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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动的那一刻,充满着表现力和机械性。(129)在暴动者“简直把电车撕成了碎片”,并“临时管制了各主道……以棍棒威胁不听他们命令的人”时,他们以戏剧性的方式,让人们知道了他们的怨恨不满之深。并非所有这些感情都能用口号和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或通过理智的政治活动来疏导。过去社会上许多戏剧性事件,都只是表现和加强了车夫的依附性身份,而现在这些全都化成了车夫向所经历过的所有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统治挥去的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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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这些情绪并不意味暴动者们失去了理智。他们的发泄目标——城市电车系统,预设了这场暴动的构造,因为车夫和他们的盟友们从西城区的事发地点神使鬼差地沿着电车轨道向西、向南方向移动。当他们沿着轨道对电车系统实施物质毁灭的报复时,这也把他们引向了电车公司管理和员工的总部。当晚九十点钟,人群开始在东城的公司办公室和位于天桥区电车场的工会总部周围聚集。记者们指出,在场的人力车夫早已因为铁山寺被占领以及最近电车工人与佛教僧侣间的骚乱而“群情激奋”,可见为何包围工会办公室的人群会有如此规模和进攻性。(130)暴动者抵达这两处目的地时,公司90辆电车中已有60辆遭到了损坏和摧毁。有些车的发动机和传动系统也被暴动者毁坏。另一些车辆的玻璃窗被砸碎,车厢上的木板也被撬了下来。电车售票处的候车站也遭到毁坏,电线也被切断了。街上“铺满了从一长列遭毁电车上落下来的碎玻璃和木片”。(131)尽管没有人员死亡,(132)但有18名电车工人遭到了暴动者的殴打,有的还使用了铁棍和木棍等。(133)65名工人事后报告称,有票箱、钱袋、衣物等遭窃或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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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群刚准备冲进这两处办公室时,警察和军队终于赶来驱散了人群。军队用刺刀把街道一扫而空。随着军队的前进,暴动者和看热闹的人都“一哄而散”了。(134)在人力车夫奋勇抵抗的地方,军队就发射空包弹,用枪托对抗示威者的棍棒。有近两百人遭到了逮捕。(135)士兵和警察还在内城北面的鼓楼附近设法困住了一千名车夫。许多被捕者声称,他们只不过是聚在一起支持异见工会,不是来闹事的。在旧农商部就加入暴动的车夫们回来时发现他们的洋车都被偷了。他们急忙向总工会官员求助,却发现办公室内空无一人。总工会干部们由于害怕“追究责任”,纷纷开了小差。(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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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相对没有什么冲突。想要发起总罢工的车夫和希望恢复工作的车夫之间爆发了零星的斗殴。(137)张荫梧下令全城戒严,军队和警察占领了人力车夫工会和支部办公室以及三家市政工会的办事处。尽管电车公司由于暴动造成的损失和担心进一步的混乱而决定暂停所有线路运营,不过电车工人包装了五辆还能使用的电车,在车上贴上标语,沿着没有被残骸阻塞的铁轨行驶,以庆祝他们的胜利。(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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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这次风潮的反应主要集中在人力车夫与电车公司之间持续的冲突。虽然也有人说,总工会内部斗争和僧众与电车工人之间的矛盾是这次事件的成因,但当晚的大多数报道都以人力车夫自公司经营伊始就心怀不满的论调作为开头。以《数万名人力车劳工攻击电车》为题,畅销的日报《实报》指出,“自从北平电车系统建成以来,(139)每个普通车夫都会在工作中强烈地感受到电车的冲击”。(140)只有亲南京党部认为,张寅卿及其党羽阴谋策划了这起暴动。(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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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和军队最终逮捕和拘留了一千余人。(142)被指为暴动祸首的工会高层干部受到了严厉的处置。虽然张寅卿据说乔装打扮设法逃出了城,但是多名旧势力成员,包括他的表弟陈子修,都被逮捕。(143)陈是在暴动后两天试图登上一辆前往天津的火车时,被便衣探员逮捕的。