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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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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50～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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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2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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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共广东区委联席会议记录》（1924年10月），引自杨奎松《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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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2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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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孙中山：《与〈顺天时报〉记者的谈话》（1925年1月），《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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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北京李代表意见书》，《中国国民党周刊》第10期，1924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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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这一认知非中共所独有，如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等人言论中亦常见类似提法。1926年12月27日《现代青年》第1期所刊《中国国民革命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一文称：“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这句话是现在很流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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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陈独秀：《我们的回答》，《向导》第83期，192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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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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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颁发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1924年8月），《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459～4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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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述之：《国民党中之左右派的争斗与共产党》，《向导》第138期，1925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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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中共中央致鲍罗廷、瞿秋白电》（1924年8月27日），引自杨奎松《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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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9月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528～5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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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国父全集》第1册，台北，1973，第8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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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黄彦：《关于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几个问题》，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中），中华书局，1989，第1238～1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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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121～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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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924年8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对国民党员颁发一训令。国民党党史会编《革命文献》第16辑，该训令题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颁发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第2773～2776页）。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档案馆合编的《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收录时亦沿用这一标题（第459～462页）。再查最早发表该训令的《中国国民党周刊》第40期（1924年9月28日），其标题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于全体党员之训令》，训令标题和正文中均无“容纳共产分子”或类似提法。可知《革命文献》和《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两书均对原标题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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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9，第3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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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174～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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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在此之前，国民党内已有人将国共关系表述为“合作”关系，如1924年8月21日国民党中央全会上，监察委员李石曾函称：“弟非国际共产党，亦非参与两党合作之人，但两党既已合作如前，万不宜分裂于后。”（引自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29页）但这只是代表个人的言论，国民党官方文件中出现两党“合作”提法，则自《整理党务案》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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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据蒋介石年谱载，《整理党务案》最初成形于1926年4月3日蒋向国民党中央提出的《请整军、肃党，准期北伐》建议，成立联席会议一事，亦于此次建议书中提出。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第554～5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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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联席会议组织大纲案》（1926年5月17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712～7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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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参见1925年4～5月的蒋介石日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86～5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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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蒋介石自称为最高机关之首席，共产党横暴已极，将累及国民党》，原载《顺天时报》，引自季啸风、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2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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