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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冲突与聚合：一种连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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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对19世纪中晚期的城市社会危机时,城市精英和组织已经更新或开发出了一套令人赞叹的处理社会冲突和脱序的策略和方法。(19)政府官员们鼓励设立民兵、粥厂、慈善团体、市场管理机制和其他公益事业。管理和监管的基本任务则由行会等准政治团体的操作。农村骚乱和工业不平衡发展所带来的压力的汇聚和增加,使这些传统机构越来越力不从心。世纪之交之后,(20)政府对城市社会的治安、管理和发展进行干预的承诺和前景,让官员和公众对解决面临的贫困、混乱和落后产生了期望。(21)传统的和现代的、政府的和准政府的手段,似乎可以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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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0年代和1920年代,这些观念和机构的岸堤部分瓦解,不免让人对城市如何应对变革和脱序问题心存疑虑。“贫民工厂”这种不伦不类的机构,杂糅了国家资助工业化的想法和中西方的慈善观念,似乎只是一种安抚贫民和公众舆论的姿态,而非针对失业和经济无保障等问题的解决方案。正如孙学仕等民间领袖的生涯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构思巧妙的姿态能够赢得可观的地方政治资源。但是,期望和社会现实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也会导致类似电车风潮这样的大爆发,并为1949年之后针对城市社会问题的行政解决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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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现代化进程下的城市往往会变得十分混乱。在路易·谢瓦利耶(Louis Chevalier)看来,19世界的巴黎就是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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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态的城市,一座不断被各种危机和矛盾折磨着的城市。一座被各种事件搅动的城市……从街头打架和工场斗殴,到大规模的工人起义、暴动和革命;从工场、街头频发的报复,平时的大量纷争,到必决雌雄的群殴;从个人的怨仇到民众的愤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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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的北京,作为一个大型中心城市,同样有其危机、冲突、骚动、斗殴、报复和个人怨仇。然而,在这座城市中大规模的反叛和深仇大恨却并不多见。诚然,北京现代化进程和发展之慢,减轻了谢瓦利耶指出的主要引起巴黎社会骚乱的这类社会的和人口分布上的压力。但是,只消读一读北京当地的报纸,就能发现工场、街道和街坊被形形色色的激烈矛盾所撕裂的大量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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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基于个人或团体层面的对抗到全市政治层面的冲突,敌视和对抗既未减弱也未增强,像1929年电车风潮,(23)实属社会秩序常态中的例外。在矛盾升级的过程中,当各种争议问题、受侵害团体以及相关运动穿过城市政治的堑壕配系或沿着其边缘发展的时候,都会有人出来进行疏缓和调停。由此而形成的一副社会安定的景象和现实,给许多游客和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他们来说,北京就是一派安静的画面。一位刚从上海、南京到北平的游客,称这座城市是“冷静”的。他刚到北平,肃静的火车站里听到的电车当当声,就仿佛能把他从梦中震醒,中山公园中形单影只地打着太极拳的人,也让他停下脚步,驻足观望。(24)从当地资料和文献来看,事实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在这座城市冷静的外表之下,涌动着骚动与冲突。这种冷静的外表,只是代表了精英、领导者、经营者和各种机构在公共场合上的实际表情,让人们在乱世之中仍能感到一丝秩序。这一平静外表迸发成政治风暴的突然性,以及调停者平息风波和政治活动家浑水摸鱼的急切,表明了一致、冲突和恢复秩序,都是同一连贯过程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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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机构和团体都不厌其烦地在其政治声明中提及社会安定、地方秩序和团结一致的重要性,以及混乱、闹事和内讧的危险性,都体现了乱世中自然会有的希望和焦虑。但老是这么谈论城市生活也有一定的政治逻辑可循。和谐的政治价值不仅在于其本身可以作为一个目标,还在于作为凸显矛盾和纠纷的一种手段。(25)表现总商会领导人或党员干部之间和睦关系的典礼,也为对手和派系之间的戏剧性冲突搭好了舞台。领导人各尽其责的理想画面,短期内可以防止有人挑战在任者,但随着时间推移,便成了准备指控当权者挪用公款、任人唯亲、行事专制、有背公信的批评者和反对团体的支点。对于领导人的仪式性赞词成为他们永不可能兑现的“竞选承诺”的负担。表现团结的粉墨登场,暗藏着派系间较量的玄机;而公开的政治对峙,又或许是团体或机构重建和谐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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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任何企图在中国重建统一政治秩序的尝试,都以这种对社会秩序的执念为基础,并加以强化,与此同时,也为派系斗争和社会运动的重现创造了条件。这个政治和社会层级制度的“高度”,覆盖了一片大陆且深入到人口稠密、层级分明的城镇,为全国、地区、地方和子地方(sublocal)之间及其内部的关系注入了相当的张力。以此视角前瞻,1950年代共产党实行加强团结、压制冲突时的中国政治的高度一致性,在现代中国城市史上是相当反常的现象。“文化大革命”期间多层次的派别斗争,加之以团体竞争和群众运动、中央和地方角逐者之间的复杂交易,依稀可见民国时期的政治阵地战和运动战的模式。虽然中国城市不太可能在短时间重现1920年代和1960年代那种混乱的特殊时期,但是政治斗争,将继续以社会层级的综合架构为背景,围绕着干部场域(Cadredom)以及有政治意识的社会阶层与团体的行为正当与否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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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1920年代的中国现代城市传统中,冲突与一致作为其主题和原则而互相交织在一起。中国的城市既无法孕育一场大革命,也不能产生一个有能力阻止其在农村崛起的国家。不过,它们一方面通过产生阶级冲突、政治激进主义、现代公众舆论、政治暴力风气以及大众民族主义的核心图案和符号,另一方面还通过建立警察队伍及其他干部场域要素、社会团体法人化、正式与非正式调停和控制社会冲突的手段,以及对社会安定和经济保障的强力支持感,为1949年前后的革命和国家政权的建立做出了贡献。没有一座城市或城市势力的联盟,曾经被证明能够把这些互相矛盾的趋势转变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自我利益的城市政治秩序。相反,城市已成了一个储藏着政治手段、策略和情感的仓库,对任何能够理解它、开发它和利用它的人们都敞开着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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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CS, 7 January 1928,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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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lifford Geertz, Negara： The Theatre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Bali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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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同上。 Geertz 在传统巴厘岛国的个案中表明,“典礼中心”如何戏剧性地集中体现在可以构成社会秩序要素的社会价值上,这是国王和地主对等级制度、不平等一样都器重的,“十分迷人”。在巴厘岛的个案中,由于政府的政治职能为地方精英和组织所掌控,国家无须多做其他的事情。在传统中国,政府以一种能够促进政府与非政府精英分享管理和治安职能,维持既服务于国家也能使地方实权派合法化的典礼中心的程式,将治国之道和国家威仪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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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黄仁宇(Ray Huang)对于1587年帝国治国之道和典礼之法的结构与功能的生动讨论：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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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使用“防御工事”比喻都市机构采自Ira Katznelson提供的Antonio Gramsci对于都市政治的考察。参见Katznelson, City Trenches： Urban Politics and the Patterning Clas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Pantheon, 1981). 又见Joseph Levenson(列文森)在“滑稽的洪宪皇帝”一节的叙述：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The Problem of Monarchical Deca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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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再参见Joseph Levenson“滑稽的洪宪皇帝”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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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指中华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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