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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迫工人是他们的特长。我们工会忍无可忍,所以要求民训会(张寅卿的势力最近已被清除)改革总工会。(105)这些反动分子假装不懂我们为什么要开全体大会,并诬陷说民训会密谋解散总工会。他们煽动工程队工会和扫路工殴打民训会代表邓仰至和电车工会代表郦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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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声明坚称,签名工会对这次骚乱没有责任,并控诉：“在青天白日旗下竟然还会发生这样违法行为,这太可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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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的混乱之后,只剩下工程队、清道夫、沟工队和西单牌楼支部的人力车夫仍旧忠诚于旧势力。三家市政工会依附着旧势力,现任官员也相应地冒着政府当局和南京方面的反对,而支持他们索求合法地位的要求。西单牌楼的人力车工会支部由于高涨的战斗情绪和庇护关系,支持现任总工会领导。西单车夫们已经经历了8月5日发动反对电车公司夜车政策和9月9日因停车规定与警察发生冲突等激烈时刻。另外,总工会为人力车夫开办的贫民工厂就位于西单牌楼北面的皮库胡同,可想而知,西单支部车夫的需要肯定会得到特别照顾。(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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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反对张寅卿和现任总工会领导者的17家工会聚集一堂,商讨进一步对策。(107)考虑到总工会派系斗争并没有让全体人力车夫同其他总工会成员完全划清界限,多家人力车工会支部决定支持异见者。代表团及其主席,电话工会领导者王伯超,成立了“维持会”,以及一个配备刺刀和木棒的维持队,该团从电车、电话、邮务和车夫工会各抽10人。每个队员可以拿3角钱津贴,除了人力车夫,因为他们可以再多拿2角。或许这是为了认可他们搁下工作而做出的牺牲,(108)也可能是为了补偿他们可能会因工会内部分裂而产生的剥离感。这次会议持续了四个小时,与会者决定翌日再议,以决定新一轮选举的问题。有着压倒性的总工会工会数以及新改组党部的支持,各异见工会有足够的理由确定,能将怨愤转化为选举上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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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10月22日,两派人集聚旧农商部大楼,双方都觊觎着那里的职位、公章和许可证。(109)大楼本身则带有一种混合着官僚和革命的“气味”,以及北平官场和政治的光环。这幢楼曾经是清末民初改良派献计献策的中心,而现在由于迁都南京,它沦为一个存放关于农业和矿业的政府文件的档案馆。由于堆放文件只占用了部分房间,于是五个由国民党指导的群众组织就获准入驻旧大楼空余部分。档案馆馆长对他们的入侵深恶痛绝,还发起了一场合法的政治运动来驱逐工、妇、学、农、商等组织。各个工会和协会在组织者和档案管理员之间的冲突中各持立场,恰恰体现了这座城市政治身份悬而未决、暧昧不清的本质。“博物馆化”和“动员化”二者同时进行,恰好像城市的官场正大片大片有组织、分门别类地进入沉睡,而民间社会却由于强化团体政治和群众政治的刺激而保持着完全清醒。(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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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正午前不久,张寅卿和陈子修率领约两百名来自四家忠诚工会的工人入据总工会。旧农商部大楼随之被异见工会的维持队包围。入驻之后,张和陈便开始痛斥他们的对手。他们称总工会已被一小部分“贵族工人”挟持。电车、电话、电灯和邮务等工会都是“我们最恨的”。支持异见工会的西城人力车夫工会一支部更是受到了单独辱骂。(111)他们给新势力组织的维持队贴上了“愚蠢”“压迫者”以及违法的标签。“一小部分贵族工会有什么权力打倒执监常委?电车、电话、邮务和电灯工会这一小撮人能作何解释?”毕竟,“我们代表了穷苦工人的大多数,”而且,“我们也是人。”张和陈向他们的支持者保证,他们将“通过合法手段”保住现任执监常委,并声明他们将为共和与国民党目标做出贡献。张寅卿之前就曾经用他那一针见血的口才煽动过工人。在对手的包围之下,曾经举着一幅孙中山像就动员了全厂工人的张寅卿,这次又想借助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来抵御他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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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张寅卿及其支持者受到的最大指控便是其有“封建”专制领导的嫌疑,因此他把工会异见者描绘成“贵族”和“反动派”,这是一种滑头的修辞诡计。并非所有与新势力结盟的工人都能被称为劳工贵族的一分子。粪夫工会、大车夫工会以及一个或多个支部的人力车夫也站在新势力这边。