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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与乔治·鲁德(George Rude)在他们关于1830年英格兰农业工人暴动反对采用打谷机的著作《斯温上尉》中指出：“劳工们用的都是过时的武器,但其用法亦有创新。”(60)如果大众文化中有着丰富的有助于在地方层面抵制经济变革的想法和手段,那就用不着太多的“社会创造性”。在抵制电车和汽车的过程中,人力车夫们用尽了所有可能的办法,包括工会主义和舆论呼吁这些颇为现代而非过时的手段。这么做也相当合乎情理,因为多年来的群众运动和团体建立已经大大扩充了城市大众所能采用的政治和社会的武库。而且,车夫们为了保住他们“饭碗”的所作所为中“陈旧过时”的一面,相对于欧洲工人所依赖的“行将废弃的家长制法令”来说,更加能够适应现代环境。(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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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证明中国经济权利和义务的传统观念相对灵活性的最佳例子,就是孙中山将旧的“民生”观念现代化,使其与民权、民族一起成为他的“三民主义”。(62)中国工人所缺乏的就是像“英国自由民所有的政治权利”的某种本土固有的对应物,不过他们可以向西方借鉴。(63)在赢得了政治话语权和行动权之后,他们就能够为传达自己的政治信息而将这些元素,如和为贵、重公义的“民生”,运用到中国的政治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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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捣毁机器计划的酝酿,黄公度询问的车夫对现代思想既没有表现出过去的盲目信任,也没有不可调和的敌意。(64)不管怎么说,人力车毕竟也是一种机器,而拉人力车作为首都基础设施部分现代化的后起之秀,也是在世纪之交以后出现的。黄公度调查中所反映的现代思想与传统观念的融合,对一个在生机勃勃的前工业化经济环境下从事新兴职业的阶层而言,再自然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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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大多数人力车夫强烈地认为,中国是一个现代的共和国。但是许多人在表达爱国情感时用的还是旧时代的语言。近90%的人声称自己爱中华民国。(65)当被问及何为中华民国时,最普遍的回答是“我们便是!”和“我们的国家”。(66)在全部回答里,有传统的陈词滥调,如“五湖四海”和“黄帝子孙”,黄推测这是他们看戏和听说书得来的,也有一些当时的政治辞令,例如“三民主义国家”和“打倒帝国主义”。车夫回答中的情感和用词使黄公度确信,“一百个洋车夫中,知道什么是中华民国的占绝对的少数”。而且“洋车夫没有国家的观念”,“从未受过好的教育”。(67)黄公度在1929年真正期待的对于中华民国的描述是：一个定都在南京的宪政政府。而他得到的却只是一种用从戏院和天安门外的群众集会那儿得来的想象和概念来诠释的单纯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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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公度作为一名国民党支持者,发现车夫们对关于“革命”的问题的回答更令人不安。在被问及革命“好不好”时,车夫们回答“不好”的占45%,“好”占36%,“说不清”占10%,(68)“没有关系”占8%,“总比不革命好”为1%。(69)亲自安排这次测验的黄公度推测,这些回答者可能把革命理解成了北伐军到达之后所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对占大多数的否定回答,他做出了如下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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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被测验的车夫)——我推测——对于革命赞成与否,完全以自身的利害为标准,他们赞成革命,因为革命以后,他们可以组织工会,他们的利益多少获一层保障。他们不赞成革命,因为革命后,首都南迁,洋车买卖大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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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许多北京居民一样,人力车夫对革命的保留态度比对迁都南京的愤恨来得更深。对许多车夫来说,革命意味着失去任何意义和目标的暴力和混乱。(70)革命就是“捣乱”“乱世”“天下不太平”和“没有饭吃”。要不然,革命就是“男女平权”“自由平等”“一统江山”“爱国”“统一”和“谋幸福”。对许多人来说,最合适的词就是“打倒”,打倒的目标却各不相同,有日本、帝国主义、外国人、张作霖、“坏人”、“反动派”、资本家、“不好东西”、贪官污吏、军阀、共产党、“土豪劣绅”和吴佩孚等。还有一位车夫认为革命就是“自己打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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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车夫认为,革命就是战场上或敌对派系间权利斗争的时髦,八竿子打不到自己。另一些人则从自己的生活周围以更加直接的某类人物名称来看待革命政治和意识形态。10月初,发生了一起人力车夫与不肯付车钱的乘客之间的冲突事件,这起事件对某些车夫来说具有了国民革命的某种直接而又实际的意义。(71)当时,一名人力车夫把一位女客拉到她家门口,女客拒绝按照说定的价钱给钱。此时,受骗车夫的老故事却有了新的转机。这位车夫先把钱收下,(72)在女客进院时,他把钱扔了进去,嚷道：“你拿去吧!”这时,屋的主人,一个姓周的男人出来理论,车夫发现他里衣内悬有工会佩章。