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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已至此,“纠众扰乱”已经成了车夫的首选武器。在9月5日,即总工会与警方签署协议之日,车夫们发起集会来纠正他们与有身份的乘客做生意时经常会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只身一人的车夫,常常会在拉到目的地时,遇到乘客利用住在附近的便利不付车钱的事情。有一群大学生乘坐人力车去他们位于西城区的校园,(35)在到达时没付钱就溜进学校大门,车夫们要追进去,却在校门口挨了门卫一顿打。(36)一旁目击此事的车夫立即跑去通知附近的西单支部,百余名车夫迅速游行至学校校门进行抗议。当日晚些时候,在附近发生的另一起学生与车夫的争吵中,有一名车夫受了伤。作为报复,西单牌楼支部派出工人绑架了其中一位学生,将其囚禁在支部大楼,直到警察安排其朋友前来支付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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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车夫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受到法律认可的团体和有反抗精神的群体所拥有的双重力量,对1929年9月的城市政治和城市生活有着重大影响。一家地方报纸头条登载了一篇题为《人力车夫工会势将普及全市》的文章。(37)自1929年春,人力车夫的工会会员规模已经翻了两番,达到了4000余人,成为总工会下最大的分会。(38)全城各处都有支部办事处。西城区、西直门、西郊以及天桥区,这些聚集着大量人力车夫和穷人的地方,都是最活跃支部的所在地。工会所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个个能让车夫们维护自己利益的集合地点,它还提供一种行会式的社会福利,例如丧葬费和婚庆费。(39)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城门税和段捐,以及汽车公司和电车公司的竞争等,工会通过总工会和国民党,充当车夫们称职的说客。不幸的是,通过谈判解决的问题,很容易再次引起纠纷,部分原因在于车夫要求的不可妥协性。而且在电车公司夜车计划这件事上,用暴力威胁达到目的被证明比谈判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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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车夫与电车之间、车夫与警察之间关系的争论,让车夫们群情激昂,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调停,因为精英们会在其刺激之下,设法尽快消除紧张气氛。一旦被总工会和工会领导者动员起来,(40)人力车夫们就会偏离他们作为工会成员应该遵守的行事准则。总工会和全市人力车工会在多起事件中对支部活动失去控制,因为车夫们的行为没有一个“负责任”的个人或组织愿意承认。当地干部意识到了车夫特有的激进主义所带来的风险。9月初,民训会发表了一封对全市人力车夫的公开信,这封信开宗明义地指出,工人们加入工会,“乃是要解除自身的痛苦”和“增加革命的实力”,同时,车夫们必须认识到“电车和汽车的增加,是社会进化的自然现象”,信中继续写道,“我们的敌人是压迫民众的封建势力,不是电车和汽车”。市党部也通告人力车夫工会,称许多加入工会的工友“多有误解工会宗旨,常与外界发生争执”,“遂致时有违法案件”。(41)作为补救,它建议召开政府、总工会和工会代表联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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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党部、总工会和行会代表的办事方法,把冤情转变成合法诉求需要时间和耐心。而人力车夫被警察任意驱使和殴打,遭受乘客的虐待和欺骗,或被电车和汽车抢走了生意时,他们需要的是立即补偿。9月底的一份政府报告对街头激进主义的自发性、直接性提出警告：“近来洋车夫时有与警察、坐客争吵,或藉端聚众逞凶情事……近日人力车夫与警察、汽车夫、电车夫时常发生冲突。”(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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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工领导者和精英会议酝酿的政治活动之下,一场激烈的社会运动正于1929年夏天和初秋在人力车夫之中形成。人力车夫不仅从政策制定者和领导者那儿,也从由警察、穿长衫的乘客等熟悉的角色戏剧性的社会事件中,以及愤恨等熟悉的情感中察觉到了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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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和自发暴动的双重发展给了人力车夫多种战术和策略的选择。车夫们可以请愿、游行、分发传单、(43)示威、绑架敌对团体成员、包围区署、攻击电车或者斗殴。尽管国民党领导人嘴上不离革命,也有一段激进主义的记录,但是他们更愿意把民愤往温和的改良的代表制和调停疏导。车夫们可以集结于他们旗下,也可以就着他们身边的日常事,例如警察的骚扰,当场要求得到解决。后一种的直接行动和对峙,发生于作为一种“非正式公开法庭”的人们熟悉的街头环境中。战斗性和集体行动的风气,使得车夫总能在这种法庭上获得有利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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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就要缴纳会费,尊重其领导,同时也要承受即便得胜也可能一无所获的风险,就像1924年“贫民习工厂”事件那样。而选择直接行动,就需要对是非对错有大致的把握,有打破规矩和惯例的决心,还要有兵来将挡、见招拆招的本事。