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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帮、口子等城市最基层单位,与其上层的联系是间接的,它们通过内部复制占支配地位的家长式权威模式的能力,而不实际触及所在行会的权力结构。依法建立的市级组织则直接与政府接洽。这颇有点像北京的城门与城墙。在1920年代,北京城最显眼的两座城门或许就是天安门和前门了。在天安门外,(11)一座较小的皇城门(12)出乎意料地被迫扮演起了民国政治生活的中心角色,一批批的人在此集会,以创造和维持群众民族主义。天安门内则有故宫博物院。天安门在博物馆化的王朝过去和群众政治的未来之间划下了一条分界线。紫禁城存在的仪式意义,不过只是衬托了城外的新型政治仪式。而分割内城“官界”和外城“商界”的前门,也为适应日益繁忙的交通而进行了改造。正如繁忙的交通一样,民国时期国家与社会也因频繁互动而连接了起来。政府的衰败与瓦解,中断了国家与国民的联系,至少对于政治这条双向车道来说是如此,但是通过各色干部的活动所建立起来的正式沟通的习惯,却从未中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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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守势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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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其《狱中札记》的一节中,将社会秩序中的统治机构和主流信仰,比作“现代战争的堑壕配系”,他把政治斗争区分为“运动战”和“阵地战”。(13)积极抵抗或推翻掌权者的运动,如大罢工,与注重边际防御和扩大某种社会地位的消极抵抗,是有区别的。因为革命不能在罢工和示威游行的战场上取得胜利,葛兰西越来越关注围困政权的阵地战方式。他指出了教会、工业体系和主流文化,形成了国家这个“外在的壕沟”背后“强大的堡垒和工事”,体现了现有社会秩序的坚韧性,由此论证了向政治阵地战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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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中国这样地域辽阔、丰富多样的国家,人们可以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层面同时开展运动战和阵地战。军阀们的阵地战可以被张作霖或北伐军一击而溃。城市则会像1919年和1925年那样,(14)爆发大规模抗议示威,然后再求助于政治手段,而各个团体和阶级则运用这种政治手段努力地巩固、保卫或最低限度地扩充他们的利益。冯玉祥在1926年的失败为北京的五卅运动落下了帷幕。而1928年北方军阀和南京政权之间的僵局让政治运动战得以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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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葛兰西所指出的,政治运动战的平息,可以让人们对非政府机构有更好的估量(做出“精确的侦查”)。北京的基本秩序路径,可以通过当地机构的“深度”和地方精英老练的领导来解释。人们很容易会把民国时期误读成一段乏味的完全分裂和混乱时期,这是因为他们的视线没有越过政府的壕沟,看看安迪生、孙学仕、周作民及其他当地著名的个人、集体和公共利益的保卫者。即便是意识形态上以政治运动战著称的人物,例如张寅卿等,也曾试图把他们的集体防御体系加入到全市的堑壕配系当中。政治运动战,就部分而言,就是既有社会秩序穿上一套华丽的戏服到天安门外展示并加以合法化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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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体系之所以行之有效,是因为当地精英分子愿意吸纳新团体进入现有社会秩序,即便冒着他们防御策略复杂化的风险。当然,这些“负责任”的个人、会议和集会无休止的筹划必有其自身的弱点。这套政治体系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远不及其社会控制能力。正如艾拉·卡茨内尔森(Ira Katznelson)所言,城市政治的特点就是,形成一种能够缓和潜在激烈的阶级和地域族群冲突而不必重新分配权力或财富的机制。(15)在北京,这种缓和效应的实现,并非像美国城市在世纪之交时那样主要靠的是党派政治,而是通过传统经验的现代化,如调解和利用有能力平息群众骚乱、扭转掠夺性政治力量侵入的干部场域(cadr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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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精英在政治阵地战中的调停者、中间人和专家的形象,有助于揭示民国时期政治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政权的社会基础。(16)比如,南京政权是不是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治结晶?(17)或国民党政府是不是就是“它自己的选民”,无关乎所有社会势力的选择和状况?(18)国民党在当地最忠实的支持者,就是被张寅卿等干部动员起来的群众。而对这个一方面以军阀手段勒索保护费,另一方面煽动群众运动反对既有权威的政权,地方精英的评估是相当冷静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精英们学会了与这些新政治巨头的相处之道。鉴于国民党政权内部派系纷争、政治组织紊乱的性质,维持这种工作关系需要相当的技巧和耐性。当地精英及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之与南京政权的联系,不是作为爪牙或傀儡,而是作为一系列特定交易的参与者。在这些交易之中,他们用当地的资源和支持为筹码,换取更高层级的特权和职务。这一阶层作为当地经营者和秩序维护者的存在,可以使像定都在南京这样的政权得以滑行在中国社会的表层,并能以最小的代价控制地方日常事务,从而获得最大的政治机动性。如果国民党人像农村的共产党人,打破坚冰,深入到社会下层,或许符合其长远利益。但1927年之后,像李乐三、张寅卿这样勇敢的跳水者和泅渡者,在国民党阵营已是凤毛麟角,而在1929年之后,这样的人事实上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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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冲突与聚合：一种连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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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对19世纪中晚期的城市社会危机时,城市精英和组织已经更新或开发出了一套令人赞叹的处理社会冲突和脱序的策略和方法。(19)政府官员们鼓励设立民兵、粥厂、慈善团体、市场管理机制和其他公益事业。管理和监管的基本任务则由行会等准政治团体的操作。农村骚乱和工业不平衡发展所带来的压力的汇聚和增加,使这些传统机构越来越力不从心。世纪之交之后,(20)政府对城市社会的治安、管理和发展进行干预的承诺和前景,让官员和公众对解决面临的贫困、混乱和落后产生了期望。