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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班人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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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逝世后，胡汉民最有希望成为孙中山的革命接班人。而胡之竞争对手，除了廖仲恺，还有汪精卫。廖自知非胡对手，乃将汪推到前台，自己隐身幕后。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较之胡汉民之由“留守”而“代帅”，廖仲恺之由省长而财长，略逊一筹。不过，孙中山北上时，让汪精卫随侍左右，并在北京病重期间，让汪精卫代行处理国民党与北方军政当局之间的关系。汪不仅代表孙中山对外发言，并且是总理遗嘱的执笔人。汪也因此萌生角逐接班人的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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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逐接班人，鲍罗廷的支持举足轻重。孙中山生前对鲍罗廷深加信任，聘他为政治顾问，并请他参与高层决策；孙中山逝世后，鲍罗廷在国民党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张国焘描述当时鲍罗廷的特殊地位称：“他在国民党中，既非党员，又是外国人，职位也不过是政府顾问，但其发言却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他以中央政治委员会顾问的身份，运用其高超的个人手腕，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广州几乎肩负着实际领导责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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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对胡早有成见，认胡“难以相处”。[5]而对汪则认为“有野心，无宗旨，可利用”。[6]鲍罗廷在胡汉民和汪精卫之间，有意抑胡抬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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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闻，胡汉民为人刻薄，气度狭隘，城府太深，消极方面多有得罪，积极方面又不得党内同志信仰。武人如粤军之许崇智固与之势不两立，湘军之谭延闿与滇军之朱培德对其亦恶感多而好感少；文人方面，“胡戴（季陶）交恶”“胡廖交恶”更早有传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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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遂在鲍罗廷、廖仲恺等人支持下，拉拢许崇智、朱培德、蒋介石等军人，私下达成政治联盟，共同孤立胡汉民。[8]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在鲍罗廷的支持下，被推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胡汉民被推选为有名无实的外交部部长。因此时的国民政府尚未为列强所承认，“外交部”是一个徒有其名的空头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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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不甘失落，想通过与党内“右派”结盟，反击汪精卫，未料因8月20日廖仲恺被刺事件，不仅计划落空，反遭汪精卫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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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廖案的起因，两岸史学界多从国共党争的角度加以解释，认为是廖氏左倾“亲共”而导致党内右派分子不满。实则“廖胡交恶”才是主因。参与刺廖的嫌犯胡毅生、赵士觐、林直勉、林树巍等人均是胡汉民的追随者，胡毅生更是胡汉民的堂弟。有资料记载，“当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内部纠纷迭起，最重要者，即为‘廖胡交恶’，盖当时国民政府主席虽属汪精卫，但在政治上居最重要地位者，实为廖仲恺。胡氏之被推为外交部长，亦系廖氏之意。……廖氏之所以推胡任外长者，实欲暗示胡氏自动去职也”。廖案前夕，外报已有谣传说“胡氏另有企图，将不利于广州当局，尤不利于廖氏”。[9]故廖案发生后，胡汉民难脱干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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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案发生后，汪精卫、许崇智与蒋介石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主持缉凶事宜，并“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一切全权应付时局”。[11]汪精卫认为，胡汉民虽不负法律责任，但须负政治责任，遂派胡汉民赴苏俄“养病”及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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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会议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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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利用廖案排胡，在一批国民党“老同志”中激起波澜。《邵元冲日记》载：廖案发生后，在上海的戴季陶、孙科、叶楚伧、刘芦隐和邵元冲等人均对汪精卫的做法及其为人甚表愤慨，认为“此次之大狱，实系精卫欲掊去展堂（汉民），故罗织种种罪名而成之，以便自代，其阴贼险狠，振古所希，季陶痛人心之狡刻，为之大恸，同座相对，俱为唏嘘”。随后几天内，邵元冲又获悉广州方面对林森、邹鲁、谢持、许崇智等亦有排挤倾向。他在日记中感喟道：“粤中相煎益急，始作俑者其责任将如何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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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聚集在上海的国民党“老同志”有谢持、叶楚伧、茅祖权、邵元冲、沈定一、戴季陶、覃振、孙科等人。这批人之汇聚，除对“联俄容共”政策持有异议外，共同对汪精卫不满，是他们结盟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对汪氏不满，并非因汪氏如何“左倾”，而更多是从“友道信义”上指责汪氏人品。如戴季陶致广州通电中，大谈“友道信义”，认为汪精卫“不应苛遇展堂”，谴责汪氏为人“狡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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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汪、胡两人在国民党内的口碑，一“长厚”，一“刻薄”，对比十分鲜明。孰意廖案之后，形象完全颠覆。其实谴汪者未必均“同情”胡，内中难免存有一己之私。以邹鲁为例，其时刘震寰与杨希闵的滇桂军控制广州的财税，邹主持广东大学，依靠与刘的私谊而分得几项税捐。国民政府成立后，力图统一财政，广东大学所包办的税捐也被一并收归财政部。邹因此而对汪精卫深怀不满，四处散发言论攻击汪，汪乃免去邹的校长职务。两人于是交恶日深。[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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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案后不久，许崇智又被蒋介石逼迫离粤。此事本来与汪精卫没有直接关系，但许崇智在痛恨蒋介石的同时，对汪精卫似乎更不能原谅。在许氏看来，汪之当选国府主席，他立有“拥戴”殊勋，而蒋之敢于驱许，势必先得汪之同意。[15]汪不仅没有制止，反而投井下石，因而对汪极为愤忿。