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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车工人此时已以其政治老练和政治独立而出名,他们在利用政党和群众政治攻击对手方面,表现出了高超的技能。“双十节”期间,在这个本应是庆祝所有团体团结平等的盛会中,电车工人成功地把关乎他们自身利益的特殊问题摆到了中心位子上。(93)10月10日,据估计有7000余人参加了紫禁城内的晨会,太和殿前搭起了讲演台,而居于主席之位的是南京政府于1929年5月派来“改正”市党政机关的右翼干部。张寅卿已经从他习惯的群众政治事件主持人的位子上被挤走了。“改正派”成功夺取了民训会的控制权,而这正是张寅卿在国民党指导的群众政治中施展拳脚的基地。(94)右翼干部们在发现总工会根深蒂固之后,决定“先从下层做起”,清洗组织。(95)这一策略以及张寅卿的局部失势,为电车工人和其他异见团体提供了把他们的要求摆在渴望建立群众基础的政客面前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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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在平时分外安静的宫殿里,101响鸣枪致礼标志着集会的开始,紧接着升旗并朗读孙中山遗嘱。人群对孙中山像三鞠躬,然后有党和政府官员发表演说。一位从活动伊始就在场的记者形容,参与者“有不同寻常的热情,而且秩序井然”。在讲演台上露面的张明经和李汉鸣,都是亲南京派的主要成员。张明经作为主持官员,就统一和党派这一适时问题发表了演说。在指出了这是民国18年历史上首次实现“真正统一”后,他警告道:“反动派时时蠢举,仍未达到真实之和平。”正当演讲还在继续时,电车工会的人突然带着他们关于铁山寺事件的提案走向讲台,要求当场宣读。张与其他人商议了片刻,同意“付大众表决”。提案要求特别市政府将城内所有寺庙于一周内废除,改办工厂和劳工学校。原本向政府的请愿变成了最后通牒,因为如果市政当局拒绝或拖延时间,五大团体将召开一个“全市市民大会”,自动废除所有宗教场所。最后,电车工会还特别要求将铁山寺产权归其名下,任何之前抗议过工人占领寺庙的僧侣都要受到惩罚。决议虽然通过,面临的却只是巨大的骚动。结果,总工会代表担忧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决定取消接下来的集会游行。综合表达群众团结与忠诚国民党及其运动的仪式过后,团体政治和竞争所引起的骚动便浮到了面上。电车工人的战术导致了一场华而不实的公关胜利。正如市长张荫梧事后所言,“电车工会自青白帜飞扬平市以来,迭与军警宪各界发生冲突,近且与工程队及和尚大肆斗争,已成平市极鲜明之目标”。(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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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表一致与团体政治潜在的腐蚀效应之间的另一个反差迹象是,当迟到的电话工人试图穿过菜贩队前面,以到达他们自认为的在工会的优先位置时,(98)菜贩们不肯定让路,电话工人便用棍子打他们。警方和总工会职员不得不插手阻止斗殴。市级团体和活动的领导者和指挥者们得在他们所负责的纷争不休的选区盖上一层似有正式共识的面纱。如果说大众民族主义和精英协调的传统是制造这层面纱的利器,那么阶级、地位和权力上的差异,也同样能够将其撕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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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风潮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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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29年10月中旬,市民们已经见证了涉及诸如菜贩、农民、佛教僧侣、电车工人等团体的私人纠纷迅速升级成大型公众抗议。国庆日的庆祝活动保留了那些传统集会中喜庆和睦的气氛,但却有一股尖锐对峙的暗流在涌动,如电车工人等由国民党扶持的团体攻击他们的对手。工资和地位较高的工人试图排挤那些地位较低的工人同胞。电话工人会随身带着棍棒一点也不让人惊讶。在普遍激烈化的城市政治中,武装起来进行自我防卫的冲动是有传染性的,在北伐军抵京之后,这种做法的势头越来越强。双十节集会几天后,总商会宣布成立了一支配备木棍和少量枪支的7000人商团。(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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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六家工会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强烈批评张寅卿及其在总工会执监委员会的支持者。(100)这份文件由邮务、电灯、自来水、电报、大车夫等工会签署,攻击张“行使其封建专制手段,任意发号施令,操纵把持”。这些论调和当初反叛的电灯工人和电车工人在与总工会领导层的冲突中所提的如出一辙。