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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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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党组织运作的巨大反差，在国民党内引发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种反应是为国民党组织松懈而忧虑，更对共产党组织严密而恐惧。这种忧虑和恐惧衍化为“分共”“反共”的主张和行动。国民党内主张“分共”“反共”者，其出发点和动机不尽一致。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出于对共产党严密组织的恐惧。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讨论国共纠纷情形时，即有国民党代表谈到，两党的纠纷并非主义之争，亦非党员努力者与不努力者之争，实是“一部分人对共产党怕得了不得”。他们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作秘密党团活动尤生疑惧。共产党代表则声辩说，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不过5000，而国民党党员有50万，“这50万国民党为何怕起5000个共产党来呢？”[131]事实上，当时确实流传着1个共产党员抵得上10个国民党员，1个民众运动者胜过100个国民党挂名党员等说法。[132]西山会议派主张“分共”，亦部分是出于对共产党严密组织的恐惧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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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党组织反差在国民党内引发的另一种反应，是部分富有革命热情的国民党青年，鉴于共产党组织严密，国民党组织疏散，转而加入共产党或青年团。他们认为：“共产党的组织严密，训练严格，国民党则反是，所以要革命，就要加入共产党。”[133]有一位青年谈及他从国民党转入共产党的原因：“我只看见人家的努力勇敢，不由得我不起了羡慕，由羡慕而生信仰，由信仰而做了一个实行家，回看国民党的青年，还像暮气沉沉的睡着……”[134]另一位由国民党转入青年团的青年亦称：“C.Y.的组织，我相信任何团体的好组织都比不上他的严密确真，他对于他的团员有整个的训练方法，其最注意的就是以铁的纪律规定团员勤阅书报，这是很好的方法，国民党就因了缺乏这样工作，所以到了现在，许多同志都变成跨党跨团的假党员。”[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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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国民党青年转入共产党，亦与后者的有意吸纳有关。早在中共“三大”议决国共合作之际，中共中央即提出：“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136]不过在国共合作之初，中共对自身组织发展持比较谨慎态度，其精力主要放在发展和扩充国民党组织上。[137]自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后，中共逐渐转变策略，开始注意在国民党内发展组织力量。中共的做法很快引起国民党人的警觉。1924年6～7月，部分国民党员提出弹劾案，指责共产党破坏国民党，其中“罪名”之一即是共产党“在国民党原有的党员中，吸收所谓阶级觉悟的分子，成立一个国民党的左派”。8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弹劾案，又有国民党代表提出：“国民党员不得任意加入其他政党，凡共产党员加入本党者，应专从本党工作，不得援引本党党员重新加入共产党及为共产党征求党员。”[138]对此，陈独秀回复说：“在国民党内成立一个左派，直算是进步，不是破坏……若指吸收有阶级觉悟的分子入共产党，这乃阶级分化、政党分化之必然的社会现象，非人力所能拦阻。而且浅薄些说，为什么只许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许国民党党员加入共产党呢？”[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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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7月，戴季陶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中也指责中共在国民党员中扩张C.Y.和C.P.的组织。对此，陈独秀并不否认，只是回复说，“在事实上，据我所知，年来由国民党员加入C.P.的很少很少，比较C.P.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百分之二，比较由C.P.介绍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千分之五”。[140]如果陈独秀所言属实的话，则此时国民党员转入中共者尚少。不过，陈回避了国民党员转入C.Y.的人数。而当时国民党青年改宗转党者，一般是先入青年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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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月18日，国民党“二大”上有代表提出，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到该地党部的许可。此议一出，当即遭到与会中共代表的反对。张国焘声称，世界各国政党的党员，入党出党都有充分的自由。而且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实数不过共产党员人数的3%。[141]张所说3%是否属实，尚待考证，但此问题提到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说明已引起了国民党人的高度重视。5月17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规定：“本党党员未受准予脱党以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本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本党。”[142]以决议的形式来对国民党员改宗转党加以限制，反映出问题已有相当的严重性。据称在这一决议颁布后，中共方面曾声明，今后将不从国民党员中吸收新党员，[143]但实际并未执行。同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使团在关于广州政治和党派关系的调查报告中谈到，在中山舰事件后的数月里，从国民党转到共产党的大学生多达300人。当时广州中共党员总数为2000人，其中学生知识分子党员约400人。[144]也就是说，从国民党方面转过来的党员约占广州中共党员总数的1/7，占知识分子党员总数的3/4。这类情形自然会引起国民党高层的警觉。1926年9月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对共产党人提出两点批评：一是挑拨工农群众与国民党的关系，使国民党难以赢得工农的信任；二是“竭力要把国民党的年轻左派吸收到共产党组织中去，结果是国民党内几乎没有纯粹的国民党左派”。[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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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在1926年9月的一份报告中谈到，在蒋介石视为其基本势力的黄埔军校学生中，左派分子占80%以上。[146]这些左派国民党青年实际成了中共的后备力量和群众基础。