[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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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满汪精卫的人，很快聚集起来，并于1925年11月下旬集会北京西山，形成所谓“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的诉求主要有三：一是对汪精卫个人不满；二是对“联俄容共”政策不满；三是对中政会的“僭越”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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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民党改组后的新党章规定，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孙中山有意削减中执会内一批保守的国民党“老同志”的掣肘，于1924年7月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简称“中政会”）。中政会在国民党党章中缺乏法理依据。孙中山在世时，党内虽有人对中政会的设立有所质疑，但因是孙中山亲自主持，质疑者不敢公开反对。孙中山逝世后，中政会实际成为党的最高权力中心。随着中政会集权的强化，中执会的权力大受侵蚀。一批受到冷落的“老同志”尤其心怀不满。反对中政会的声音亦随之而起。[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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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山会议派以“分共”相号召，以往学术界对西山会议派的认知，多专注其“分共”“反共”的面向，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和遮蔽了国民党内权力斗争的一面。西山会议除决议取消共产派在国民党之党籍外，还决议取消中央政治委员会、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弹劾汪精卫。其中指责鲍罗廷与汪精卫的主要“罪状”，是“利用政治委员会而驾驭中央执行委员会”；[18]鲍罗廷在政治委员会内大权独揽，汪精卫则遇事听命于鲍，以致“不见了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不见了国民政府，只见鲍罗廷所包揽的政治委员会”。[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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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集会的名义，是另行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会议通过议案，宣布与共产派实行分离，取消共产党员之国民党党籍；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迁移中央党部于上海；开除汪精卫党籍6个月，解除其中执委职务；解雇鲍罗廷。[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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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中央获悉“西山会议”的消息后，立即通电国民党各级党部，宣布西山召开之“一届四中全会”为“非法”，其组成分子为“反动派”。西山会议派亦不甘示弱，于1925年12月14日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央党部机关。西山会议派另立中央的举动，造成了国民党改组以后的第一次正式分裂。一时间，广州、上海两个“中央”互争“正统”，相互指摘对方为“非法”，为“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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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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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月1～20日，广州中央举行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国民党历史上，广州“二大”具有其独特的地位。一是此次大会由汪精卫主持；二是鲍罗廷在幕后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三是中共党人在此次大会上甚为活跃。此次大会是国民党历史上最为激进的一次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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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二大”前后，是汪精卫在党内之黄金时代。作为广州中央的领袖人物，此时汪精卫的左倾化程度亦达到了鼎盛。而鲍罗廷则可以说是整个大会的幕后指挥。广州“二大”通过的宣言和决议案明显受到了苏俄和中共意识形态的影响，甚至从语言和修辞上都可看出其影响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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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席大会的265名代表中，[21]究竟有多少共产党员，各种说法不一，有的说有150多人，有的说有八九十人，亦有的说六七十人，还有的说四五十人。[22]各种说法虽出入甚大，但都肯定中共党人在大会上扮演了令人瞩目的角色。大会秘书长由共产党员吴玉章担任。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由邓泽如、林祖涵、林森、毛泽东、谭平山5人组成，内中林森不在广州，实际未参与，另外4人中有3人是中共党员。大会报告中，林祖涵、董必武、吴玉章分别报告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准备工作、与会代表资格审查工作及大会秘书处的筹备工作；另外在有关政治、军事、财政及北方政治情况的4项主要报告中，共产党员担任了其中1项报告；在有关国民党中央组织工作的7项报告中，有4项的报告人为共产党员；14个省市的党务报告中，有6个省市的报告人为共产党员；就连12个海外党务的报告人中，共产党员也占了3个。大会指定了若干委员会审查大会的各种报告，其中审查中央组织部报告的委员会委员16人中，有10人为共产党员；在闭幕式上有9人演讲，其中5人为共产党员。[23]参加大会的共产党员通过“党团”组织，统一部署在大会上的言论和行动，令纯粹的国民党代表为之不安和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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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二大”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委80人，其中中央执行委员36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4人，中央监察委员12名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8人。内中共产党员有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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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2月10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维经斯基这样评估中共在国民党中的影响，他说：“共产党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小小的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机构之中，在组织和发展国民党”；“以致我们时而自问，我们在国民党中的影响是不是太大了。从那里来的同志都强调说，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很难划清两党之间的界限。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我们在那里的同志问，是否应该使国民党摆脱共产党的影响享有更多一些自由呢？”[24]维经斯基的说法可能有所夸张，但中共在国民党中的影响确实大大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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