而且,力争改选的现代企业中的工人和人力车夫、清道夫等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人之间,也确实在地位和收入上有巨大差异。这一“贵族工人”和“大部分穷苦工人”的对比也千真万确。它制造和加剧了电车工人和人力车夫、工程队等地位较低的工人之间的矛盾。张寅卿和陈子修希望利用这种紧张关系来保住旧执监常委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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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下午一时,丰盛胡同旧农商部外的维持队和旁观者已有2000多人。(112)连接西四和西单牌楼南北向大街的胡同东口,摆满了人力车。现场记者们还注意到人群中有僧侣。两天前,这里因电车工人持续占据铁山寺庙产而爆发了新一轮的抗议和混乱。僧人们自然会对这场似乎能够取代电车工会在总工会占据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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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子的冲突感兴趣。(113)至下午二时三十分,两派对峙已经剑拔弩张,于是一群党干部决定尝试调停纷争。四个没有直接卷入纠纷的团体——农协、商协、学联、妇协——的领导人出面调停。同情异见工会的各个团体同意“旧执委所为纯系把持”一说,并把工程队、沟工队、清道夫、人力车夫工会西单支部的忠诚说成是“执迷不悟”。但是调停者也希望“双方以和平为宗旨,共谋解决,勿轻用武”。双方派出代表,成功地安排了第二天召开调解会议。一支特别代表团被派赴琉璃厂电话工会办事处,与新势力的公认领袖王伯超商议。到此为止,这一系列事件还都符合城市各界通行的派系斗争的模式。当总工会的两股势力之间产生了看起来不可调和的冲突时,大团体内在的自我平衡机制就会向积极分子和干部们发出信号,需要对迫在眉睫的冲突进行缓解和调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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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停者结束工作时,已是晚上7点。参加当天对峙的人开始离开旧农商部大院各自回家。(114)大批维持队、总工会成员,以及其他如记者、僧侣等有兴趣的人群还在外面徘徊。当西单牌楼支部的一群人力车夫刚走出丰盛胡同准备打道回府时,一辆满载乘客的电车正巧驶来。车夫们堵住了它的去路,看上去是想骚扰一下司机和售票员,就像以前发生过许多次那样。调解新旧两派纠纷的调停团中的一位总工会职员前来平息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纠纷。这一次,正如在街头冲突经常会发生的那样,扮演调停者的角色就需要按照字面意思站到敌对双方的中间来。不料愤怒的车夫们错把这位倒霉的官员当成了电车工会的人,(115)把他打倒在地。接着,他们就把目标转向了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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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一场破坏行动结束时,与旧势力结盟的市政工人也加入了车夫队伍。激动的人群一路向南,捣毁了路上见到的每一辆电车。他们一不做二不休,“电车驶至,无一幸免”。(116)正如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言,除了可能引起人群攻击现代城市运输系统的具体不满外,电车,“不管是加尔各答的,还是巴塞罗那的,都是暴动者方便实用的目标”。(117)这种“庞大而又受制于轨道的车辆,一旦被烧毁或倾翻,就能轻轻松松地堵塞街道、中断交通”。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随着人群沿着电车轨道向南和向东走去,数千然后数万名车夫也加入这数百名暴动者的行列。最后有25000余人参加了这次暴动,其中大部分都是人力车夫。(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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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农商部附近发生的第一次攻击,直接起因便是对总工会领导地位的政治斗争。西单牌楼支部的车夫,以及与他们一起砸毁第一辆电车的市政工人,都是一群对前些日子的派系冲突了如指掌的积极分子。对张寅卿和旧势力怀有敌意的后续报道,称正是张寅卿下令攻击电车,作为对其大势已去的报复。据一些在暴动余波中遭到逮捕的车夫供认,之前有人出钱让他们去攻击电车。(119)然而,由于电话工会领导者王伯超才是反旧势力运动的主要策划者,而电车工会只不过是几个主导攻击现任领导者的工会之一,因此对像张寅卿这样有如此政治敏锐感的人物来说,一场针对电车的暴动似乎并不是什么明智有效的进攻策略。虽然此次暴动始于张寅卿日渐扩大的盟友与敌对阵营之间的矛盾,但是由几百人之间的斗殴转变为涉及数千人的运动,使得这次冲突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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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不断壮大的人群喊着“打倒电车公司!”和“每天多给人力车夫五角钱!”(120)暴动者还大声谴责电车公司长期拖延设立人力车夫救济金。(121)人群在西单牌楼向东转去,所向披靡地沿着长安街游行至这座城市的中心,穿过市政府和警察大楼。