当时国共两党内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即国民党成了共产党的预备学校。如1926年8月上海中共组织的一份文件中提到：“一直到现在，我们学生同志普遍的有个观念，以为国民党是C.Y.的预备学校，C.Y.是C.P.的预备学校。”[147]与此同时，西山会议派也指责中共“认国民党为预备学校，以共产党为正式班，国民党是他们的过程”[148]。国民党左派亦慨叹：“国民党已经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149]“脱党叛党者日益多，而本党前途乃有莫大的危险。”[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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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观念的普遍化，自是大量事实逐渐累积的结果。国民党党员大量加入共产党，实际上改变了国共合作的初始形式。亦即由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单向流动，发展为国共党员之间的双向互动。国共合作之初，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人数甚少，几乎全部加入了国民党。但一年以后（1925年1月），中共“四大”决议：“今后我们的党员及在我们指导之下无党的产业工人，必须有工作上的需要才加入国民党。”[151]同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在国共关系议决案中再次强调：“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完全在我们势力支配之下的党部不在此限）。”[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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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述决议认真执行了的话，则意味着1925年以后，中共党员已很少加入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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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共决定新同志非必要时不再加入国民党后，中共党员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跨党党员，一部分是纯粹党员。国民党也同样由跨党党员和纯粹党员两部分组成。两党的跨党党员中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先入中共，再入国民党；另一类是先入国民党，再入中共。前期跨党者主要是前一种情形，后期跨党者主要是后一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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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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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内部，谁是跨党党员，谁是纯粹党员，自然心中有数；而国民党方面，谁是跨党党员，谁是纯粹党员，则是一笔糊涂账。因为中共党员的身份不对国民党公开。1926年5月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中，要求中共将党员名册提交一份给国民党中央。中共并没有提交。蒋介石感叹：“究竟哪个是真正的党员，哪个是跨党的党员，究竟哪个是忠实的中央执行委员，哪个是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说各位同志不明白，要怀疑，就是我做主席的，也弄不明白。”[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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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员身份的秘密性，一直令国民党人深感不安，觉得自己在明处，对方在暗处；国民党的家底，中共一目了然；而中共对其党员发号施令，国民党却不知底细。“国民党党务，共产党员可以操纵，而共产党党务，国民党员绝对不能参加。”[154]从国民党改组之日起，中共即在国民党内开展秘密党团活动。[155]国民党人认为，中共党员既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则在国民党内不应进行秘密党团活动，否则就是“党内有党”。当国民党发现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在国民党内有党团活动时，即明确表示不能容许，认为“既有党团作用，则已失其为本党党员之实质与精神，完全不忠实于本党，且其行为尤不光明”。[156]而中共方面则认为，“既准跨党，便不能无党团之嫌疑。国民党外既然有一共产党存在，则国民党内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之行动。况既谓之派，思想言论必有相类之处，既有党外之党，则其一致行动更无可疑”。[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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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最初不愿与中共实行党外联合，而只同意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意在不愿中共“独树一帜而与吾党争衡”。未料随着事态的发展，国民党人越来越感觉不安的，正是这种“党内有党”的合作方式。中共党团在国民党内的秘密运作，最使国民党人深怀戒惧。[158]本来国民党亦可采取党团的方式“回敬”中共。邹鲁回忆，在他担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部长期间，曾在广东各校员生中组织国民党党团对付共产党在青年学生中的活动；同时也派人加入共产党，去侦察对方的情形。[159]但国民党的“党团”无法对付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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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客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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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很快发现，它在组织竞争方面远非中共对手。改组后，除了党员数量急剧扩充外，其组织内聚功能并未得到增强，形式上仿效俄共组织体制，实际上仍是一盘散沙。相反，中共及其青年团在人数上虽远不及国民党，但其组织内聚力相当强，在国民党内很快形成一种“反客为主”的态势，[160]以至于国民党人感到，“所谓两党合作，事实上成为国民党的分子的个体与共产党整个的团体的联络，所谓国民党容纳共产党，事实上变为国民党分子不是为共产党所溶化，便是受共产党所包围”。[161]国民党左派甘乃光声称，由于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组织的运用，而国民党内的纯粹党员因松弛散漫而无法与之抗衡，其结果，“则我们常常说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分子，恐怕在事实上是共产党容纳国民党分子了”。