两周之后,陈以及另外三名工会领导者在天桥刑场被枪决。据说尽管陈曾在狱中受到刑讯逼供,但是他直到最后一刻也坚称自己的清白。(144)陈子修对暴动背后存在阴谋的坚决否认向人们暗示了,虽然他和张寅卿也许曾为保住权力,计划破坏总工会会议,但他们并没有命令其支持者去攻击电车。其他三位领导者,都是人力车夫工会职员,他们承认了参与领导攻击电车。尽管这些可能都是屈打成招,可大多数遭到逮捕的暴动带头人都是工会执委或支部领导者的事实表明,虽然总工会层面的旧势力成员没有直接参与暴动,但工会职员确实领导着人力车夫。(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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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因暴动而被逮捕的人责罚相对较轻,可监禁最初几天,毕竟让人感到前途未卜、万般难熬。大多数案子都是在北海附近的一个道观(146)审理的,这道观也就成了临时监狱。为了防止劫狱和越狱,道观门口部署了三挺机枪和四排军人。(147)暴动后的这些日子里,被告人家属聚集在道观门外,试图与家人取得联系并给他们送来食物。(148)妻子们和母亲们在探问丈夫和儿子时都泣不成声。家庭成员既担心拘留者的命运,也担忧没有了车夫收入来源的情况下他们自己如何过活。(149)即便只是临时拘禁,也对车夫家庭的生计造成了惩罚。大多数被捕者有两天没得到食物,最后在警方的安排下每人得到了一个馒头。结果证明审讯太耗时间,于是调查员将暴动者分成七人一组集体审问。大多数被捕者否认参与闹事,拒绝检举车夫工友并保证日后肯定不会闹事。(150)35人被判入狱,刑期从4个月至一年多不等。(151)98人在他们签署了承诺日后绝不犯事的保证书后即被释放。其他大多数人则被驱逐出城。889人被分成三组带到了离城墙六里远的地方,然后释放,并责令不许再回来。此次驱逐的执行带有很强的仪式性,身着制服的军人于同一天在城市东、西、北三处排成纵队。(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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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潮结束后不到一周,新一轮的总工会选举就在新势力必将掌握执监委员会的气氛和规则之下举行了。(153)人力车夫工会被暂停投票权,而工程队、清道夫和沟工队工会则被永久取缔了。(154)鉴于旧势力领导人入狱的入狱、逃亡的逃亡,而他们的支持者也被逐出选举,选举结果不言而喻。当异见工会成员正为掌权沾沾自喜之时,在重新召集的总工会大会上发言的国民党官员却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们自己插手过的派系斗争疯狂的高潮事件表现出了惊讶。张明经称,他对北京劳工运动的狂热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承认结果“出乎我的意料”。(155)这场经历证明,“工人必须时时刻刻不要忘党,接受党的领导,否则无异于自杀”,领导层“完全为私人谋利益,……即当捉出”。当然,正是源自南京的党派斗争,才使异见工会能够通过独立斗争赢得了总工会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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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车公司称,60辆电车损失金额总计40万元。(156)在获得政府同意提高票价弥补损失之后,电车于12月底恢复运营。(157)票价上调了,虽然有领导人被处决,工友不是入狱就是遭到驱逐,而且还暂时失去了在总工会的正式代表权等代价,但是车夫们还是赢得了部分他们为之奋斗的东西。另外,市政府还允许公司停交税款三个月。事态发展却夺走了电车工人在总工会的派系胜利上的一部分喜悦感,因为他们也不得不承担一部分损失。经过简短争辩之后,电车工人同意放弃年终奖金,并且在该月只拿半数工资。(158)更糟的是,工会还被迫放弃了对铁山寺的支配权。(159)当工人们开始拆除庙墙扩建学校时,佛教徒们再次举行了抗议活动。市长张荫梧担心再生事端,便下令社会福利局接管寺庙。数月后,佛教徒和电车工人依旧在为此事打官司。(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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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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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国其他城市一样,北平发生过许许多多的罢工、示威、集会和抗议游行。但是攻击电车系统,是自1900年拳乱和1912年兵变以来,这座城市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市民骚乱。