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11391
1703011392
黄对阶级意识的定义,需要工人有对自身贫穷现状的意识以及共同行动为自己解脱苦难的意愿。他们并不需要满足马克思主义的基于阶级团结意识、对自身所属社会地位的理解以及以激进方法摆脱主流社会安排的意愿等更严格的标准。(47)作为一名同情国民党左翼的知识分子,黄公度似乎在期待一种“无产阶级的”或现代的和有前瞻性的平民主义,而非一种具有阶级意识的政治激进主义。
1703011393
1703011394
令黄失望的是,他发现许多车夫的政治和社会观念,与其说是现代的或受到投入一场全球性运动的希望所驱策的,倒不如说是既传统而又仅限于他们个人境遇的。当他向车夫提问“什么是工会?”时,他们平淡而又现实的回答让他大失所望。由于近几个月建立组织的经历,人力车夫们就用一些具体词汇来形容工会。对大多数人来说,工会只不过一个工人团体、工人开会的地方或工人的机关。(48)有两名工人认为工会就是“各行有各行的会”。只有少部分人给出了听上去更像无产者的联想,比如“工人政府”。(49)对遇到唤起工会作为一种特殊组织的更庄重的回答有所期待的黄公度,把这种具体表述与无知等同起来。事实上,正如这座城市的工会主义历史所揭示的,为了获得一个作为“团体”的公共身份和找到一个政治容足之地的斗争绝非易事。有两名工人认为工会等同于“工人的地盘”,或靠武力夺取地盘、势力范围。并不是所有的工人都对工会目前具体成就的结果表示满意。有五位车夫说,工会就是个“捣乱的地方”。
1703011395
1703011396
由于“捣乱”、谈判、开会——这些与人力车夫工会息息相关的活动——工会干的这些事和行会基本差不多,黄公度的证据确实在一开始暗示了人力车夫误解了这一问题内在更大的重要性。根据他们的回答,黄公度也可以问“什么是行会?”如果工会和其他组织没什么两样,那便可以说加入工会的人力车夫们通过在城市的既定社会秩序中赢得一席之地而成功建立了一个具有传统功能的新式组织。若非如此,那只能说他们没能开发出工会——作为一场按照马克思主义路线的社会转型运动,或按照国民党原则的组织转型运动——的全部潜能。
1703011397
1703011398
当黄公度让这百余名被提问的车夫准确地解释工会的宗旨时,他所得到的那些细节的回答更让他确信,有很多工人确实认为工会和行会大同小异。(50)他们中有半数认为工会的主要作用就是举行会议、游行、谈判或保护工人。在车夫们的观念中,传统行会所关心的,如“援助工人”和“解除工人痛苦”等,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打抱不平”也差不多。虽然这在行会和工会的会员中并非普遍现象,但还是有一部分会员对“要会费”和“管闲事”所带来的负担表示厌烦。
1703011399
1703011400
另一位名叫于恩德的社会学家,也就同样的问题在总工会及其分会负责执行的一次调查中收集了资料,从他得到的回答中可以看出,(51)北平的其他工人也倾向于把工会等同为既有团体的生活和政治惯例。(52)正如总商会是建立在老式行会基础上的现代组织那样,现代工会主义的结构和形式似乎也应该依赖手工业行会的观点和做法。可在于的调查中,工人被问及“工会之目的为何”时,普遍会说遵循总理三民主义和增加革命力量,但人力车夫们则偶尔才会提到这些冠冕堂皇的主义。这两组回答在涉及工会具体目标时也迥然不同。工人们在一般调查中认为,工会是实现增加工资、减少工时、增进智慧和利益的手段。而人力车夫被问及具体事项时,则提到“打倒汽车”“打倒电车”“替工人出气”和“不受欺侮”。
1703011401
1703011402
工会主义和行会做法所形成的融合体不是温和的,就是激进的。一方面,传统行会对于通过中间人来调停解决的偏好,让工会领导者们更易屈服于精英分子的威逼利诱。(53)另一方面,劳工中的好斗分子,也能以行会政治在冲突乃至暴力的斗殴中为自己采取直接行动而辩护。将工会视作攻击汽车和电车的武器的那五名车夫,显然不会对改良派的方法感到满意,因为改良派会权衡社会正义与社会秩序。如果工人们在北平的常规期望的最终表达形式是有行会保护或八小时工作日,那么人力车夫们则异想天开地觉得最好这座城里的大街上没有竞争者。攻击竞争者的主意并非他们首创,早在数十年前,在驴车夫要赶走洋车夫的时候,他们就学会了这招。同行相忌再加上一整套现代政治技巧和辩解,导致了一场更加致命的团体对抗。
