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14444
1703014445
“清党”以来，蒋介石的新领导地位及其对党的路线所做的大幅度的修正，始终没有得到全党的正式认可，故对他而言，召开一次新的全国代表大会实有其必要。也因为此，蒋氏亟欲完全掌控三全大会的政治方向和人事安排。1929年3月15日，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开幕。这次大会是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首次召开的全代会。按照国民党党章的规定，全代会将产生新一届中央执监委员会。这意味着党的最高权力资源将重新分配，自为党内各派所瞩目。大会代表如何产生，首先成为党内关注的焦点。法理上，大会代表应由各省党员选举产生。但南京中央以党员总登记未完成，多数省区尚未成立正式党部为由，决定大会代表以中央指定为主，地方选举为辅的办法产生。当时地方党部的政治态度和派系立场十分复杂，有拥蒋派、拥汪派、拥胡派及西山会议派等。其中以拥汪派力量最为雄厚。特别是陈公博的改组派理论在地方党部和基层党员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这一局面，蒋介石自然亦了然于胸。如果完全采取自由选举的办法，南京中央难免失控。
1703014446
1703014447
当南京中央公布“三大”代表产生办法后，各地反对声浪四起。江、浙、鲁、皖、豫、冀以及京、沪、平、津等省市党部均通电声言不能接受。但地方党部的反对声浪在某种程度上更坚定了南京中央指派和圈定的决心。据统计，实际出席“三大”的代表有358人，其中直接选举产生者80人，仅占22.4%；由地方党部选出加倍人数，由中央圈定者105人，占29.3%；由中央指派者173人，占48.3%。[36]
1703014448
1703014449
大会代表产生后，以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以党内民主为诉求，严词攻诋，指认大会代表指派比例占到96%以上，“实在算不得什么代表大会，只配说蒋先生个人的御用会议”。[37]大会开幕前夕，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何香凝、王乐平、甘乃光、王法勤等粤派委员发表宣言，强烈反对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发表后，立刻得到十余个省市党部的响应。他们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联合办事处”，并发表通电，拒绝接受南京中央的领导，拟由“二届中委”另行召集“合法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推翻南京的“伪中央”。在改组派的推波助澜下，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中下层党部和党员中，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反三全大会运动。号称有13个省党部、5个市党部和5个海外党部参加了这个办事处。[38]如此声势浩大的下级反抗上级、地方围攻中央的举动，在国民党历史上空前绝后。
1703014450
1703014451
各地党部的反三全大会运动，使南京中央大为困窘，也凸显了南京中央无法驾驭中下级党部的事实。但改组派除了通电宣言外，缺乏更有力的抗争武器。国民党三全大会仍如期召开。大会追认了“清党”以来的新路线和以蒋氏为首的新党中央。汪派代表人物则受到严厉的整肃：陈公博、甘乃光被“永远开除党籍”，顾孟余被开除党籍3年，汪精卫则受到书面警告。汪派与南京中央彻底破裂。
1703014452
1703014453
“三大”产生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36人，候补执行委员24人，监察委员12人，候补监察委员8人。内中蒋派占绝对优势。据当时人观察，在80名中央委员中，蒋派占了44人。会后，蒋介石以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部长，而以其亲信陈果夫兼组织部副部长，陈立夫任中央党部秘书长。陈氏兄弟执掌国民党中央组织大权后，在全国各地迅速凝聚一股以国民党地方党务干部为基础的政治派系势力。人称CC系。
1703014454
1703014455
第三届中委中，汪派和西山会议派基本上被排斥出局。地方军系中，阎锡山、冯玉祥首次当选，而桂系因出兵湖南逼迫湖南省主席鲁涤平去职，受到大会处分，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被“永远开除党籍”。这一权力资源分配的新格局，埋下了日后左翼之汪派、右翼之西山会议派与地方军系联手反蒋之伏笔。
1703014456
1703014457
依据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常会通过的《训政纲领》，“中华民国于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39]国民党“三大”追认了这一《训政纲领》。这意味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由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提升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径以党的全代会代行国民大会的职权，以党魁遗教代行国家之宪法，[40]充分体现其浓烈的党治特色。
1703014458
1703014459
与前两次全代会相比，国民党“三大”通过的决议案不再囿限于党务，还包括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教育等一系列重要决议案。这些决议案被视为国民党训政时期国家施政的基本准绳。
1703014460
1703014461
国民党“三大”对党章做了大幅度的修正：一是实行预备党员制度；二是加强党纪，如规定党员不得加入其他政党，不得有小组织；已开除党籍之党员，不得在政府机关服务等；三是废除“党团”制度。此外，全国代表大会会期，由一年改为两年。
1703014462
1703014463
1703014464
1703014465
1703014466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
:1703012664]
1703014467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四 扩大会议与非常会议