暴动者所走的正是多年来无数请愿团走过的路线。但是这回,并没有停下来要求市长接见或听取官员们的辩解。市长张荫梧及其警察和军队的下属并没有立即出面制止这场破坏的狂欢。(122)市长之后说,警方之所以未能立即干预,是因为最初的矛盾只是单纯的党和工会事务。(123)在团体自我管制的传统以及国民党有权否决或抵制政府当局的新观念的武装之下,政治激进分子们特别不愿意警方干预他们的事务。根据过去一年半以来的经验,警察们若是无视各个机构团体之间的界限和势力范围的话,就有可能有挨打的风险。但是,也由于警方逃避职责,没在第一时间插手制止,暴动者才能够成功损毁第一辆电车而一发不可收拾。之后,公众开始指责警方最初的不作为。(124)一旦人群逃出警区和区署的管辖范围而蔓延至城内,这些暴动者就成了一个难以控制或约束的移动目标。车夫们在主干道边上的“巷子里窜进窜出”,把他们对城市地形的熟悉发挥到了极致。(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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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警方暂时逃避治安责任以及张荫梧拖延了召集军队的时间,人力车夫们才能够摆脱平日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规矩和法规。有意或无意地,他们做了一件毫无疑问他们早就想做的事情：指挥交通。“有一段时间他们完全是街道的主人,他们拦住各种车辆,搜查汽车,盘问乘车人,并不准某些街道通行。”(126)有那么几个小时,电车、“贵族工人”、汽车、上流乘客以及警察都服从了暴动者的意志。这一戏剧性的角色颠倒,车夫们对他们每天奔波但却从未控制过的街道的临时占领,(127)以及他们对仇视的竞争者的破坏,都解释了他们的情绪为何如此高涨。在对暴动的事后分析中,张市长指出,“人力车夫……如饮狂药”。(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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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动的那一刻,充满着表现力和机械性。(129)在暴动者“简直把电车撕成了碎片”,并“临时管制了各主道……以棍棒威胁不听他们命令的人”时,他们以戏剧性的方式,让人们知道了他们的怨恨不满之深。并非所有这些感情都能用口号和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或通过理智的政治活动来疏导。过去社会上许多戏剧性事件,都只是表现和加强了车夫的依附性身份,而现在这些全都化成了车夫向所经历过的所有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统治挥去的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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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这些情绪并不意味暴动者们失去了理智。他们的发泄目标——城市电车系统,预设了这场暴动的构造,因为车夫和他们的盟友们从西城区的事发地点神使鬼差地沿着电车轨道向西、向南方向移动。当他们沿着轨道对电车系统实施物质毁灭的报复时,这也把他们引向了电车公司管理和员工的总部。当晚九十点钟,人群开始在东城的公司办公室和位于天桥区电车场的工会总部周围聚集。记者们指出,在场的人力车夫早已因为铁山寺被占领以及最近电车工人与佛教僧侣间的骚乱而“群情激奋”,可见为何包围工会办公室的人群会有如此规模和进攻性。(130)暴动者抵达这两处目的地时,公司90辆电车中已有60辆遭到了损坏和摧毁。有些车的发动机和传动系统也被暴动者毁坏。另一些车辆的玻璃窗被砸碎,车厢上的木板也被撬了下来。电车售票处的候车站也遭到毁坏,电线也被切断了。街上“铺满了从一长列遭毁电车上落下来的碎玻璃和木片”。(131)尽管没有人员死亡,(132)但有18名电车工人遭到了暴动者的殴打,有的还使用了铁棍和木棍等。(133)65名工人事后报告称,有票箱、钱袋、衣物等遭窃或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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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群刚准备冲进这两处办公室时,警察和军队终于赶来驱散了人群。军队用刺刀把街道一扫而空。随着军队的前进,暴动者和看热闹的人都“一哄而散”了。(134)在人力车夫奋勇抵抗的地方,军队就发射空包弹,用枪托对抗示威者的棍棒。有近两百人遭到了逮捕。(135)士兵和警察还在内城北面的鼓楼附近设法困住了一千名车夫。许多被捕者声称,他们只不过是聚在一起支持异见工会,不是来闹事的。在旧农商部就加入暴动的车夫们回来时发现他们的洋车都被偷了。他们急忙向总工会官员求助,却发现办公室内空无一人。总工会干部们由于害怕“追究责任”,纷纷开了小差。(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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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相对没有什么冲突。想要发起总罢工的车夫和希望恢复工作的车夫之间爆发了零星的斗殴。(137)张荫梧下令全城戒严,军队和警察占领了人力车夫工会和支部办公室以及三家市政工会的办事处。尽管电车公司由于暴动造成的损失和担心进一步的混乱而决定暂停所有线路运营,不过电车工人包装了五辆还能使用的电车,在车上贴上标语,沿着没有被残骸阻塞的铁轨行驶,以庆祝他们的胜利。