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14494
1703014495
1930年8月7日，扩大会议在北平怀仁堂开幕，由汪精卫主持。会议推汪精卫、赵戴文、许崇智、王法勤、谢持、柏文蔚、茅祖权为常务委员。9月1日，会议通过《国民政府组织大纲》，决定成立国民政府，推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阎锡山、唐绍仪、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谢持为国民政府委员。当日通电全国。9月9日，阎锡山、汪精卫等在北平宣誓就职。北平国民政府宣告成立。中国国民党遂又分裂为北平、南京两个中央。改组派与西山派长达数月之久的党统之争乃告终结。
1703014496
1703014497
此次阎、汪等人反蒋，与以前地方军人之反蒋有一明显不同之处，即在武力倒蒋的同时，重视政治对垒，标榜民主法治，以博取时誉。7月24日，汪精卫公开发表谈话，表示同意西山派谢持、邹鲁等提出的取消一党专政、国民党为政党之一、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等主张。[49]次日，汪氏在北平再次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声称中国国民党之政纲政策，须提出于国民会议，若通过，则成为国民之政纲政策，否则，则代表国民党之失败。[50]与此同时，扩大会议提出“党政七个基础条件”，通电各方，内容包括筹开国民会议；制定基本大法，保障人民公私权利；民众运动与民众组织，由地方自治做起；各级党部不直接干涉行政；不以党部代替民意机关；党义治国，集中人才；中央与地方采均权制度等。[51]这些主张大都出自汪精卫。汪氏还针对南京高唱“党外无党”，表示国民党不限制其他政党存在。[52]9月2日，扩大会议拟定约法起草委员会人选。9月15日，约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随即紧锣密鼓地着手约法的起草工作。
1703014498
1703014499
在这场反蒋运动中，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态度依违两可，成为蒋介石与反蒋派共同争取的目标。在蒋介石的极力拉拢下，张氏最终倾向南京。9月18日，张学良发表通电，名义上呼吁和平，实则支持南京，并派两支劲旅直趋关内。9月22日，张军入据北平。北平国民政府遂告瓦解。扩大会议由北平移往太原。
1703014500
1703014501
尽管战局日趋恶化，汪精卫亦深知反蒋联军败局已定，但仍加急赶成一部约法草案，于10月27日公布（名为《中华民国约法草案》），以博取舆论的称誉，也存心与蒋介石为难。为时势所迫，蒋介石亦致电南京中央，准备提前召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召开国民会议及制定训政时期约法。
1703014502
1703014503
改组派原本高呼打倒军阀，而扩大会议却与军阀合作；改组派本是党内左派，与右翼的西山派不共戴天，而扩大会议却与西山派妥协携手。汪精卫和陈公博的所作所为，令改组派的广大追随者大失所望。他们恍悟到改组派领导人所追求的仍是个人权位，对汪、陈遂由信仰而怀疑，由怀疑而失望，由失望而整个的破产。[53]从某种意义而言，扩大会议的召开，象征着国民党左派的结束。改组派从此不再带有左倾激进色彩，仅成为“汪派”的代名词。[54]扩大会议瓦解后不久，汪精卫于1930年底在天津发表声明，宣布解散“改组同志会”。
1703014504
1703014505
非常会议
1703014506
1703014507
改组派、西山派与地方实力派的联合挑战刚刚平息，南京中央内部又燃起一场新的纷争。胡汉民反对蒋介石在训政时期颁布约法，蒋介石借机将胡汉民拘押，并软禁于汤山，时称“汤山事件”。这次事件结束了1928年以来蒋胡合作控制南京中央的局面，并激起一场以广州“非常会议”为标志的反蒋政潮，造成宁粤之间的分裂和对峙。
1703014508
1703014509
胡汉民与蒋介石为南京中央的两大柱石。当地方实力派发动一次又一次反蒋战争时，胡汉民始终坐镇南京，全力支持蒋介石。胡氏一向坚持其党治主义主张，他对扩大会议借“约法”标榜法治的做法，十分反感。他认为，训政时期以总理遗教为最高指导原则，无须约法，声称“总理的一切遗教就是成文的宪法”。对于扩大会议提出的约法草案，胡氏斥为“胡闹”。加之胡氏对汪精卫深恶痛绝，制定约法出于汪的号召，更不愿拾其牙慧。
1703014510
1703014511
与胡汉民不同，蒋介石主张接受扩大会议提出的法治要求，不愿“为捣乱者再留一为约法而战之题目”。当时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强烈要求制订约法，威胁着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合法性。故蒋提出在宪法未颁布以前，先行制订训政时期约法。当时社会上还盛传蒋介石想借约法，登上总统宝座。
1703014512
1703014513
蒋的约法主张，事前未与胡商议，亦未待中央党部讨论而径自公开发表。胡大不谓然。1930年11月13日，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开幕。会上，蒋介石正式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制订约法的提案，得到政学系张群等人响应，却遭到胡汉民的强烈反对。全会最后未能就是否制订约法一事做出决定，仅议决于次年5月5日召开国民会议。
1703014514
1703014515
除约法之争外，胡汉民对蒋介石提出的提前召开国民党“四大”的主张，亦表示反对。胡汉民在三届四中全会的开幕词中，还隐晦指责蒋介石个人集权，声称“断断不可以某人为万能，希望一切事情都由他一人去担负。以为如此，便是把所有的聪明才力都贡献给党了。可是目前却深犯这个毛病，因此兼职之风一时大盛。兄弟认为实有严重纠正的必要”。[55]四中全会上，蒋介石仍决定以国民政府主席兼任行政院院长。胡氏颇不以为然。他在大会闭幕之日又临时提议，以后中央各部部长不必由常务委员兼任，实则要求蒋介石辞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胡氏的提议虽然得到全会原则通过，但蒋仍以常务委员继续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1703014516
1703014517
胡氏一向强调“党权高于一切”，并以“党权”的代表和化身自居，视蒋为“不知政治”的“军人”。[56]在胡看来，“自古武人只能马上得天下，没有文人就不能马下治天下”。[57]“只有政治可以左右军事，而军事不能左右政治的。”[58]蒋介石则认为：“开国端在武功，有武功不患无文治。书生如本党之老学究，诚不足言文治也。”[59]