车夫便顺势证明自己要求的合理性,告诉周：“现在是三民主义的时代,应多给钱。”周还不肯付钱,于是这位车夫就把车停在了门口,不让人进出,直到他得到了自认合理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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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车夫在干活时,很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与有钱人、军阀、贪官、帮派、暴徒以及他们的手下发生冲突。1929年的总工会已被派系斗争搞得千疮百孔。盗用了车夫救济款的警方高层,以及背叛车夫信任让1924年协议自身自灭的总商会领导者,都可说是腐败的。在街头、车厂、窑子和茶馆里充斥着恶霸和暴徒。而且,如果车夫们不太会把车厂主看成“资本家”,那么那些出资运营电车公司和汽车公司的人就绝对符合这一标准。作为统一中国的军事战役,这层意义上的革命确实离人力车夫的生活和政治相去甚远;可作为激烈的斗争和道义的反击,这层意义上的革命,对那些有“打倒”其敌人的想法而抗议汽车公司、阻扰电车和冲击警察署的人来说,就离他们的亲身经历贴近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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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街头看当时中国政治,就会发现它并非荒唐而不切实际。黄公度调查的车夫,从他们的态度和观点中,基本看不出任何非同寻常或奇特的地方,除非你以黄过于正统、实际的僵化观点去评判它们。和其他城市居民一样,人力车夫总体来说是爱国的,对当时各种思想、主义虽不是完全不受影响,却也抱有怀疑,而且期待着自己和子女能过上好日子。从这方面来说,1920年代的中国穷苦劳工与当时第三世界城市的贫民非常相似,研究者们发现他们有“小资产阶级的期望,开拓者的坚韧以及爱国者的价值观”。(73)洋车夫中,几乎每个人都表达了愿意读书的兴趣,更愿意他们的子女也去读书。(74)当被问及读书的好处时,车夫们道出了大大小小各种期望。(75)通过学习,可以发财、做官、当教员、上大学、扬名显亲、当军官、当书记、当总司令和当公安局长,还可以让生活好些、出息大、看报写信不求人、会说外国话、报仇、同女学生来往、“挣门面”,还可以自由结婚。读了书还能让他们不受欺、不上当、不呕气、不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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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车夫们很清楚地知道,他们的贫穷和低下的社会地位,会如何阻碍他们获得如上述目标那样更加自由、更加满意的舒适生活。他们期望源自一种普遍的城市文化,这是一种照亮通往财富、权力和地位的日益复杂的新旧曲折道路的文化。通过强调生计权利而寻求经济上的保障,对在一种拼死也要保住“饭碗”的城市道德经济中任何受侵害的团体来说,确实是一种值得尊重的策略。正是人力车夫维护他们生计所遇到的巨大障碍,才让他们的期望看上去近乎疯狂,也让他们最终走上了与其他市民团体不同的道路。他们反对汽车、电车、狡猾的精英调停者、粗暴的士兵和官气十足的警察,而其他团体又何尝不是。新闻记者、城市官员、政客、电车公司和汽车公司的职员以及总商会领导者,他们非常清楚车夫们在1929年夏天所聊的事情。可是他们却逐渐警惕起来,并最终为人力车夫实现其愿望的执着而感到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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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的每个团体,若力所能及,便一定会组织起来,明确提出在经济和政治中取得稳固地位的诉求。在1929年,人力车夫们在这一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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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都感觉生活上的痛苦,然而他们大都对于这种痛苦存一种“乐观”的态度。(76)……认为他们在社会上已经或大或小形成了一种势力。从前没有工会时,车厂可以自由或随时增加车份,汽车电车可以自由用最低的票价与洋车竞争。现时可不同了。车厂、汽车和电车多少要在政策方面对于洋车夫方面给与一些注意了。(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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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车夫们并未就此止步。其他受侵害的团体也组织了游行示威,其中有许多会将他们的不满发泄在打架和口角中。但只有人力车夫和其他一些街头工作者联合发动了暴动。到1929年初秋,人力车夫对异常激烈的对峙已经习以为常,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尽管总工会、商界、党和政府的官员和干部都耳熟能详,车夫们还是再次向他们历数了自己所遭受的不公待遇。在他们看来,他们贫穷异常,公共福利严重缺乏,市民同胞漠然视之,救济承诺也一再食言,警方条例更使生计雪上加霜,而其现代化的对手则过于强大。黄公度调查中的这些怨言,诸如批评、恳求和谩骂,只是唤起了他们些许不满之情。而在1929年春天、夏天和秋天的一系列声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诉求集中了、条理化了,形成了对城市运行方式的一种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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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风潮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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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9月下旬,人力车夫中骚动风潮似乎有所减弱。