跑去通知附近的西单支部,百余名车夫迅速游行至学校校门进行抗议。当日晚些时候,在附近发生的另一起学生与车夫的争吵中,有一名车夫受了伤。作为报复,西单牌楼支部派出工人绑架了其中一位学生,将其囚禁在支部大楼,直到警察安排其朋友前来支付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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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车夫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受到法律认可的团体和有反抗精神的群体所拥有的双重力量,对1929年9月的城市政治和城市生活有着重大影响。一家地方报纸头条登载了一篇题为《人力车夫工会势将普及全市》的文章。(37)自1929年春,人力车夫的工会会员规模已经翻了两番,达到了4000余人,成为总工会下最大的分会。(38)全城各处都有支部办事处。西城区、西直门、西郊以及天桥区,这些聚集着大量人力车夫和穷人的地方,都是最活跃支部的所在地。工会所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个个能让车夫们维护自己利益的集合地点,它还提供一种行会式的社会福利,例如丧葬费和婚庆费。(39)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城门税和段捐,以及汽车公司和电车公司的竞争等,工会通过总工会和国民党,充当车夫们称职的说客。不幸的是,通过谈判解决的问题,很容易再次引起纠纷,部分原因在于车夫要求的不可妥协性。而且在电车公司夜车计划这件事上,用暴力威胁达到目的被证明比谈判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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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车夫与电车之间、车夫与警察之间关系的争论,让车夫们群情激昂,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调停,因为精英们会在其刺激之下,设法尽快消除紧张气氛。一旦被总工会和工会领导者动员起来,(40)人力车夫们就会偏离他们作为工会成员应该遵守的行事准则。总工会和全市人力车工会在多起事件中对支部活动失去控制,因为车夫们的行为没有一个“负责任”的个人或组织愿意承认。当地干部意识到了车夫特有的激进主义所带来的风险。9月初,民训会发表了一封对全市人力车夫的公开信,这封信开宗明义地指出,工人们加入工会,“乃是要解除自身的痛苦”和“增加革命的实力”,同时,车夫们必须认识到“电车和汽车的增加,是社会进化的自然现象”,信中继续写道,“我们的敌人是压迫民众的封建势力,不是电车和汽车”。市党部也通告人力车夫工会,称许多加入工会的工友“多有误解工会宗旨,常与外界发生争执”,“遂致时有违法案件”。(41)作为补救,它建议召开政府、总工会和工会代表联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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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党部、总工会和行会代表的办事方法,把冤情转变成合法诉求需要时间和耐心。而人力车夫被警察任意驱使和殴打,遭受乘客的虐待和欺骗,或被电车和汽车抢走了生意时,他们需要的是立即补偿。9月底的一份政府报告对街头激进主义的自发性、直接性提出警告：“近来洋车夫时有与警察、坐客争吵,或藉端聚众逞凶情事……近日人力车夫与警察、汽车夫、电车夫时常发生冲突。”(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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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工领导者和精英会议酝酿的政治活动之下,一场激烈的社会运动正于1929年夏天和初秋在人力车夫之中形成。人力车夫不仅从政策制定者和领导者那儿,也从由警察、穿长衫的乘客等熟悉的角色戏剧性的社会事件中,以及愤恨等熟悉的情感中察觉到了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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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和自发暴动的双重发展给了人力车夫多种战术和策略的选择。车夫们可以请愿、游行、分发传单、(43)示威、绑架敌对团体成员、包围区署、攻击电车或者斗殴。尽管国民党领导人嘴上不离革命,也有一段激进主义的记录,但是他们更愿意把民愤往温和的改良的代表制和调停疏导。车夫们可以集结于他们旗下,也可以就着他们身边的日常事,例如警察的骚扰,当场要求得到解决。后一种的直接行动和对峙,发生于作为一种“非正式公开法庭”的人们熟悉的街头环境中。战斗性和集体行动的风气,使得车夫总能在这种法庭上获得有利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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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就要缴纳会费,尊重其领导,同时也要承受即便得胜也可能一无所获的风险,就像1924年“贫民习工厂”事件那样。而选择直接行动,就需要对是非对错有大致的把握,有打破规矩和惯例的决心,还要有兵来将挡、见招拆招的本事。随着秋天的临近,全市的车夫们在这两种选择间徘徊不定,并抵制着总工会、党部、警察和市政府将他们限定在制度边界内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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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政治意识和阶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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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夏,人力车夫与他们宿敌的斗争所拉开的战线,暗示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激进主义,直指10月暴动。城里的居民,不是车夫们的顾客,就是他们的监管者或竞争者,由市民与车夫间的摩擦而导致的热点乃至不时冲突的长期记载,为人们了解这种新兴的、有组织的战斗性背后的情感因素和理由提供了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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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而,在1929年夏天关于人力车夫的斗殴、争吵和争论中,社会学家黄公度为了寻找“无产阶级意识”,调查了百余名人力车夫的看法,而他们恰好也是工会成员。(44)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45)黄被中国工人是否能够扮演工人所被设定的激进政治角色而深深吸引。黄以为,有现代意识的中国工人才可以成为“无产者”,他想弄明白的是,中国城市中的普通工人是否具有现代意识。人力车夫成了最佳测试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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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2月,在电车风潮之后,黄在其调查结果中总结道：“北平的车夫——至少是我此次所测验的车夫确是多少有了阶级意识。”因为“他们半生的经验,使他们认识了自身的痛苦”,而且“知道他们用团体行动,即组织能力,可以在某种程度内改良他们的生活。……可是他们对于四周的环境却没有认识清楚,他们对于国内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现状没有明了,对于劳工运动的手段也没有了解。他们有力量,然而因为没有认清四周的环境,还缺乏正确的目标和手段。一个出轨的火车,可以伤害车上的乘客,与轨外的行人”。(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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