1703014518
1703014519
胡氏素来自视甚高，遇事专擅固执。几年来，胡氏常以立法院院长的身份制约蒋介石，使蒋觉得“一切政治皆东牵西制，不能运用自如”。蒋指责胡“必欲以五院院长牵制行政，且皆欲以立法院主张是从，而以立法院为国民政府之重心”。[60]蒋无法容忍胡氏，欲去之而后快。
1703014520
1703014521
1931年2月28日晚，蒋介石以宴客为名，将胡汉民扣押，逼迫胡汉民辞去立法院院长及国民政府委员等本兼各职，翌日将胡移送汤山软禁。
1703014522
1703014523
拘禁胡汉民是蒋介石在走向个人集权过程中继中山舰事件之后又一重大政治事件。此次事件引发国民党内粤籍中央委员集结起来，另立门户，酿成持续数年之久的宁粤之争。
1703014524
1703014525
1917～1923年，孙中山三度在广东成立革命政府。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广东成为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国民党也带有浓厚的广东地域色彩。孙中山晚年所重用的干部，如胡汉民、陈炯明、许崇智、朱执信、廖仲恺、汪精卫等，均是广东人。1926年北伐以前，国民党有效控制的地区局限于广东。政府的财政税收也大部依赖广东一省。在国民党内，广东人常自许为革命牺牲最多，贡献最大，革命的正统意识亦最强。[61]
1703014526
1703014527
孙中山去世后，同隶粤籍的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均有可能成为孙中山的接班人，但也因此相互难容，导致廖仲恺被刺，胡汉民被逐，汪精卫被迫出走海外。中山舰事件后，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从此转入浙江派之手。广州一度盛传“浙江人排挤广东人”的说法。广州街头甚至出现反对浙江系的标语。
1703014528
1703014529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数年间，以汪精卫为首的一批粤籍委员受到排挤。汪氏个人更处于颠沛流离状态。唯有胡汉民维持与蒋介石合作的局面。国民党内一向富有正统意识的粤人，早有不平之感。故当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的消息传出后，粤籍国民党人迅速集结起来，共同对抗蒋介石。
1703014530
1703014531
首先是文官长古应芬、铁道部部长孙科、司法院院长王宠惠、立法院秘书长李文范、南京市市长刘纪文等相继托故离开南京，潜行入粤，或避往上海租界。古应芬旋即联络陈济棠、邓泽如、萧佛成等人在广东组织“策划机关”，研究救胡及组织“西南政府”方案。据闻古应芬借以号召粤人的，即为“浙江人太欺侮我们广东人”一语。时论评曰：“两广人氏之同乡观念，较之任何省籍人氏为深，古氏能烛其微，为此恰到好处之语，故能一拍即合”；“古语一出，遂如响斯应，汹汹然莫能遏止矣”。[62]
1703014532
1703014533
4月30日，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人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身份联名发表通电，弹劾蒋介石“违法叛党”。5月3日，驻粤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率所部将领联名通电，要求蒋介石“引退”。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亦表示愿意捐弃前嫌，与广东联合反蒋。汪精卫、唐生智、陈友仁、许崇智、邹鲁等原与蒋介石积不相容的人，皆乘机活动。汪氏尤其屡屡于报端公开发表通电与谈话，以“颠覆个人独裁，树立民主政治”相号召。伍朝枢（时任驻美公使）等极力反对联汪反蒋。但邓泽如、邹鲁等力主联合汪派，以壮声势。一向与汪氏不共戴天的胡汉民，此时亦传言孙科、古应芬，表示“目前舍汪无足与蒋对抗”。[63]胡、汪两派遂在共同反蒋的目标下暂时携手。
1703014534
1703014535
5月25日，唐绍仪、邓泽如、古应芬、林森、萧佛成、汪精卫、孙科、陈济棠、许崇智、李宗仁、陈友仁等联名通电，要求蒋介石于48小时内下野。27日，汪精卫、孙科、邹鲁等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简称“非常会议”）。这次会议如同之前北平的扩大会议，亦宣布成立“国民政府”。
1703014536
1703014537
以“非常会议”为名，乃为了避免扩大会议时之党统争议。既称“非常”，则意味着超越现有党政体制和法理，如同民国初年孙中山南下护法时所召开之“非常国会”。“非常会议”规定，凡是一、二、三届中央委员，只要愿意反蒋，一律为“非常会议”当然委员，并推举邓泽如、邹鲁、汪精卫、孙科、李文范5人为“非常会议”常务委员，推举唐绍仪、古应芬、邹鲁、汪精卫、孙科5人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均是清一色的广东人。此次反蒋阵营集结了胡汉民派、孙科派、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两广地方实力派，不过声势已不及去年扩大会议，除两广外，外省人应者寥寥。[64]
1703014538
1703014539
5月5日，国民会议在南京开幕。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6月，南京召开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出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等职。7月21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北伐讨蒋令。蒋介石亦不甘示弱，于7月23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称对方为“粤逆”，表示要“削平叛乱，完成统一”。9月1日，粤方下总动员令，出师讨蒋。正当宁粤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国难当头，面对全国人民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呼声，双方不得不偃旗息鼓。
1703014540
1703014541
1703014542
1703014543
[
上一页 ]
[ :1.70301449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