如果把这两次骚动分别归为官方准许的劫掠和兵变计划结果的话,那么1929年的电车风潮,就是这座城市从晚清至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这段历史时期内里唯一的一次具有暴动性质的市民骚乱。不论是采用英文词典中对“骚乱”的定义——“野蛮、暴力、公开扰乱和平”,或是当代文献对“暴动”一词的释义——“集合大群人杀人、放火、劫掠以及进行其他暴行,包括有政治性质的行动”,电车风潮作为一场罕见的失控和混乱(如果有特殊区别的话)都显得尤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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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车夫们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下定了决心。在1924年,车夫们曾准备以卧轨阻止电车运行。当他们的庇护人孙学仕在公司有权势的后台压力下屈服时,他们的计划在最后一刻失败了。(161)1929年,只是经过了一系列政治策略和战术试探,以及8月的预演之后(“夜车”事件),人力车夫们终于发现他们有暴动的集体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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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关群众骚乱和暴力的研究,都强调初始评估(emergent values)和政治体验对解释暴动行为的重要性。国家市民骚乱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在其一份关于1960年代美国城市暴动原因的报告中总结道：“骚乱并非作为偶发或突发事件毫无预兆而突然发生的。相反,它源自于一种日益动荡的社会氛围,通常在这种氛围之下,几周或几个月之内发生的一系列造成紧张局势的事件,把众多怀有共同潜在不满情绪的人心联结在了一起。”(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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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北平这次暴动而言,导火线是人力车夫与电车工人在旧农商部附近的纠纷以及在楼内发生的派系斗争。在此之前,涉及人力车夫、电车工人、市政工人、佛教徒以及党和工会干部的一连串的白热化事件,使得全市弥漫着一种动荡的社会气氛。作为相互冲突的副产品,每个团体都培养出了同仇敌忾的敏锐感。当政治的势不两立,助以北平市民习于相互顶撞和冒犯他人权力与利益的易怒天性,社会冲突的激烈升级便势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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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城市的社会秩序,可以通过调停人和中间人来阻止或和缓个人及团体间的冲突,以缓解这些紧张和冲突。当国民党政治机关为了在这座城市的统治机构大家庭中谋取一席之地而试图模仿这些做法时,群众政治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机构还有另一条倾向于让事态升级而不是缓和的路线。国民党干部们企图通过攻击资本家工厂主及总商会等强大组织来推进一种鼓励事态升级的政治纲领,可是在经历多次失败的尝试之后,他们终于定下心来,以一种“负责”的态度来处理其自身的事务了。但是这么做,却让他们成了派系斗争和社会运动的攻击目标。(163)作为既有城市社会秩序组成部分的派系风气,以及国民党干部本身在多年的游行、抗议和天安门集会中推行的政治运动逻辑,为这些攻击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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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老舍受到电车风潮的启发,写了《黑白李》这篇短篇小说。(164)小说中,他借用电车风潮来说明中产阶级两兄弟的不同：一个是善良软弱的知识分子,另一个是冷酷的政治运动者。李氏兄弟相貌酷似,只是哥哥黑李脸上有个黑痣。他们雇了一位名叫王五的车夫给他们拉包月。王五感谢黑李对他生活安康的家长式关心,但是发现白李更擅长煽动暴力。暴动如期发生了,李四爷(白李)作为首犯遭到通缉。二爷,即那位对政治毫无兴趣的哥哥,抹去了黑痣,冒充弟弟让警察抓住,使四爷得以逃脱。二爷和五位车夫遭受了与陈子修和三名工会干部同样的命运,被判处死刑,游街拖向刑场,给枪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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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为读者提供了两种选择,一个是只会自我牺牲的“好”哥哥,另一个是为了能够组织政治运动而愤世嫉俗、缺乏人情的“坏”弟弟。