1703011403
1703011404
黄公度把五名车夫摧毁车辆的答复作为证据,认为“他们中间有一极小部分的人早已蓄着这种暴动的野心了”。(54)人力车夫们获得了一种被深仇大恨锐化过的政治意识,针对的是那些有能力控制或骚扰他们的个人或机构。人力车夫的公共行为或多或少总带有这种狂野的锋刃,他们会攻击警察、乘客、竞争对手,以及任何试图把车夫推向社会底层的人。这些车夫要么单打独斗,要么以小团体寻衅闹事,总之,人们已经把他们归为“流氓”一类。工会组织提升的公开集体行动的出现,使政治化了的车夫对现存政治和社会秩序造成了巨大的挑战。作为具有政治意识的城市居民,人力车夫们开始被接受并参与到如开会、调停和请愿的团体政治大环境中。在1929年夏天的一场社会运动中,车夫们作为上演着暴动大戏的街头剧场的演员,开始思考自己从属于一个阶级的事实。这种只有在参加了他们自己的小型社会运动之后才能获得的“阶级意识”,让他们认识到了那些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机构的整体性质。(55)
1703011405
1703011406
人力车夫既是客运行业的小承包人(因此高妈会羡慕祥子的“自由”),也接散客和包天、包月的活。独立承包人的身份与雇工的角色结合在一起,使车夫们处在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位置。(56)虽然人力车夫和商人一样也要吆喝生意,但他们却同小店主和独立手艺人的“传统小资产阶级”毫不沾边。他们得像点工那样辛劳,却和社会和经济的高层当局没有直接而持久的固定关系。相反,他们却和上流阶层的乘客、警察以及更现代化的竞争者进行着不间断的战斗。在这种环境下,工会组织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意味着能以类似行会政治的方式加强自己保护生意和生计的能力。但这种基本上是保守防御的姿态,却隐藏了一种野心,即他们要打击那些压迫、管制他们的阶级敌人,即那些有资本、有地位、有职权的个人和组织。黄公度察觉到：
1703011407
1703011408
(57)车夫心目中的敌人不是车主而是与他们竞争的汽车和电车,因为自从北平有电车和长途汽车以后,他们——车夫——的营业显然的受了很大的影响。在他们反对电车和汽车的旗帜之下,他们不独不恨车主,并且还认为车主与他们是同一阶级的……洋车夫心目中的对头不是车主,而是机器。(58)
1703011409
1703011410
人力车夫对“官僚资本主义”和像机器一样的警察行政权力的反对呼声,形成了一场对城市现有社会秩序中现代化一面的反抗。
1703011411
1703011412
在这次反抗中,人力车夫们自然而然地得到了传统经济、社会正义观念以及一个现代版“民生”观念的支持。和19世纪欧洲那些机器破坏者一样,人力车夫们合理利用了与前工业化 “道德经济”相关的自然权利和惯有权利。(59)
1703011413
1703011414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与乔治·鲁德(George Rude)在他们关于1830年英格兰农业工人暴动反对采用打谷机的著作《斯温上尉》中指出：“劳工们用的都是过时的武器,但其用法亦有创新。”(60)如果大众文化中有着丰富的有助于在地方层面抵制经济变革的想法和手段,那就用不着太多的“社会创造性”。在抵制电车和汽车的过程中,人力车夫们用尽了所有可能的办法,包括工会主义和舆论呼吁这些颇为现代而非过时的手段。这么做也相当合乎情理,因为多年来的群众运动和团体建立已经大大扩充了城市大众所能采用的政治和社会的武库。而且,车夫们为了保住他们“饭碗”的所作所为中“陈旧过时”的一面,相对于欧洲工人所依赖的“行将废弃的家长制法令”来说,更加能够适应现代环境。(61)
1703011415
1703011416