而这次,各工会联合起来要求举行新一轮选举,让现任领导者下台。翌日,(101)各工会领导代表团在市党部办公室将请愿书呈至亲南京的干部李汉鸣。总工会中的异见工会在这些右翼干部中找到了天然盟友,这些人也与张寅卿和党内老牌左派存在冲突。因此李收下了请愿书,立即批准在10月20日下午2点召开工会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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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农商部大楼总工会总部召开了旨在讨论近期内举行选举的会议。(102)国民党官员邓仰至也代表由南京支持的“改正派”出席了会议。陈子修和徐澍全代表现任总工会领导者,超过20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刚开始,一名电话公司的代表就起立提议,宣布此次会议改为总工会正式的全会。现任领导的支持者察觉到有选举政变的味道,当即予以反对。混乱之中,国民党官员邓仰至发表了某些不当言论,于是他就被团团围住并遭到了殴打。其他工会领导者上前劝阻,把邓保护起来。就在会议厅稍稍恢复秩序时,电车工会代表郦寿昌夺门而出,他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也紧随其后。郦的其他新势力工会代表刚离开,他们就遭到了一伙旧势力支持者的推搡,其中也包括与电车工会发生过矛盾的工程队工人的一个分队。新势力派会员事后称,是旧势力领导者陈子修命令工程队工人来搅乱会议组织快速表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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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月20日总工会总部的混乱之后,市党部决定将收到的异见工会批评总工会领导者的请愿书公之于众。(103)最初的六位签署者与电车工会一起,也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104)这则题为“紧急通知”的广告再次指责总工会已被“一小撮坏分子”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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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迫工人是他们的特长。我们工会忍无可忍,所以要求民训会(张寅卿的势力最近已被清除)改革总工会。(105)这些反动分子假装不懂我们为什么要开全体大会,并诬陷说民训会密谋解散总工会。他们煽动工程队工会和扫路工殴打民训会代表邓仰至和电车工会代表郦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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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声明坚称,签名工会对这次骚乱没有责任,并控诉:“在青天白日旗下竟然还会发生这样违法行为,这太可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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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的混乱之后,只剩下工程队、清道夫、沟工队和西单牌楼支部的人力车夫仍旧忠诚于旧势力。三家市政工会依附着旧势力,现任官员也相应地冒着政府当局和南京方面的反对,而支持他们索求合法地位的要求。西单牌楼的人力车工会支部由于高涨的战斗情绪和庇护关系,支持现任总工会领导。西单车夫们已经经历了8月5日发动反对电车公司夜车政策和9月9日因停车规定与警察发生冲突等激烈时刻。另外,总工会为人力车夫开办的贫民工厂就位于西单牌楼北面的皮库胡同,可想而知,西单支部车夫的需要肯定会得到特别照顾。(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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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反对张寅卿和现任总工会领导者的17家工会聚集一堂,商讨进一步对策。(107)考虑到总工会派系斗争并没有让全体人力车夫同其他总工会成员完全划清界限,多家人力车工会支部决定支持异见者。代表团及其主席,电话工会领导者王伯超,成立了“维持会”,以及一个配备刺刀和木棒的维持队,该团从电车、电话、邮务和车夫工会各抽10人。每个队员可以拿3角钱津贴,除了人力车夫,因为他们可以再多拿2角。或许这是为了认可他们搁下工作而做出的牺牲,(108)也可能是为了补偿他们可能会因工会内部分裂而产生的剥离感。这次会议持续了四个小时,与会者决定翌日再议,以决定新一轮选举的问题。有着压倒性的总工会工会数以及新改组党部的支持,各异见工会有足够的理由确定,能将怨愤转化为选举上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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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10月22日,两派人集聚旧农商部大楼,双方都觊觎着那里的职位、公章和许可证。