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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汉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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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大大削弱了蒋介石的权力，但亦因此促成蒋介石大踏步走向“清党”反共。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政变。蒋介石原拟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来确立其法理地位，无奈不足法定人数，只好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宣布于4月18日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于是国民党中枢由一分为二发展为三足鼎立的局面，形成宁、汉、沪三个中央党部和宁、汉两个国民政府相互抗衡。武汉中央拥戴刚回国的汪精卫为领袖，并与共产党合作，被视为左派。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中央和西山会议派主导的上海中央，则被视为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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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南京另建中枢，其做法有如一年多前的西山会议派，在国民党法理上本无合法依据。因为当时国民党的“正统”中央在武汉，附从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亦未过半数。但蒋介石政权最终仍能立足南京，在很大程度上与蒋介石控扼了“党军”主力资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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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与汪精卫的武汉政府抗衡，蒋介石请出隐居上海的胡汉民与之合作，并推举胡汉民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南京国民政府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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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蒋介石尚在筹划“清党”时，上海西山会议派曾表示愿意与之合作“清党”，但蒋介石鉴于西山会议派之“反革命”声名，认为尚不宜取消“打倒西山会议派”口号。故“四一二”上海“清党”时，西山会议派在上海环龙路44号之中央党部亦同时被查封。直至6月6日，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胡汉民于中央党部纪念周上正式宣布，以后不容再有“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次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及各部部长联席会议，决议恢复西山会议派诸人的国民党党籍。随后，宁、沪两方之中央执监委员往返相商党务统一办法，双方同意“举出同等人数筹备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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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宁、沪密商合作之际，武汉中央迫于军事经济等压力，亦于7月15日宣布“分共”。但武汉方面汪精卫在表示分共的同时，仍主张倒蒋，并坚持武汉之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为“党国之最高机关”，提议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要求南京方面服从二届四中全会，亦即坚持以武汉中央为“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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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下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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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方面以李宗仁为代表，联合各军事将领与武汉方面商洽合作，并逼迫蒋介石“引退”。汪精卫与李宗仁等函电往来之际，亦同时与上海西山会议派的许崇智进行商谈。汪提出汉沪合作的两点意见：一是汉沪双方开一预备会，充分交换意见；二是汉方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请西山会议派同志加入。上海西山会议派表示同意召开预备会议，但反对召开四中全会，因为召开四中全会意味着以汉方为“正统”。西山会议派主张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宁、汉、沪三方大团结。而汪精卫则表示：他只能接受西山会议派的个人，而不能接受西山会议派的整个机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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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蒋介石被迫辞职下野。接着胡汉民、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亦宣布引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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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白崇禧等将领即致电武汉，请武汉中央诸人即行来宁。汪精卫于8月17日向武汉中央政治会议提出，南京政府已经停止办公，事实上已不存在，提议迁都南京。武汉中央政治会议通过汪的提议，并依汪的意见发表迁都宣言。迁都宣言的发表，意味着仍以武汉中央为“正统”，而不是合并于南京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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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汪精卫偕谭延闿、于右任、孙科、顾孟余、唐生智等离汉东下。22日，李宗仁自南京西上九江，与汪等会商合作条件。李表示欢迎汪等赴南京组织政府，但希望汪能发表一项与南京合作的宣言。汪表示一切问题须等至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解决。李宗仁以为欲在宁召开二届四中全会及组织政府，必须邀请宁方已离职赴沪之委员吴稚晖、胡汉民、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等回宁参加。汪等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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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特别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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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汉、沪三方合作，党统上有一大的障碍，即以何种名义来统合？汪精卫坚持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来解决党内一切纠纷。但宁、沪两方均反对召集此项会议。因宁方否认1927年3月间在武汉召开的二届三中全会，认为此会是在中共“劫持”下召开的，自无继此“非法”的三中全会之后再开四中全会之理；沪方西山会议派则不仅否认二届三中全会，连广州“二大”和二届中委亦不愿承认，最低限度亦须粤二届与沪二届各举同等人数筹备召开国民党“三大”。