能够证明中国经济权利和义务的传统观念相对灵活性的最佳例子,就是孙中山将旧的“民生”观念现代化,使其与民权、民族一起成为他的“三民主义”。(62)中国工人所缺乏的就是像“英国自由民所有的政治权利”的某种本土固有的对应物,不过他们可以向西方借鉴。(63)在赢得了政治话语权和行动权之后,他们就能够为传达自己的政治信息而将这些元素,如和为贵、重公义的“民生”,运用到中国的政治文化中。
1703011417
1703011418
由于捣毁机器计划的酝酿,黄公度询问的车夫对现代思想既没有表现出过去的盲目信任,也没有不可调和的敌意。(64)不管怎么说,人力车毕竟也是一种机器,而拉人力车作为首都基础设施部分现代化的后起之秀,也是在世纪之交以后出现的。黄公度调查中所反映的现代思想与传统观念的融合,对一个在生机勃勃的前工业化经济环境下从事新兴职业的阶层而言,再自然不过了。
1703011419
1703011420
同样,大多数人力车夫强烈地认为,中国是一个现代的共和国。但是许多人在表达爱国情感时用的还是旧时代的语言。近90%的人声称自己爱中华民国。(65)当被问及何为中华民国时,最普遍的回答是“我们便是!”和“我们的国家”。(66)在全部回答里,有传统的陈词滥调,如“五湖四海”和“黄帝子孙”,黄推测这是他们看戏和听说书得来的,也有一些当时的政治辞令,例如“三民主义国家”和“打倒帝国主义”。车夫回答中的情感和用词使黄公度确信,“一百个洋车夫中,知道什么是中华民国的占绝对的少数”。而且“洋车夫没有国家的观念”,“从未受过好的教育”。(67)黄公度在1929年真正期待的对于中华民国的描述是：一个定都在南京的宪政政府。而他得到的却只是一种用从戏院和天安门外的群众集会那儿得来的想象和概念来诠释的单纯爱国主义。
1703011421
1703011422
黄公度作为一名国民党支持者,发现车夫们对关于“革命”的问题的回答更令人不安。在被问及革命“好不好”时,车夫们回答“不好”的占45%,“好”占36%,“说不清”占10%,(68)“没有关系”占8%,“总比不革命好”为1%。(69)亲自安排这次测验的黄公度推测,这些回答者可能把革命理解成了北伐军到达之后所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对占大多数的否定回答,他做出了如下解释：
1703011423
1703011424
他们(被测验的车夫)——我推测——对于革命赞成与否,完全以自身的利害为标准,他们赞成革命,因为革命以后,他们可以组织工会,他们的利益多少获一层保障。他们不赞成革命,因为革命后,首都南迁,洋车买卖大受影响。
1703011425
1703011426
但是,与许多北京居民一样,人力车夫对革命的保留态度比对迁都南京的愤恨来得更深。对许多车夫来说,革命意味着失去任何意义和目标的暴力和混乱。(70)革命就是“捣乱”“乱世”“天下不太平”和“没有饭吃”。要不然,革命就是“男女平权”“自由平等”“一统江山”“爱国”“统一”和“谋幸福”。对许多人来说,最合适的词就是“打倒”,打倒的目标却各不相同,有日本、帝国主义、外国人、张作霖、“坏人”、“反动派”、资本家、“不好东西”、贪官污吏、军阀、共产党、“土豪劣绅”和吴佩孚等。还有一位车夫认为革命就是“自己打自己人”。
1703011427
1703011428
许多车夫认为,革命就是战场上或敌对派系间权利斗争的时髦,八竿子打不到自己。另一些人则从自己的生活周围以更加直接的某类人物名称来看待革命政治和意识形态。10月初,发生了一起人力车夫与不肯付车钱的乘客之间的冲突事件,这起事件对某些车夫来说具有了国民革命的某种直接而又实际的意义。(71)当时,一名人力车夫把一位女客拉到她家门口,女客拒绝按照说定的价钱给钱。此时,受骗车夫的老故事却有了新的转机。这位车夫先把钱收下,(72)在女客进院时,他把钱扔了进去,嚷道：“你拿去吧!”这时,屋的主人,一个姓周的男人出来理论,车夫发现他里衣内悬有工会佩章。车夫便顺势证明自己要求的合理性,告诉周：“现在是三民主义的时代,应多给钱。”周还不肯付钱,于是这位车夫就把车停在了门口,不让人进出,直到他得到了自认合理的补偿。
1703011429
1703011430