(109)大楼本身则带有一种混合着官僚和革命的“气味”,以及北平官场和政治的光环。这幢楼曾经是清末民初改良派献计献策的中心,而现在由于迁都南京,它沦为一个存放关于农业和矿业的政府文件的档案馆。由于堆放文件只占用了部分房间,于是五个由国民党指导的群众组织就获准入驻旧大楼空余部分。档案馆馆长对他们的入侵深恶痛绝,还发起了一场合法的政治运动来驱逐工、妇、学、农、商等组织。各个工会和协会在组织者和档案管理员之间的冲突中各持立场,恰恰体现了这座城市政治身份悬而未决、暧昧不清的本质。“博物馆化”和“动员化”二者同时进行,恰好像城市的官场正大片大片有组织、分门别类地进入沉睡,而民间社会却由于强化团体政治和群众政治的刺激而保持着完全清醒。(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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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正午前不久,张寅卿和陈子修率领约两百名来自四家忠诚工会的工人入据总工会。旧农商部大楼随之被异见工会的维持队包围。入驻之后,张和陈便开始痛斥他们的对手。他们称总工会已被一小部分“贵族工人”挟持。电车、电话、电灯和邮务等工会都是“我们最恨的”。支持异见工会的西城人力车夫工会一支部更是受到了单独辱骂。(111)他们给新势力组织的维持队贴上了“愚蠢”“压迫者”以及违法的标签。“一小部分贵族工会有什么权力打倒执监常委?电车、电话、邮务和电灯工会这一小撮人能作何解释?”毕竟,“我们代表了穷苦工人的大多数,”而且,“我们也是人。”张和陈向他们的支持者保证,他们将“通过合法手段”保住现任执监常委,并声明他们将为共和与国民党目标做出贡献。张寅卿之前就曾经用他那一针见血的口才煽动过工人。在对手的包围之下,曾经举着一幅孙中山像就动员了全厂工人的张寅卿,这次又想借助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来抵御他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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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张寅卿及其支持者受到的最大指控便是其有“封建”专制领导的嫌疑,因此他把工会异见者描绘成“贵族”和“反动派”,这是一种滑头的修辞诡计。并非所有与新势力结盟的工人都能被称为劳工贵族的一分子。粪夫工会、大车夫工会以及一个或多个支部的人力车夫也站在新势力这边。而且,力争改选的现代企业中的工人和人力车夫、清道夫等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人之间,也确实在地位和收入上有巨大差异。这一“贵族工人”和“大部分穷苦工人”的对比也千真万确。它制造和加剧了电车工人和人力车夫、工程队等地位较低的工人之间的矛盾。张寅卿和陈子修希望利用这种紧张关系来保住旧执监常委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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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下午一时,丰盛胡同旧农商部外的维持队和旁观者已有2000多人。(112)连接西四和西单牌楼南北向大街的胡同东口,摆满了人力车。现场记者们还注意到人群中有僧侣。两天前,这里因电车工人持续占据铁山寺庙产而爆发了新一轮的抗议和混乱。僧人们自然会对这场似乎能够取代电车工会在总工会占据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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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子的冲突感兴趣。(113)至下午二时三十分,两派对峙已经剑拔弩张,于是一群党干部决定尝试调停纷争。四个没有直接卷入纠纷的团体——农协、商协、学联、妇协——的领导人出面调停。同情异见工会的各个团体同意“旧执委所为纯系把持”一说,并把工程队、沟工队、清道夫、人力车夫工会西单支部的忠诚说成是“执迷不悟”。但是调停者也希望“双方以和平为宗旨,共谋解决,勿轻用武”。双方派出代表,成功地安排了第二天召开调解会议。一支特别代表团被派赴琉璃厂电话工会办事处,与新势力的公认领袖王伯超商议。到此为止,这一系列事件还都符合城市各界通行的派系斗争的模式。当总工会的两股势力之间产生了看起来不可调和的冲突时,大团体内在的自我平衡机制就会向积极分子和干部们发出信号,需要对迫在眉睫的冲突进行缓解和调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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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停者结束工作时,已是晚上7点。参加当天对峙的人开始离开旧农商部大院各自回家。(114)大批维持队、总工会成员,以及其他如记者、僧侣等有兴趣的人群还在外面徘徊。