1703014468
1703014469
三全大会结束之后，反三全大会的风潮随之平息。改组派所主张的“合法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未能召集。改组派感到缺乏武力的后盾，难以与南京中央相抗衡，于是有意联络地方军人反蒋。
1703014470
1703014471
1928年夏，北伐军事告终，蒋介石决心裁减军队。翌年元月，蒋介石召开国军编遣会议，实行全国大裁兵。此举激起地方军人的猜疑和不安，进而爆发一连串的反抗南京中央的行动。先是桂系李宗仁出兵湖南，继之是冯玉祥称兵汴洛，张发奎起兵宜昌，唐生智反复于郑州，石友三反叛于浦口。在这一过程中，中央以“求统一”为诉求，地方以“反独裁”为口号。
1703014472
1703014473
大体说来，1929年前后的地方实力派反蒋，多无明确的政治目标，亦无推翻南京中央的企图。而1930年的武人与党人之联合反蒋，情势就不同了。党人使武人反蒋师出有名，武人则为党人反蒋做实力后盾。党人反蒋，乃基于思想分歧和权力分配之难如其意；武人反蒋，则出于军队、地盘和既得利益的保持。他们所揭举的旗帜，是指责军队编遣不公和三全大会不民主，矛头集矢于蒋介石，号曰“反蒋”。
1703014474
1703014475
1930年，以阎锡山、冯玉祥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联合以汪精卫、陈公博为代表的改组派，和以邹鲁、谢持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派，形成反蒋势力大联合，先在北平召开会议另立党统，进而发动了一场规模浩大的中原大战。
1703014476
1703014477
扩大会议
1703014478
1703014479
2月10日，阎锡山致电蒋介石，声称武力统一不宜用于民主党治之下，约蒋“共息仔肩”，一同下野。蒋答以革命救国为义务，决心不顾成败利钝，为党戡乱，为国除奸。此后，双方展开了历时月余的电报战。值此之际，蛰居香港的汪精卫一方面致电支持阎锡山，另一方面派陈公博、王法勤北上活动。而西山会议派的邹鲁则早已在北方运动反蒋。在反蒋的大目标下，一向势如水火的改组派和西山派有了携手合作的机会。
1703014480
1703014481
3月18日，汪精卫电请阎锡山从速组织政府，并出任国民政府主席。3月下旬，改组派的陈公博、王法勤，西山派的邹鲁、谢持，与阎锡山的代表赵丕廉、贾景德等人，在北平集议，讨论组织中央扩大委员会，解决党政问题。4月1日，阎锡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并通电“陈师中原，以党救国”。5月1日，蒋介石誓师讨伐。双方投入兵力140多万人，其中南京方面投入60余万人，反蒋方面，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发奎、石友三等合计不下80万人。就实力言，中央军武器装备相对精锐，复有空军、海军助战，中央财力，更非华北、西北所能及。[41]而反蒋方面，一开始即宣布否认南京中央，另立“国民政府”，制订《中华民国约法草案》，其军队不称“护党救国军”，而直称“中华民国军”，从而与南京中央“争党统”“争正统”“争千秋”。[42]
1703014482
1703014483
但反蒋派内部，步调并不一致。在蒋介石看来，阎锡山、冯玉祥各怀鬼胎，“阎阴谋，专博旧社会之同情，联旧派以反对中央；冯阳忿，迎合新潮派之趋向，联新派以反对中央”。[43]冯玉祥“欲推汪为第三新势力之主脑，收拾北方时局，而实则冯欲戴汪为傀儡，自植北方势力以排斥阎也”。[44]
1703014484
1703014485
在党统问题上，改组派与西山派也未能达成一致。两派均否认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但二届中央存在粤二届与沪二届之争。改组派以正统自居，只承认粤二届，否认沪二届；西山派为了联合，主张粤、沪二届平起平坐。身为第三届中央委员的阎锡山与冯玉祥亦处境尴尬：攻诋“三大”为非法，也意味着否认自己的中央委员资格；阎锡山曾通电主张由一、二、三届中央委员共组中央扩大会议，成立第四届中央，但这样一来，不啻承认“三大”为合法。反蒋者在党统上又自失其立场。[45]
1703014486
1703014487
反蒋派领袖中，以汪精卫在党内资历最深，影响最大。汪氏倡导以护党为先。但粤二届中委中，一部分因系共产党员而被开除党籍，一部分因附从南京，加入了三届中委，拥护汪精卫的粤二届中委已不足召开全体会议的法定人数。故改组派所主张的粤二届法统，即使没有西山派的反对，本身早已残缺不全。西山派邹鲁致电冯玉祥称：“（粤二届）委员为卅余人，反蒋者未及半数，其中改组派则不过数人，非特不能代表粤二届，乃欲否认沪二届，必为整个团结之障碍。证之数年来，反共反蒋均系沪二届，岂反共反蒋出自汪等则为功，出自弟等则为罪乎？进而言之，党统实已破碎，而改组派则破碎之破碎，实不配再言党统。”[46]足见反蒋派在党统问题上歧见之深。
1703014488
1703014489
为解决党统纷争，邹鲁提出三种办法：一是由一届中委行使职权；二是由沪、粤二届中委联合行使职权；三是另起炉灶。基于一、二届党统已破碎，邹鲁认为宜舍弃党统观念，以有历史及功绩之同志组织干部重起炉灶。邹氏还建议将党事另行讨论，先组织最高政治会议，并由该会产生政府。但阎锡山坚持新政府必须由党产生。
1703014490
1703014491
改组派与西山派围绕党统问题各持己见，协商数月而无果。西山派对改组派坚持以粤二届为唯一党统深表不满，通电申言：“此次与粤二届代表协商，经时两月有余，而舌敝唇焦，所以争革命之意义者实少，而所以争旧帐与面子者太多。总而言之，不外党统二字。……一言党统，在今日任何方面，皆无充分之根据，而汪精卫同志主持之粤二届，则尤其甚者耶。”[47]而改组派反驳说：“环龙（沪）二届较之蒋之伪三代会更为滑稽”，“蒋中正犹有指派和圈定的代表，沪上二届恐因时间和空间之关系，并此而无。所以难道蒋中正指派圈定代表，我们非讨之不足以正纪纲，而沪二届同人，倒可因并指派圈定代表而无之会议，非合之不足以昭团结，如此则对蒋何狭，对沪何宽”。[48]
1703014492
1703014493
西山派中，邹鲁、谢持较强硬，覃振较圆通。改组派乃转而与覃振磋商。阎锡山因急于建立政权，亦从中努力斡旋，终使两派各让一步，同意以第二届（含粤、沪两方）中央委员为基础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简称“扩大会议”），起草约法，并筹备召开新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
上一页 ]
[ :1.70301444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