[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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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民党左派青年大批被吸纳进共产党和青年团，国民党人感到国共合作的形式在发生变化，一方面，中共训令其新党员非必要时不再加入国民党；而另一方面，国民党青年却不断涌入共产党。“本党容纳共产党的政策，仿佛变为共产党容纳国民党的政策了！”[163]到国共合作后期，这种慨叹在国民党内几乎成了一种共鸣。《现代青年》有文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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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共”政策，年来所得的结果怎样呢？在外说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在内来说，我敢老实不客气的说，已经不是国民党“容共”，实是共产党“容国”了，试看国民党青年，革命性丰富一点的，因为国民党组织散漫，纪律不严之故，无人指挥，欲工作而无从，最容易被人拉入共产党，那国民党已经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这种事实，谁都不能否认的。[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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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共将“容共”改称“联共”的时候，国民党人感到国共关系开始发生主客易位，担心国民党“容共”，有演化为共产党“容国”的危险。北伐时期国共两党的矛盾和冲突，除了意识形态之争，农工运动过火等因素外，国民党对中共在其党内的党团运作深怀疑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当时一些国民党人公开说：“我们并不反对C.P.赤的政策，所反对的是C.P.处处把持国民党的工作。”[165]就连鲍罗廷也感到“国民党人确实害怕国民党最终被共产党人吃掉”。[166]在共产党的严密组织运作下，国民党人强烈感受到了一种组织生存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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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国共合作之初，孙中山不愿与“毫无所借”的中共对等合作，而只许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服从他的领导。孙意以为共产党人既同意加入国民党，即已表明这班少年诚心悦服其主义。孙对此非常自信。然而，孙中山一方面想借鉴俄共模式将国民党改造成为一个列宁主义式的严密政党，另一方面又同意容纳共产党分子，这本身就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一个真正的列宁主义政党，是不可能容纳另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在其党内活动的。党内合作形式本身即意味着包容者不可能是一个十分严密的组织。孙中山当初要求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自然不希望中共在其党内进行有组织的党团活动。但这对具有坚定信仰和铁的纪律的中共而言，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出现两种结局：一种是国民党仍维持其旧有的涣散松懈的组织体制，容许中共在其党内作党团组织活动，从而逐渐丧失自己的领导权，最终可能为中共所兼并；另一种是终止两党党内合作，或共产党主动脱离国民党，或国民党强行“分共”“反共”。孙中山在世时，国民党内虽不断有人反对“容共”，但孙中山自信有控驭中共的能力。故一直不曾改变其“容共”政策。孙去世后，主张“分共”者不免有“违教”之嫌，非万不得已不敢贸然行事。西山会议派“分共”的失败，在一定意义上即是违背“遗教”而导致党统“合法性”丧失所致。蒋介石1926年5月14日日记记曰：“……大党允小党在党内活动，无异自取灭亡，能不伤心？惟因总理策略既在联合各阶级共同奋斗，故余犹不愿违教分裂，忍痛至今也。”[167]可见蒋虽早有“分共”“反共”之心，只因不敢冒“违教”之险，不得不勉强维持“合作”局面。但这种局面显然难以长久维持。因为国民党是不可能放弃其领导权的。当中共领导的两湖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直接冲击着一大批农村地主家庭出身的国民党党员和党军军官们的切身利益后，无疑坚定了蒋介石反共的决心；与此同时，蒋介石在打下江西、上海后，个人声威倍增，反共时机趋于成熟。在这种情况下，蒋虽明知“违教”亦在所不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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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时期，国民党发展成为一个拥有百万党员的大党，但其所表现出来的“党力”尚不若仅有数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原因何在？仅袭用俄共组织的形式，而未能得其内蕴精髓，组织技巧与意识形态相脱离，当是其主要症结所在。而这又与孙中山以三民主义为体，以俄共体制为用的治党策略紧密相关。国民党“以俄为师”实际上只学到半套表面功夫，一与“全盘俄化”的中共较量，即感软弱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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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共在组织运作方面的成功，并未能保证它在此次革命中取得最终胜利。共产党的“文斗”毕竟敌不过国民党的“武斗”。合作破裂后，国共双方都总结各自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从中得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蒋介石得出的结论亦相似。他说，国共之间只能拼武力，不能拼党力，如果国民党也搞起工农运动，不管成败如何，“均逃不出共产党之掌握”。[168]此也足见中共的组织运作技巧给蒋介石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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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及人书局，1987）一书可视为台湾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经典之作。李著认为，若非蒋中正断然武力“清党”，则国民党早已于此时被消灭（见该书导论）。大陆学者的问题意识集中于探讨大革命的领导权，传统观点强调中共是大革命的领导者，较近的看法则倾向于中共没有掌握大革命的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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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436页；另，郭恒钰认为，当时共产国际把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关系不说是“两党合作”，而称之为“统一战线”，进而认为1923～1927年的国共关系不是“第一次国共合作”，而是“国共统一战线”。见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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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90，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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