(21)传统的和现代的、政府的和准政府的手段,似乎可以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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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0年代和1920年代,这些观念和机构的岸堤部分瓦解,不免让人对城市如何应对变革和脱序问题心存疑虑。“贫民工厂”这种不伦不类的机构,杂糅了国家资助工业化的想法和中西方的慈善观念,似乎只是一种安抚贫民和公众舆论的姿态,而非针对失业和经济无保障等问题的解决方案。正如孙学仕等民间领袖的生涯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构思巧妙的姿态能够赢得可观的地方政治资源。但是,期望和社会现实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也会导致类似电车风潮这样的大爆发,并为1949年之后针对城市社会问题的行政解决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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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现代化进程下的城市往往会变得十分混乱。在路易·谢瓦利耶(Louis Chevalier)看来,19世界的巴黎就是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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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态的城市,一座不断被各种危机和矛盾折磨着的城市。一座被各种事件搅动的城市……从街头打架和工场斗殴,到大规模的工人起义、暴动和革命;从工场、街头频发的报复,平时的大量纷争,到必决雌雄的群殴;从个人的怨仇到民众的愤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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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的北京,作为一个大型中心城市,同样有其危机、冲突、骚动、斗殴、报复和个人怨仇。然而,在这座城市中大规模的反叛和深仇大恨却并不多见。诚然,北京现代化进程和发展之慢,减轻了谢瓦利耶指出的主要引起巴黎社会骚乱的这类社会的和人口分布上的压力。但是,只消读一读北京当地的报纸,就能发现工场、街道和街坊被形形色色的激烈矛盾所撕裂的大量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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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基于个人或团体层面的对抗到全市政治层面的冲突,敌视和对抗既未减弱也未增强,像1929年电车风潮,(23)实属社会秩序常态中的例外。在矛盾升级的过程中,当各种争议问题、受侵害团体以及相关运动穿过城市政治的堑壕配系或沿着其边缘发展的时候,都会有人出来进行疏缓和调停。由此而形成的一副社会安定的景象和现实,给许多游客和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他们来说,北京就是一派安静的画面。一位刚从上海、南京到北平的游客,称这座城市是“冷静”的。他刚到北平,肃静的火车站里听到的电车当当声,就仿佛能把他从梦中震醒,中山公园中形单影只地打着太极拳的人,也让他停下脚步,驻足观望。(24)从当地资料和文献来看,事实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在这座城市冷静的外表之下,涌动着骚动与冲突。这种冷静的外表,只是代表了精英、领导者、经营者和各种机构在公共场合上的实际表情,让人们在乱世之中仍能感到一丝秩序。这一平静外表迸发成政治风暴的突然性,以及调停者平息风波和政治活动家浑水摸鱼的急切,表明了一致、冲突和恢复秩序,都是同一连贯过程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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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机构和团体都不厌其烦地在其政治声明中提及社会安定、地方秩序和团结一致的重要性,以及混乱、闹事和内讧的危险性,都体现了乱世中自然会有的希望和焦虑。但老是这么谈论城市生活也有一定的政治逻辑可循。和谐的政治价值不仅在于其本身可以作为一个目标,还在于作为凸显矛盾和纠纷的一种手段。(25)表现总商会领导人或党员干部之间和睦关系的典礼,也为对手和派系之间的戏剧性冲突搭好了舞台。领导人各尽其责的理想画面,短期内可以防止有人挑战在任者,但随着时间推移,便成了准备指控当权者挪用公款、任人唯亲、行事专制、有背公信的批评者和反对团体的支点。对于领导人的仪式性赞词成为他们永不可能兑现的“竞选承诺”的负担。表现团结的粉墨登场,暗藏着派系间较量的玄机;而公开的政治对峙,又或许是团体或机构重建和谐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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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任何企图在中国重建统一政治秩序的尝试,都以这种对社会秩序的执念为基础,并加以强化,与此同时,也为派系斗争和社会运动的重现创造了条件。这个政治和社会层级制度的“高度”,覆盖了一片大陆且深入到人口稠密、层级分明的城镇,为全国、地区、地方和子地方(sublocal)之间及其内部的关系注入了相当的张力。以此视角前瞻,1950年代共产党实行加强团结、压制冲突时的中国政治的高度一致性,在现代中国城市史上是相当反常的现象。“文化大革命”期间多层次的派别斗争,加之以团体竞争和群众运动、中央和地方角逐者之间的复杂交易,依稀可见民国时期的政治阵地战和运动战的模式。虽然中国城市不太可能在短时间重现1920年代和1960年代那种混乱的特殊时期,但是政治斗争,将继续以社会层级的综合架构为背景,围绕着干部场域(Cadredom)以及有政治意识的社会阶层与团体的行为正当与否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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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1920年代的中国现代城市传统中,冲突与一致作为其主题和原则而互相交织在一起。中国的城市既无法孕育一场大革命,也不能产生一个有能力阻止其在农村崛起的国家。不过,它们一方面通过产生阶级冲突、政治激进主义、现代公众舆论、政治暴力风气以及大众民族主义的核心图案和符号,另一方面还通过建立警察队伍及其他干部场域要素、社会团体法人化、正式与非正式调停和控制社会冲突的手段,以及对社会安定和经济保障的强力支持感,为1949年前后的革命和国家政权的建立做出了贡献。没有一座城市或城市势力的联盟,曾经被证明能够把这些互相矛盾的趋势转变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自我利益的城市政治秩序。相反,城市已成了一个储藏着政治手段、策略和情感的仓库,对任何能够理解它、开发它和利用它的人们都敞开着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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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CS, 7 January 1928,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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