(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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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这次风潮的反应主要集中在人力车夫与电车公司之间持续的冲突。虽然也有人说,总工会内部斗争和僧众与电车工人之间的矛盾是这次事件的成因,但当晚的大多数报道都以人力车夫自公司经营伊始就心怀不满的论调作为开头。以《数万名人力车劳工攻击电车》为题,畅销的日报《实报》指出,“自从北平电车系统建成以来,(139)每个普通车夫都会在工作中强烈地感受到电车的冲击”。(140)只有亲南京党部认为,张寅卿及其党羽阴谋策划了这起暴动。(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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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和军队最终逮捕和拘留了一千余人。(142)被指为暴动祸首的工会高层干部受到了严厉的处置。虽然张寅卿据说乔装打扮设法逃出了城,但是多名旧势力成员,包括他的表弟陈子修,都被逮捕。(143)陈是在暴动后两天试图登上一辆前往天津的火车时,被便衣探员逮捕的。两周之后,陈以及另外三名工会领导者在天桥刑场被枪决。据说尽管陈曾在狱中受到刑讯逼供,但是他直到最后一刻也坚称自己的清白。(144)陈子修对暴动背后存在阴谋的坚决否认向人们暗示了,虽然他和张寅卿也许曾为保住权力,计划破坏总工会会议,但他们并没有命令其支持者去攻击电车。其他三位领导者,都是人力车夫工会职员,他们承认了参与领导攻击电车。尽管这些可能都是屈打成招,可大多数遭到逮捕的暴动带头人都是工会执委或支部领导者的事实表明,虽然总工会层面的旧势力成员没有直接参与暴动,但工会职员确实领导着人力车夫。(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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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因暴动而被逮捕的人责罚相对较轻,可监禁最初几天,毕竟让人感到前途未卜、万般难熬。大多数案子都是在北海附近的一个道观(146)审理的,这道观也就成了临时监狱。为了防止劫狱和越狱,道观门口部署了三挺机枪和四排军人。(147)暴动后的这些日子里,被告人家属聚集在道观门外,试图与家人取得联系并给他们送来食物。(148)妻子们和母亲们在探问丈夫和儿子时都泣不成声。家庭成员既担心拘留者的命运,也担忧没有了车夫收入来源的情况下他们自己如何过活。(149)即便只是临时拘禁,也对车夫家庭的生计造成了惩罚。大多数被捕者有两天没得到食物,最后在警方的安排下每人得到了一个馒头。结果证明审讯太耗时间,于是调查员将暴动者分成七人一组集体审问。大多数被捕者否认参与闹事,拒绝检举车夫工友并保证日后肯定不会闹事。(150)35人被判入狱,刑期从4个月至一年多不等。(151)98人在他们签署了承诺日后绝不犯事的保证书后即被释放。其他大多数人则被驱逐出城。889人被分成三组带到了离城墙六里远的地方,然后释放,并责令不许再回来。此次驱逐的执行带有很强的仪式性,身着制服的军人于同一天在城市东、西、北三处排成纵队。(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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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潮结束后不到一周,新一轮的总工会选举就在新势力必将掌握执监委员会的气氛和规则之下举行了。(153)人力车夫工会被暂停投票权,而工程队、清道夫和沟工队工会则被永久取缔了。(154)鉴于旧势力领导人入狱的入狱、逃亡的逃亡,而他们的支持者也被逐出选举,选举结果不言而喻。当异见工会成员正为掌权沾沾自喜之时,在重新召集的总工会大会上发言的国民党官员却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们自己插手过的派系斗争疯狂的高潮事件表现出了惊讶。张明经称,他对北京劳工运动的狂热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承认结果“出乎我的意料”。(155)这场经历证明,“工人必须时时刻刻不要忘党,接受党的领导,否则无异于自杀”,领导层“完全为私人谋利益,……即当捉出”。当然,正是源自南京的党派斗争,才使异见工会能够通过独立斗争赢得了总工会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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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车公司称,60辆电车损失金额总计40万元。(156)在获得政府同意提高票价弥补损失之后,电车于12月底恢复运营。(157)票价上调了,虽然有领导人被处决,工友不是入狱就是遭到驱逐,而且还暂时失去了在总工会的正式代表权等代价,但是车夫们还是赢得了部分他们为之奋斗的东西。另外,市政府还允许公司停交税款三个月。事态发展却夺走了电车工人在总工会的派系胜利上的一部分喜悦感,因为他们也不得不承担一部分损失。经过简短争辩之后,电车工人同意放弃年终奖金,并且在该月只拿半数工资。(158)更糟的是,工会还被迫放弃了对铁山寺的支配权。(159)当工人们开始拆除庙墙扩建学校时,佛教徒们再次举行了抗议活动。市长张荫梧担心再生事端,便下令社会福利局接管寺庙。数月后,佛教徒和电车工人依旧在为此事打官司。(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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