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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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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国其他城市一样,北平发生过许许多多的罢工、示威、集会和抗议游行。但是攻击电车系统,是自1900年拳乱和1912年兵变以来,这座城市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市民骚乱。如果把这两次骚动分别归为官方准许的劫掠和兵变计划结果的话,那么1929年的电车风潮,就是这座城市从晚清至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这段历史时期内里唯一的一次具有暴动性质的市民骚乱。不论是采用英文词典中对“骚乱”的定义——“野蛮、暴力、公开扰乱和平”,或是当代文献对“暴动”一词的释义——“集合大群人杀人、放火、劫掠以及进行其他暴行,包括有政治性质的行动”,电车风潮作为一场罕见的失控和混乱(如果有特殊区别的话)都显得尤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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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车夫们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下定了决心。在1924年,车夫们曾准备以卧轨阻止电车运行。当他们的庇护人孙学仕在公司有权势的后台压力下屈服时,他们的计划在最后一刻失败了。(161)1929年,只是经过了一系列政治策略和战术试探,以及8月的预演之后(“夜车”事件),人力车夫们终于发现他们有暴动的集体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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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关群众骚乱和暴力的研究,都强调初始评估(emergent values)和政治体验对解释暴动行为的重要性。国家市民骚乱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在其一份关于1960年代美国城市暴动原因的报告中总结道：“骚乱并非作为偶发或突发事件毫无预兆而突然发生的。相反,它源自于一种日益动荡的社会氛围,通常在这种氛围之下,几周或几个月之内发生的一系列造成紧张局势的事件,把众多怀有共同潜在不满情绪的人心联结在了一起。”(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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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北平这次暴动而言,导火线是人力车夫与电车工人在旧农商部附近的纠纷以及在楼内发生的派系斗争。在此之前,涉及人力车夫、电车工人、市政工人、佛教徒以及党和工会干部的一连串的白热化事件,使得全市弥漫着一种动荡的社会气氛。作为相互冲突的副产品,每个团体都培养出了同仇敌忾的敏锐感。当政治的势不两立,助以北平市民习于相互顶撞和冒犯他人权力与利益的易怒天性,社会冲突的激烈升级便势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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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城市的社会秩序,可以通过调停人和中间人来阻止或和缓个人及团体间的冲突,以缓解这些紧张和冲突。当国民党政治机关为了在这座城市的统治机构大家庭中谋取一席之地而试图模仿这些做法时,群众政治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机构还有另一条倾向于让事态升级而不是缓和的路线。国民党干部们企图通过攻击资本家工厂主及总商会等强大组织来推进一种鼓励事态升级的政治纲领,可是在经历多次失败的尝试之后,他们终于定下心来,以一种“负责”的态度来处理其自身的事务了。但是这么做,却让他们成了派系斗争和社会运动的攻击目标。(163)作为既有城市社会秩序组成部分的派系风气,以及国民党干部本身在多年的游行、抗议和天安门集会中推行的政治运动逻辑,为这些攻击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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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老舍受到电车风潮的启发,写了《黑白李》这篇短篇小说。(164)小说中,他借用电车风潮来说明中产阶级两兄弟的不同：一个是善良软弱的知识分子,另一个是冷酷的政治运动者。李氏兄弟相貌酷似,只是哥哥黑李脸上有个黑痣。他们雇了一位名叫王五的车夫给他们拉包月。王五感谢黑李对他生活安康的家长式关心,但是发现白李更擅长煽动暴力。暴动如期发生了,李四爷(白李)作为首犯遭到通缉。二爷,即那位对政治毫无兴趣的哥哥,抹去了黑痣,冒充弟弟让警察抓住,使四爷得以逃脱。二爷和五位车夫遭受了与陈子修和三名工会干部同样的命运,被判处死刑,游街拖向刑场,给枪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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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为读者提供了两种选择,一个是只会自我牺牲的“好”哥哥,另一个是为了能够组织政治运动而愤世嫉俗、缺乏人情的“坏”弟弟。作者并没有对暴动本身的正当性做出任何评论,尽管王五被塑造成了一个富有同情心的角色,而且他说电车会直接威胁人力车夫生计时也不会有争议。再来看这位激进分子弟弟,他老于世故、与贫苦工人走得近、外表狡黠冷峻,还有骗过行刑者的本事,这与张寅卿的为人极其相似。他哥哥的人道主义精神则唤起了对1920年代这一道德难题的辩论,一边是人力车夫存在的现实,一边则是诸多知识分子,在试图寻找像车夫困境等社会问题的解决途径时所经历的挫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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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的各种主义为大量有问题的政治行为提供了正当借口,(165)从殴打工友和砸毁公共设施,到徇私舞弊和滥用职权,不一而足。老舍暗示了参与现代政治会抹杀一个人的道德责任感。即便仅仅是偶尔读读报或参加些社会活动,都能让老舍留下民国政治充满可耻而又暴力的印象,来支持他在《黑白李》《骆驼祥子》及其他作品中所描绘的群众政治面目的真实性。在《骆驼祥子》中,老舍笔下的人力车夫主人公,只有在他的人格堕落之后,才开始参加政治活动。他在北京这座“文化之城”里“变成了走兽”。(166)阮明是个贪婪、没有原则的人,他从学生变成了国民党劳工组织者。在他的怂恿下,祥子加入了人力车夫工会。