在8月和9月初涉及车夫的一连串打斗和示威,以及10月22日的大暴动之间,有那么几周却是风平浪静,关于组织或动员车夫的消息寥寥无几。人力车夫又退居到了报纸上惯常的版面,成了趣闻轶事的主角,让人又可怜又担忧。在这种气氛下,报纸上报道了一则东单牌楼发现44岁车夫坐毙在车上的令人悲伤的消息,不过现在人们已经见怪不怪。(78)然而,车夫们进行公共和集体战斗的能力并没有消失。就在暴动发生三天前,一位车夫和一名士兵为车费而起了口角,(79)旋即便有两三百名车夫冲出来为他们的伙伴打抱不平。(80)幸亏一队巡警及时赶到,要不然车夫们就会把这名士兵抓到支部去。这次事件让当地居民“怕出大事”,都逃回了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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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夫们在夏天这几个月“蓄着”的“这种暴动野心”(按照黄公度的说法),让他们紧抓着这种激进主义,直到当地政治峰回路转,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个机会,以特殊方式表达他们的愤慨。若不是张寅卿及其对手创造了一种能够将反抗情绪和风气转变成公开暴动的机制,这一政治能量本会自行消退。直到暴动前夕,总工会对待人力车夫推进其更激进目的,依然半推半就。张曾试图安抚和控制他的车夫选民。这种对于社会支配的政治的承诺,最终成为他不顾一切地试图转移总工会和党部挑战其权力的牺牲品而结束了。在此期间,人力车夫的不满似有软化,而农民、僧人、电车工人以及普通市民轮番登上群众抗议的舞台,不断地往城市政治中注入冲突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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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8年和1929年,有越来越多的团体和阶层开始使用群众政治的语言和策略,这在9月30日这天尤其富有戏剧性。这天,有5000名郊区农民和菜贩游行至城内,手中挥舞着抗议的标语。(81)千方百计进行搜刮的政府当局决定废除已经实行数百年在城门口征收的菜业牙税,改以向包税人出售课税权以提高税收。买下这一特许权的企业家们以“惠民菜业专行”的名义,公布了税率比以往高出一百倍的新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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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者先在西城旧农商部大楼集会。大楼中有五个国民党领导的群众组织,包括北平农民协会。身为张寅卿旧派系成员的国民党干部韩世元,鼓动人们“打倒压迫我们的菜业专行”,但也警告集会者严守秩序：“苟秩序散乱,反动分子侵入,非但请愿不能成功,且恐发生危险。”(82)示威者从那里成四纵列往南向西单牌楼进发,然后东拐走向市党部大楼。人群高举着“打倒专行”的农协标语和“铲除剥削农民菜业专行”等横幅。农协领导者走进市党部与官员协商,而人群在外面焦急地等待着。国民党执监委员会成员李汉鸣,是由南京支持来对抗韩世元以控制地方党政机关的,他出来对人群说：“北平市前曾有几次请愿,惟这次人数众多,务祈严守秩序为要。”当李同意将要求传达给上级时,人群呼喊着拥护市党部的口号,然后出发,沿西长安街朝市政府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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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政府,由于市长张荫梧本人不在,便由他的助手出面,与人群代表协商达两小时之久。随着下午的时间慢慢过去,连饭都没赶得上吃的抗议者开始变得焦躁不安,随意在大街上走动,阻碍电车通行,有三四十辆车被堵在了后面。由于市民早就把电车停运和关闭城门一样,当成了政治和社会动乱的晴雨表,因此,农民们这明显是不经意的举动,却让他们害怕会有更大的冲突正在酝酿。张荫梧这位年轻而有活力的军人政客,终于骑着自行车赶到后,向众人群保证会废除专行,人群中立即响起了欢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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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农民在城市中心的出现,向有产阶级敲响了警钟。还记得义和团暴动或南方共产党农民起义的商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对农民运动感到不安。为应对这种局面,总商会召集起了自卫商团。(83)由于警方拒绝为他们提供步枪,商会只得配发木棍,在前门安排人手站岗,保卫商业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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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之后,蔬菜市场渐渐恢复了正常,(84)群众政治的新团体——佛教僧侣,又上了街。10月5日,2000余名和尚、道士、尼姑、喇嘛和信众冒雨游行,抗议电车工人占领铁山寺(85),因为工人们之前占用了位于前门和天桥区中间的铁山寺作为子弟学校。电车工会声称寺庙处于闲置,而且还在寺内找到过烟枪和淫秽书籍。信佛的官员致信警方,要求惩罚工会领导人并将寺庙归做宗教用途。在游行前一天,和尚道士们在中山公园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阐明自己的立场,并向公众分发宣传资料。游行井井有条,从报纸上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身着长袍的僧侣们手持旗帜和木鱼,沿着电车轨道游行,几十名车夫在一旁看着。作为反击,电车工人则在车厢上贴满了反对佛教的标语和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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