作者并没有对暴动本身的正当性做出任何评论,尽管王五被塑造成了一个富有同情心的角色,而且他说电车会直接威胁人力车夫生计时也不会有争议。再来看这位激进分子弟弟,他老于世故、与贫苦工人走得近、外表狡黠冷峻,还有骗过行刑者的本事,这与张寅卿的为人极其相似。他哥哥的人道主义精神则唤起了对1920年代这一道德难题的辩论,一边是人力车夫存在的现实,一边则是诸多知识分子,在试图寻找像车夫困境等社会问题的解决途径时所经历的挫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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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的各种主义为大量有问题的政治行为提供了正当借口,(165)从殴打工友和砸毁公共设施,到徇私舞弊和滥用职权,不一而足。老舍暗示了参与现代政治会抹杀一个人的道德责任感。即便仅仅是偶尔读读报或参加些社会活动,都能让老舍留下民国政治充满可耻而又暴力的印象,来支持他在《黑白李》《骆驼祥子》及其他作品中所描绘的群众政治面目的真实性。在《骆驼祥子》中,老舍笔下的人力车夫主人公,只有在他的人格堕落之后,才开始参加政治活动。他在北京这座“文化之城”里“变成了走兽”。(166)阮明是个贪婪、没有原则的人,他从学生变成了国民党劳工组织者。在他的怂恿下,祥子加入了人力车夫工会。“阮明为钱,出卖思想;祥子为钱,接受思想。”(167)阮明相信自己的激烈思想,并让祥子相信这思想“十分有理”。两人都毫不犹豫地利用自己的信念来为其损人利己的行为开脱。作为一名学生,阮明虽有进步思想,却因曹先生(祥子善良的老雇主,与黑李的道德观相似)没给他好分数而向国民党告发他是共产党。在此之后,祥子也为了60块钱把阮明出卖给了警察,把这位工会领导人送上了天桥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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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高超地塑造了阮明和四爷等政客形象,这些形象与1920年代那些能言善辩之人在他们对手眼中的形象如此相似,使人们不仅能够领会城市政治中机会主义的盛行,还可以看到激进主义者和普通市民是如何默默地探求他们的道德平衡点的。与他同时代的人把政客视如“官僚黑帮”或更坏的东西一样,老舍对于现代政治的厌恶,模糊了公众期待、传统政治动机和现代意识形态等在1920年代中国城市里相得益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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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寅卿能够得势,主要归功于他能够把国家主义(nationalism)、三民主义与选民生活联系在一起。至于他们对“封建主义”的所有抨击,张寅卿这样的政治人员最擅长的便是重塑一套言行方式,以符合对社会事务该如何处理的习惯期待。(168)张寅卿是一个有着现代思想的暴君或“土皇帝”,他掌握着能让比他地位低下的人视他为庇护者的诀窍。国民党意识形态将工人们的“饭碗”、儒家对“民生”的重视以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糅合在了一套话语中,在人力车夫的卢德主义传统本质之上披了一层现代外衣。中国传统“道德经济”证明保护民生是确保社会和谐的方法,而“政治经济”则保护财产和利润,现代中国政治并没有因为支持后者而抛弃前者,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它通过将传统经济权利和公民权利联系起来,从而使之现代化和强化。正如关于欧洲砸毁机械设备事件的研究所示,为保住工作而砸毁机器的工人,通常会得到社会对这种行为的广泛支持。(169)在残存的社会准则与现代资本、科技和组织的竞争中,陈旧的价值观最终溶解了。就中国而言,装着民生老酒的国民党观念的新瓶,以某种方式使人力车夫的疯狂抱负,让赞同和支持国民革命的人们清晰可辨,虽然不那么食之甘饴。有些人对青天白日旗不感兴趣,甚至怀有敌意,对这些人来说,人力车夫们所尝试要做的,不过是基于保护集体利益的古老的城市政治活动。人力车夫以市民身份捍卫他们的生计,通过操纵现代政党政治对抗现代化。混合在这次风潮中的返祖性与现代性,表现了现代社会变革的自相矛盾的本质：越是抵制进步,就越会被卷入现代资本和现代国家权力的发展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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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老舍：《骆驼祥子》(香港：学林有限公司,无版期),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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