“阮明为钱,出卖思想;祥子为钱,接受思想。”(167)阮明相信自己的激烈思想,并让祥子相信这思想“十分有理”。两人都毫不犹豫地利用自己的信念来为其损人利己的行为开脱。作为一名学生,阮明虽有进步思想,却因曹先生(祥子善良的老雇主,与黑李的道德观相似)没给他好分数而向国民党告发他是共产党。在此之后,祥子也为了60块钱把阮明出卖给了警察,把这位工会领导人送上了天桥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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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高超地塑造了阮明和四爷等政客形象,这些形象与1920年代那些能言善辩之人在他们对手眼中的形象如此相似,使人们不仅能够领会城市政治中机会主义的盛行,还可以看到激进主义者和普通市民是如何默默地探求他们的道德平衡点的。与他同时代的人把政客视如“官僚黑帮”或更坏的东西一样,老舍对于现代政治的厌恶,模糊了公众期待、传统政治动机和现代意识形态等在1920年代中国城市里相得益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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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寅卿能够得势,主要归功于他能够把国家主义(nationalism)、三民主义与选民生活联系在一起。至于他们对“封建主义”的所有抨击,张寅卿这样的政治人员最擅长的便是重塑一套言行方式,以符合对社会事务该如何处理的习惯期待。(168)张寅卿是一个有着现代思想的暴君或“土皇帝”,他掌握着能让比他地位低下的人视他为庇护者的诀窍。国民党意识形态将工人们的“饭碗”、儒家对“民生”的重视以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糅合在了一套话语中,在人力车夫的卢德主义传统本质之上披了一层现代外衣。中国传统“道德经济”证明保护民生是确保社会和谐的方法,而“政治经济”则保护财产和利润,现代中国政治并没有因为支持后者而抛弃前者,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它通过将传统经济权利和公民权利联系起来,从而使之现代化和强化。正如关于欧洲砸毁机械设备事件的研究所示,为保住工作而砸毁机器的工人,通常会得到社会对这种行为的广泛支持。(169)在残存的社会准则与现代资本、科技和组织的竞争中,陈旧的价值观最终溶解了。就中国而言,装着民生老酒的国民党观念的新瓶,以某种方式使人力车夫的疯狂抱负,让赞同和支持国民革命的人们清晰可辨,虽然不那么食之甘饴。有些人对青天白日旗不感兴趣,甚至怀有敌意,对这些人来说,人力车夫们所尝试要做的,不过是基于保护集体利益的古老的城市政治活动。人力车夫以市民身份捍卫他们的生计,通过操纵现代政党政治对抗现代化。混合在这次风潮中的返祖性与现代性,表现了现代社会变革的自相矛盾的本质：越是抵制进步,就越会被卷入现代资本和现代国家权力的发展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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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老舍：《骆驼祥子》(香港：学林有限公司,无版期),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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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于恩德：《北平工会调查》,《社会学界》第4期(1930),第121页。1928年11月,人力车夫工会成为总工会下的北京第26个工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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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益世报》,1928年11月1日第7版;《顺天时报》,1928年11月7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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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见商会的公开声明,《益世报》,1928年11月6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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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益世报》,1928年12月22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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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益世报》,1929年10月16日第7版;《华北日报》,1929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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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NCS, 23 March 1929, p.10; 《顺天时报》,1929年3月22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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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NCS, 3 April 1929,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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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NCS, 23 March 1929,p.10; 《顺天时报》,1929年3月22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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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顺天时报》,1929年5月10日第7版;1929年5月15日第7版;NCS, 26 May 1929, p.12; 7 July 1929,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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