随着秋天的临近,全市的车夫们在这两种选择间徘徊不定,并抵制着总工会、党部、警察和市政府将他们限定在制度边界内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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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政治意识和阶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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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夏,人力车夫与他们宿敌的斗争所拉开的战线,暗示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激进主义,直指10月暴动。城里的居民,不是车夫们的顾客,就是他们的监管者或竞争者,由市民与车夫间的摩擦而导致的热点乃至不时冲突的长期记载,为人们了解这种新兴的、有组织的战斗性背后的情感因素和理由提供了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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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而,在1929年夏天关于人力车夫的斗殴、争吵和争论中,社会学家黄公度为了寻找“无产阶级意识”,调查了百余名人力车夫的看法,而他们恰好也是工会成员。(44)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45)黄被中国工人是否能够扮演工人所被设定的激进政治角色而深深吸引。黄以为,有现代意识的中国工人才可以成为“无产者”,他想弄明白的是,中国城市中的普通工人是否具有现代意识。人力车夫成了最佳测试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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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2月,在电车风潮之后,黄在其调查结果中总结道：“北平的车夫——至少是我此次所测验的车夫确是多少有了阶级意识。”因为“他们半生的经验,使他们认识了自身的痛苦”,而且“知道他们用团体行动,即组织能力,可以在某种程度内改良他们的生活。……可是他们对于四周的环境却没有认识清楚,他们对于国内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现状没有明了,对于劳工运动的手段也没有了解。他们有力量,然而因为没有认清四周的环境,还缺乏正确的目标和手段。一个出轨的火车,可以伤害车上的乘客,与轨外的行人”。(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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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对阶级意识的定义,需要工人有对自身贫穷现状的意识以及共同行动为自己解脱苦难的意愿。他们并不需要满足马克思主义的基于阶级团结意识、对自身所属社会地位的理解以及以激进方法摆脱主流社会安排的意愿等更严格的标准。(47)作为一名同情国民党左翼的知识分子,黄公度似乎在期待一种“无产阶级的”或现代的和有前瞻性的平民主义,而非一种具有阶级意识的政治激进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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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黄失望的是,他发现许多车夫的政治和社会观念,与其说是现代的或受到投入一场全球性运动的希望所驱策的,倒不如说是既传统而又仅限于他们个人境遇的。当他向车夫提问“什么是工会?”时,他们平淡而又现实的回答让他大失所望。由于近几个月建立组织的经历,人力车夫们就用一些具体词汇来形容工会。对大多数人来说,工会只不过一个工人团体、工人开会的地方或工人的机关。(48)有两名工人认为工会就是“各行有各行的会”。只有少部分人给出了听上去更像无产者的联想,比如“工人政府”。(49)对遇到唤起工会作为一种特殊组织的更庄重的回答有所期待的黄公度,把这种具体表述与无知等同起来。事实上,正如这座城市的工会主义历史所揭示的,为了获得一个作为“团体”的公共身份和找到一个政治容足之地的斗争绝非易事。有两名工人认为工会等同于“工人的地盘”,或靠武力夺取地盘、势力范围。并不是所有的工人都对工会目前具体成就的结果表示满意。有五位车夫说,工会就是个“捣乱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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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捣乱”、谈判、开会——这些与人力车夫工会息息相关的活动——工会干的这些事和行会基本差不多,黄公度的证据确实在一开始暗示了人力车夫误解了这一问题内在更大的重要性。根据他们的回答,黄公度也可以问“什么是行会?”如果工会和其他组织没什么两样,那便可以说加入工会的人力车夫们通过在城市的既定社会秩序中赢得一席之地而成功建立了一个具有传统功能的新式组织。若非如此,那只能说他们没能开发出工会——作为一场按照马克思主义路线的社会转型运动,或按照国民党原则的组织转型运动——的全部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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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黄公度让这百余名被提问的车夫准确地解释工会的宗旨时,他所得到的那些细节的回答更让他确信,有很多工人确实认为工会和行会大同小异。(50)他们中有半数认为工会的主要作用就是举行会议、游行、谈判或保护工人。在车夫们的观念中,传统行会所关心的,如“援助工人”和“解除工人痛苦”等,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打抱不平”也差不多。