当西单牌楼支部的一群人力车夫刚走出丰盛胡同准备打道回府时,一辆满载乘客的电车正巧驶来。车夫们堵住了它的去路,看上去是想骚扰一下司机和售票员,就像以前发生过许多次那样。调解新旧两派纠纷的调停团中的一位总工会职员前来平息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纠纷。这一次,正如在街头冲突经常会发生的那样,扮演调停者的角色就需要按照字面意思站到敌对双方的中间来。不料愤怒的车夫们错把这位倒霉的官员当成了电车工会的人,(115)把他打倒在地。接着,他们就把目标转向了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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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一场破坏行动结束时,与旧势力结盟的市政工人也加入了车夫队伍。激动的人群一路向南,捣毁了路上见到的每一辆电车。他们一不做二不休,“电车驶至,无一幸免”。(116)正如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言,除了可能引起人群攻击现代城市运输系统的具体不满外,电车,“不管是加尔各答的,还是巴塞罗那的,都是暴动者方便实用的目标”。(117)这种“庞大而又受制于轨道的车辆,一旦被烧毁或倾翻,就能轻轻松松地堵塞街道、中断交通”。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随着人群沿着电车轨道向南和向东走去,数千然后数万名车夫也加入这数百名暴动者的行列。最后有25000余人参加了这次暴动,其中大部分都是人力车夫。(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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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农商部附近发生的第一次攻击,直接起因便是对总工会领导地位的政治斗争。西单牌楼支部的车夫,以及与他们一起砸毁第一辆电车的市政工人,都是一群对前些日子的派系冲突了如指掌的积极分子。对张寅卿和旧势力怀有敌意的后续报道,称正是张寅卿下令攻击电车,作为对其大势已去的报复。据一些在暴动余波中遭到逮捕的车夫供认,之前有人出钱让他们去攻击电车。(119)然而,由于电话工会领导者王伯超才是反旧势力运动的主要策划者,而电车工会只不过是几个主导攻击现任领导者的工会之一,因此对像张寅卿这样有如此政治敏锐感的人物来说,一场针对电车的暴动似乎并不是什么明智有效的进攻策略。虽然此次暴动始于张寅卿日渐扩大的盟友与敌对阵营之间的矛盾,但是由几百人之间的斗殴转变为涉及数千人的运动,使得这次冲突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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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不断壮大的人群喊着“打倒电车公司!”和“每天多给人力车夫五角钱!”(120)暴动者还大声谴责电车公司长期拖延设立人力车夫救济金。(121)人群在西单牌楼向东转去,所向披靡地沿着长安街游行至这座城市的中心,穿过市政府和警察大楼。暴动者所走的正是多年来无数请愿团走过的路线。但是这回,并没有停下来要求市长接见或听取官员们的辩解。市长张荫梧及其警察和军队的下属并没有立即出面制止这场破坏的狂欢。(122)市长之后说,警方之所以未能立即干预,是因为最初的矛盾只是单纯的党和工会事务。(123)在团体自我管制的传统以及国民党有权否决或抵制政府当局的新观念的武装之下,政治激进分子们特别不愿意警方干预他们的事务。根据过去一年半以来的经验,警察们若是无视各个机构团体之间的界限和势力范围的话,就有可能有挨打的风险。但是,也由于警方逃避职责,没在第一时间插手制止,暴动者才能够成功损毁第一辆电车而一发不可收拾。之后,公众开始指责警方最初的不作为。(124)一旦人群逃出警区和区署的管辖范围而蔓延至城内,这些暴动者就成了一个难以控制或约束的移动目标。车夫们在主干道边上的“巷子里窜进窜出”,把他们对城市地形的熟悉发挥到了极致。(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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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警方暂时逃避治安责任以及张荫梧拖延了召集军队的时间,人力车夫们才能够摆脱平日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规矩和法规。有意或无意地,他们做了一件毫无疑问他们早就想做的事情:指挥交通。“有一段时间他们完全是街道的主人,他们拦住各种车辆,搜查汽车,盘问乘车人,并不准某些街道通行。”(126)有那么几个小时,电车、“贵族工人”、汽车、上流乘客以及警察都服从了暴动者的意志。这一戏剧性的角色颠倒,车夫们对他们每天奔波但却从未控制过的街道的临时占领,(127)以及他们对仇视的竞争者的破坏,都解释了他们的情绪为何如此高涨。在对暴动的事后分析中,张市长指出,“人力车夫……如饮狂药”。(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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