如照汪之提议开二届四中全会，则西山会议派诸人均非武汉方面所承认的二届中央委员，势将被摒除于会外。为了打开僵局，孙科提议，暂时由三方共同组织一个过渡性的中央最高机构，代行中央执监委员会的职权，负责筹备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解决党统上的困局。这个过渡性的机构，取名为“中央特别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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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宁、汉、沪三方代表在上海召开谈话会，决议由三方共推若干人组织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执监委员会职权，并于3个月内负责筹备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最迟于1928年1月1日召开“三大”。三方共推出特别委员会委员32人，候补特别委员9人。9月16日，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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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成立，表面上结束了宁、汉、沪三足鼎立的局面，暂时整合了自西山会议以来国民党内部分裂的状态。但中央特别委员会本身存在无法克服的困难：一是该会在国民党党章中没有法理依据；二是宁方实力委员和元老委员不予支持；三是汉方汪系人物极力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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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委会成立后，西山会议派声势大张。而原来希望在蒋介石下野后便可重掌党权的汪精卫则大失所望。组织中央特别委员会，意味着否定了汪精卫召开二届四中全会的主张。当宁、汉、沪三方委员在上海举行谈话会时，汪仍坚持其召开四中全会的主张，但为宁方和沪方所拒绝。汉方委员中除谭延闿、孙科表示同意组织特别委员会外，陈公博、顾孟余坚决反对特别委员会。9月13日，汪精卫宣布“引退”。顾孟余、陈公博亦相继发表“引退”文电，以示抵制特别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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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委员会虽不顾汪等之抵制而成立，但反对特别委员会的声浪亦随之而起。除唐生智起兵讨宁外，苏、浙、南京等省市党部亦表示不承认特别委员会的领导地位，反对矛头多指向特别委员会内之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在中央特别委员会中分据要津。而该派在政治立场和人脉关系上，素与胡汉民接近，因此中央特别委员会的幕后支柱实系隐居上海的胡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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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汪精卫与陈公博、何香凝等人联名发表通电，主张克日在广州召开二届四中全会，并在广州成立中央执监委员通讯处，意以自己为“正统”中央，反对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顾孟余、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等中央委员应汪之邀抵粤。这些附从汪精卫的中委，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原为广州和武汉时代之国民党左派；二是多数为粤籍，且以广州为中心与南京方面相对抗，故外间又称之为“粤派委员”或“粤方委员”（还包括陈树人、甘乃光等人）。[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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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在国民党内之历史地位，与蒋介石相比，自属更深。但“汪派”之形成，较之“蒋系”犹晚。广州国民政府成立至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汪在党内之地位虽处于巅峰，但此时之汪氏，尚未形成“汪派”。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汪氏因不满蒋介石之所为而称病离国。此次事件对汪氏无疑是一大打击。但此后汪氏在党内之声名不减反增，因当时党内许多文人对蒋介石权势的骤增，视之为军权压倒党权，武人压制文人的表征，而汪氏遂成为他们心目中最足以与蒋氏抗衡的文人领袖。武汉方面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之迎汪回国运动，大有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之慨。经过此番运动，汪氏声名暴涨。尤其是在一般青年国民党员的心目中，以为唯汪氏为“今之完人”。汪之“党圣人”称号，亦起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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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汪氏于1927年4月回国至武汉时，已成全国青年一致崇拜的人物。[33]而汪派亦于此时逐渐形成。其时，武汉政府中的国民党左派人物，除徐谦别有怀抱外，其余如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等，均集结于汪氏周围。这些人后来成为汪派的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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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决意复出，不得不与汪联手。因为蒋要复出，首先需要推翻特别委员会。而集结于特委会的西山会议派，多为党内元老。蒋有意借重汪以共同对付特委会。1927年11月，蒋邀汪赴沪共商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事宜。汪鉴于蒋支持其反对特委会以恢复中央的主张，于是决定放弃在粤开会的初衷，赞同蒋议，启程赴沪，经宋子文居中联系，与蒋建立合作关系。恰当此时，拥护汪精卫的粤系军队张发奎、黄琪翔部发动兵变，围攻支持特别委员会的桂系李济深、黄绍竑。随后中共趁机发动广州起义。事变发生后，胡汉民、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等留居上海的一批元老派中委以及西山会议派、桂系等纷纷指责汪精卫与陈公博，认为张、黄兵变与中共暴动均为汪、陈等所促成。汪精卫自知难以在国内立足，遂发表辞职引退通电，乘轮去国。“引退”通电中，汪仍表示“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不可不开，中央执行、监察两委员会不可不恢复，特别委员会不可不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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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南京发生群众示威游行集会，要求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请蒋介石复职，被军警镇压，死伤多人，是为所谓“一一二二惨案”。惨案发生后，蒋介石要求追究查办，借此打压西山会议派。时在中央特别委员会负责的西山会议派人士在南京无法立足，纷纷他往。胡汉民与孙科亦出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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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斗争中，蒋介石采取左右逢源的权谋之术，一方面利用粤变之后西山会议派、元老派及桂系等对汪派之谴责与弹劾，将汪逼走海外；另一方面又利用汪派促开二届四中全会，搞垮西山会议派及中央特别委员会，从而坐收渔利。1927年12月28日，中央特别委员会宣告结束。1928年1月9日，蒋介石在南京通电复国民革命总司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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