虽然这在行会和工会的会员中并非普遍现象,但还是有一部分会员对“要会费”和“管闲事”所带来的负担表示厌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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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名叫于恩德的社会学家,也就同样的问题在总工会及其分会负责执行的一次调查中收集了资料,从他得到的回答中可以看出,(51)北平的其他工人也倾向于把工会等同为既有团体的生活和政治惯例。(52)正如总商会是建立在老式行会基础上的现代组织那样,现代工会主义的结构和形式似乎也应该依赖手工业行会的观点和做法。可在于的调查中,工人被问及“工会之目的为何”时,普遍会说遵循总理三民主义和增加革命力量,但人力车夫们则偶尔才会提到这些冠冕堂皇的主义。这两组回答在涉及工会具体目标时也迥然不同。工人们在一般调查中认为,工会是实现增加工资、减少工时、增进智慧和利益的手段。而人力车夫被问及具体事项时,则提到“打倒汽车”“打倒电车”“替工人出气”和“不受欺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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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主义和行会做法所形成的融合体不是温和的,就是激进的。一方面,传统行会对于通过中间人来调停解决的偏好,让工会领导者们更易屈服于精英分子的威逼利诱。(53)另一方面,劳工中的好斗分子,也能以行会政治在冲突乃至暴力的斗殴中为自己采取直接行动而辩护。将工会视作攻击汽车和电车的武器的那五名车夫,显然不会对改良派的方法感到满意,因为改良派会权衡社会正义与社会秩序。如果工人们在北平的常规期望的最终表达形式是有行会保护或八小时工作日,那么人力车夫们则异想天开地觉得最好这座城里的大街上没有竞争者。攻击竞争者的主意并非他们首创,早在数十年前,在驴车夫要赶走洋车夫的时候,他们就学会了这招。同行相忌再加上一整套现代政治技巧和辩解,导致了一场更加致命的团体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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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公度把五名车夫摧毁车辆的答复作为证据,认为“他们中间有一极小部分的人早已蓄着这种暴动的野心了”。(54)人力车夫们获得了一种被深仇大恨锐化过的政治意识,针对的是那些有能力控制或骚扰他们的个人或机构。人力车夫的公共行为或多或少总带有这种狂野的锋刃,他们会攻击警察、乘客、竞争对手,以及任何试图把车夫推向社会底层的人。这些车夫要么单打独斗,要么以小团体寻衅闹事,总之,人们已经把他们归为“流氓”一类。工会组织提升的公开集体行动的出现,使政治化了的车夫对现存政治和社会秩序造成了巨大的挑战。作为具有政治意识的城市居民,人力车夫们开始被接受并参与到如开会、调停和请愿的团体政治大环境中。在1929年夏天的一场社会运动中,车夫们作为上演着暴动大戏的街头剧场的演员,开始思考自己从属于一个阶级的事实。这种只有在参加了他们自己的小型社会运动之后才能获得的“阶级意识”,让他们认识到了那些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机构的整体性质。(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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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车夫既是客运行业的小承包人(因此高妈会羡慕祥子的“自由”),也接散客和包天、包月的活。独立承包人的身份与雇工的角色结合在一起,使车夫们处在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位置。(56)虽然人力车夫和商人一样也要吆喝生意,但他们却同小店主和独立手艺人的“传统小资产阶级”毫不沾边。他们得像点工那样辛劳,却和社会和经济的高层当局没有直接而持久的固定关系。相反,他们却和上流阶层的乘客、警察以及更现代化的竞争者进行着不间断的战斗。在这种环境下,工会组织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意味着能以类似行会政治的方式加强自己保护生意和生计的能力。但这种基本上是保守防御的姿态,却隐藏了一种野心,即他们要打击那些压迫、管制他们的阶级敌人,即那些有资本、有地位、有职权的个人和组织。黄公度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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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车夫心目中的敌人不是车主而是与他们竞争的汽车和电车,因为自从北平有电车和长途汽车以后,他们——车夫——的营业显然的受了很大的影响。在他们反对电车和汽车的旗帜之下,他们不独不恨车主,并且还认为车主与他们是同一阶级的……洋车夫心目中的对头不是车主,而是机器。(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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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车夫对“官僚资本主义”和像机器一样的警察行政权力的反对呼声,形成了一场对城市现有社会秩序中现代化一面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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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反抗中,人力车夫们自然而然地得到了传统经济、社会正义观念以及一个现代版“民生”观念的支持。和19世纪欧洲那些机器破坏者一样,人力车夫们合理利用了与前工业化 “道德经济”相关的自然权利和惯有权利。(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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