人力车夫在干活时,很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与有钱人、军阀、贪官、帮派、暴徒以及他们的手下发生冲突。1929年的总工会已被派系斗争搞得千疮百孔。盗用了车夫救济款的警方高层,以及背叛车夫信任让1924年协议自身自灭的总商会领导者,都可说是腐败的。在街头、车厂、窑子和茶馆里充斥着恶霸和暴徒。而且,如果车夫们不太会把车厂主看成“资本家”,那么那些出资运营电车公司和汽车公司的人就绝对符合这一标准。作为统一中国的军事战役,这层意义上的革命确实离人力车夫的生活和政治相去甚远;可作为激烈的斗争和道义的反击,这层意义上的革命,对那些有“打倒”其敌人的想法而抗议汽车公司、阻扰电车和冲击警察署的人来说,就离他们的亲身经历贴近了很多。
1703011431
1703011432
站在街头看当时中国政治,就会发现它并非荒唐而不切实际。黄公度调查的车夫,从他们的态度和观点中,基本看不出任何非同寻常或奇特的地方,除非你以黄过于正统、实际的僵化观点去评判它们。和其他城市居民一样,人力车夫总体来说是爱国的,对当时各种思想、主义虽不是完全不受影响,却也抱有怀疑,而且期待着自己和子女能过上好日子。从这方面来说,1920年代的中国穷苦劳工与当时第三世界城市的贫民非常相似,研究者们发现他们有“小资产阶级的期望,开拓者的坚韧以及爱国者的价值观”。(73)洋车夫中,几乎每个人都表达了愿意读书的兴趣,更愿意他们的子女也去读书。(74)当被问及读书的好处时,车夫们道出了大大小小各种期望。(75)通过学习,可以发财、做官、当教员、上大学、扬名显亲、当军官、当书记、当总司令和当公安局长,还可以让生活好些、出息大、看报写信不求人、会说外国话、报仇、同女学生来往、“挣门面”,还可以自由结婚。读了书还能让他们不受欺、不上当、不呕气、不求人。
1703011433
1703011434
人力车夫们很清楚地知道,他们的贫穷和低下的社会地位,会如何阻碍他们获得如上述目标那样更加自由、更加满意的舒适生活。他们期望源自一种普遍的城市文化,这是一种照亮通往财富、权力和地位的日益复杂的新旧曲折道路的文化。通过强调生计权利而寻求经济上的保障,对在一种拼死也要保住“饭碗”的城市道德经济中任何受侵害的团体来说,确实是一种值得尊重的策略。正是人力车夫维护他们生计所遇到的巨大障碍,才让他们的期望看上去近乎疯狂,也让他们最终走上了与其他市民团体不同的道路。他们反对汽车、电车、狡猾的精英调停者、粗暴的士兵和官气十足的警察,而其他团体又何尝不是。新闻记者、城市官员、政客、电车公司和汽车公司的职员以及总商会领导者,他们非常清楚车夫们在1929年夏天所聊的事情。可是他们却逐渐警惕起来,并最终为人力车夫实现其愿望的执着而感到震惊。
1703011435
1703011436
城市中的每个团体,若力所能及,便一定会组织起来,明确提出在经济和政治中取得稳固地位的诉求。在1929年,人力车夫们在这一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1703011437
1703011438
虽然大都感觉生活上的痛苦,然而他们大都对于这种痛苦存一种“乐观”的态度。(76)……认为他们在社会上已经或大或小形成了一种势力。从前没有工会时,车厂可以自由或随时增加车份,汽车电车可以自由用最低的票价与洋车竞争。现时可不同了。车厂、汽车和电车多少要在政策方面对于洋车夫方面给与一些注意了。(77)
1703011439
1703011440
但车夫们并未就此止步。其他受侵害的团体也组织了游行示威,其中有许多会将他们的不满发泄在打架和口角中。但只有人力车夫和其他一些街头工作者联合发动了暴动。到1929年初秋,人力车夫对异常激烈的对峙已经习以为常,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尽管总工会、商界、党和政府的官员和干部都耳熟能详,车夫们还是再次向他们历数了自己所遭受的不公待遇。在他们看来,他们贫穷异常,公共福利严重缺乏,市民同胞漠然视之,救济承诺也一再食言,警方条例更使生计雪上加霜,而其现代化的对手则过于强大。黄公度调查中的这些怨言,诸如批评、恳求和谩骂,只是唤起了他们些许不满之情。而在1929年春天、夏天和秋天的一系列声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诉求集中了、条理化了,形成了对城市运行方式的一种批判。
[
上一页 ]
[ :1.70301139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