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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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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二大”召开之后不久，西山会议派在上海也召开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6年3月29日～4月10日），另行产生出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海“二届中委”总计76人，其中中执委25人，候补中执委39人，中监委7人，候补中监委5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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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广州“二大”浓烈的左倾气氛相比，上海“二大”则是另一番景象。张继在大会开幕词中强调：“中国国民党的主张是全国人民起来救中华民国的。换言之，是国民革命，而非阶级战斗；中国革命是国民建国问题，并非与世界各国宣战，除得各弱小民族赞助外，亦须得非侵略主义的各民族的同情。换言之，是中华民国建国运动，并非世界革命，亦非国际革命。”[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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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会议派一开始即由于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不足法定人数而深受党统合法性的困扰。上海“二大”又因比广州“二大”晚开而更居下风。既无军队，又无地盘，也无财源，由一群失意文人政客集结而成的上海中央显然无法与广州中央相抗衡，甚至连维持日常机构运作的党务经费都难以筹措。在西山会议派内部又缺少一位“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领军人物，其组成分子又十分复杂，参加者猎取权位之心重于主义之信仰，有些人只是以“反共”“分共”做幌子，希望谋取相当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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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西山会议派反汪拥胡，但胡汉民对西山会议派“另立中央”的行为并不认同。胡的党性和党统观念极强，当西山会议派公开分裂国民党时，他毫不犹豫地站在广州中央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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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二大”与上海“二大”的同时召开，是国民党左右两翼因“容共”“反共”之政策歧见以及派系权力之争而导致“党统”分裂的表征。在此后一年半内，这种分歧与纷争更趋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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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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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一大”时，蒋介石没有当选为中央委员。“二大”上，蒋介石首次当选为中委，随后又相继兼任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国民革命军总监。当时“在一般代表的心目中，他与汪精卫是两个重心，前者是军事的，后者是政治的。有些人已经觉得汪蒋之间能否合作无间是有疑问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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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后，蒋因“高处不胜寒”而自我危惧。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以其校长座舰“中山舰”出现“异动”迹象，疑心并误断为有一个汪精卫、苏俄顾问季山嘉与中共联手的倒蒋阴谋，于是宣布紧急戒严，是为有名的“中山舰事件”。[28]事件发生后，汪精卫一度准备组织反蒋同盟反击，但由于得不到苏联顾问的支持，竟负气出走海外。蒋介石轻而易举地掌控广州中央。4月16日，蒋介石接替汪精卫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6月5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6日，蒋介石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常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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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流行的看法，蒋介石1924年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乃蒋介石“崛起”的标志。黄埔军校确是蒋介石事业的奠基点，也是他后来“崛起”的重要凭借。但黄埔军校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力，是在一两年以后才逐渐形成的。1924年出任黄埔军校校长时，蒋介石还称不上已真正“崛起”。中华革命党时期，辅佐总理的核心干部是五部部长，蒋不在其列；中国国民党时期，1923年1月，辅助总理的参议有21人，蒋不在其列；1923年10月，成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共计19人，蒋不在其列；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共计51人，蒋不在其列；1924年7月，孙中山成立更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委员会，最初指派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邵元冲、谭平山5人为委员，蒋不在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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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世时，比较看重蒋的军事才能，而没有看重蒋的政治能力，所以让他专门办军校，不让他参与党政。蒋的职位，除黄埔军校校长外，另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其时，许崇智任中央军事部部长兼粤军总司令，可以说是蒋介石的顶头上司。孙中山去世后，“革命接班人”之争，首先在胡汉民和汪精卫之间展开。论资排辈的话，至少还有廖仲恺和许崇智在其上。只有在廖仲恺被刺，胡汉民被流放，许崇智被逼走，汪精卫负气出走之后，蒋介石才开始掌控最高权力。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才是蒋介石“崛起”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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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胡汉民早在清末民初即已是全国知名的政治人物。而蒋介石直到20年代初还默默无闻。《申报》是当时中国最具影响的商业报纸。在《申报》报道的次数，大体可以视为社会影响力和社会知名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以此而论，蒋介石真正成为全国政治舞台上的知名人物，应是1926年以后（参见表4-1）。这也大体与“中山舰事件”之后“崛起”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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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申报》报道国民党人物次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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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蒋介石是国民党内一匹异军突起的黑马。他的成功既靠谋略，也有相当的机运。从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去世，到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为期仅一年零八天。孙中山去世时，国民党人谁也没有料到在一年之后会是蒋介石来接班，连蒋介石自己恐怕也没有预想到。蒋在孙中山死后一年间，暴得高位；又在一年之后，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并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孙中山去世时，年仅59岁。蒋介石后来遇到困境时，每每慨叹“要是总理在世……”。他没想到真要是总理在世，哪有他介石叱咤风云的机会。“乱世出英雄。”乱世政治具有不可预测性和充满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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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170301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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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二 中央特别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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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7月，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随着北伐军事的节节推进，南方革命队伍的分裂之象日趋显露。矛盾主要在国共两党之间展开，同时也牵涉到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倾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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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言之，在北伐初期，苏俄和中共力图使国民党内的权力格局恢复到中山舰事件以前的局面，争取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重新联合执政。[29]为此，中共与国民党左派联合发动了迎汪回国复职运动，意在抑制蒋介石的权力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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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都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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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9月初，国民革命军相继克复汉阳、汉口，武昌也指日可下。革命势力正向长江中下游推进。武汉因其地理位置重要，有望继广州之后成为新的革命中心。蒋介石主张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但中共欲将广东建设成一个左派革命中心，趁蒋介石不在广州而对国民党的最高权力中心施加一些影响，如国民政府北迁，则有可能失去这一基地，因而最初反对迁都。两个月以后，北伐军攻克南昌。蒋介石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移设南昌。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同意国民政府北迁。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正式做出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北迁武汉的决议。12月13日，在武汉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并正式对外宣告：“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在鄂开会以前，执行最高职权。”[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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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于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设置可能带来怎样严重的权力变局，最初并未十分在意，但很快察觉以左派为中心的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有可能在鲍罗廷操纵下架空自己。鉴此，蒋于1927年1月3日乘张静江、谭延闿等中央委员途经南昌之机，宣布在南昌召集中央政治会议，劝说与会者同意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于他所直接掌控下的南昌，迁都问题以后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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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武汉与南昌之间的对峙迅速升级。武汉一方坚持以临时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南昌一方坚持以中央政治会议行使最高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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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2月21日，武汉方面决定即日结束临时联席会议，宣布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正式在武昌开始办公。武汉方面想通过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来限制蒋介石的权力，乃于3月10～17日，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会议由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势力掌控。蒋介石原来的职位如中常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部长、军人部部长等要职，或被撤销或被替代，只保留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