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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派代表抵沪后，于12月3日在上海大世界游戏场，另行召开“四大”。大会由汪精卫主持，实际只开了一场选举大会，选出10名中委。[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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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派和孙派代表退席后，广州“四大”继续召开，仍选出24名中委。[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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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国民党四全大会实际一分为三，南京大会奉蒋介石为领袖，上海大会奉汪精卫为领袖，广州大会则奉胡汉民为领袖。汪派主张履行上海和平会议的协议，预示着汪、蒋日后之合作。而胡派则坚持非蒋介石先行下野，粤方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即不撤销，粤方中委亦不北上，且由胡汉民领衔发表促蒋介石下野通电。蒋介石被迫于12月15日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及陆海空军总司令各职，宣布第二次下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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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下野后，宁粤沪各地中委相继赴京。12月22～29日，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汪精卫、胡汉民均借故没有与会。沪“四大”选出的10名中委，粤方不愿承认，而宁方为拉拢汪，而倾向承认。于是全会决定再增加18人。当时人戏称这些增补委员为“恩科中委”。[69]第四届中委合计为178人。与前三届相比，中委人数大为扩充，沦为“中央执行委员愈多，则党的纠纷愈增加；党的纠纷愈增加，则中央执行委员愈多”的恶性循环局面。[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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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四届一中全会是三方“四大”分别召开之后的整合会议，故其重要性相当于一次全代会。这次全会之召开，至少在形式上达成了党内的团结和统一，结束了长达五六年的党统分裂和纷争局面。会议对中央政制做了较大调整，试图限制个人权力的过分集中。如党务方面，中央执行委员会设常务委员9人，不设主席，采取集体领导制；中央政治会议设常务委员3人，开会时轮流做主席；政治方面，采取虚位元首制，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并不得兼任其他官职；五院院长由国民党中执会选任，独立行使职权，各自对中执会负责；行政院为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院长负实际行政责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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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选任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3人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委。自胡汉民被软禁后，孙科渐成为粤籍国民党人众望所归的人物，故一致主张新政府由孙科组阁。1932年元旦，林森、孙科等宣誓就职，完成政府改组。新组成的行政院各部会首长以粤籍居多。在内阁12名部会首长中，有7名阁员为粤人，若加上行政院正副院长，则内阁14名成员中，粤人占9席。[71]以至于有人将这次内阁更迭，视为“中国的两个经济势力——浙江帮与广东帮的斗争”。[72]另一方面，广州方面在通电宣布取消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后，又另设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军事委员会。这意味着广东在党、政、军三方面仍维持着半独立的姿态，也说明粤方于进退之间，仍然有所保留，进则握掌中枢，退则踞守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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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观之，这次全代会召开以迄政府改组，粤方似占上风，宁方有所退让。但蒋介石此次下野，大不同于前次。在其第一次复出后的三年间，蒋蓄积了深厚的实力基础，且此次下野前，已做好充分的部署，如重组苏、浙、赣、甘四省人事，以其亲信顾祝同、鲁涤平、熊式辉、邵力子分别担任四省政府主席等。孙科内阁成立后，首先面临财政困境。宋子文在财政方面故意与新内阁为难，各省纷纷截留国税，江浙驻军又趁机索饷，外有日军进逼锦州，外交一筹莫展。在内外交困、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孙科只好电邀蒋介石重返南京主持大计。1932年1月25日，孙科辞职。蒋介石重掌大权，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应蒋介石之邀出任行政院院长，从而形成蒋汪合作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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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以后，西山会议派和改组派等政治派系几乎偃旗息鼓。地方实力派中一部分或归附南京，或发生分化；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反蒋势力则仍与南京中央分庭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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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领导的西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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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大会后，胡汉民虽与蒋、汪一起当选为中政会常委。但他拒不入京，一直留居香港领导西南反对蒋介石。他的政治主张是抗日、反蒋、“断共”。他为西南制定了“对中央行为均表反对”的基本策略，几乎在一切方面都与蒋介石对着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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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在南京主政期间，曾竭力维护“中央权威”，自处在野地位（之所以说他“自处在野地位”，乃因其法理身份为国民党中常会常委、中政会常委）以后，又竭力联合一切力量，利用一切机会反对“中央权威”。胡汉民在南京时曾强烈主张“统一”，支持蒋介石平定抗命的地方实力派。自居在野派后，他力主地方“均权”，反对中央“集权”。在此期间，胡汉民除切实联络西南各省的地方实力派外，还与一批北方军人暗通款曲，试图策动南北联合武力反蒋。除此之外，胡汉民还联络了一批失意于南京的政客。胡氏从前特别强调“以主义结合同志”，对这两类人基本不屑一顾。但在反蒋的大目标下，胡氏极力拉拢甚至迁就他们。作为党内文人领袖，若无军事实力派的支持，是很难形成颠覆性气候的；同样，对地方实力派而言，若无全国性的政治号召，难免师出无名，在国人心目中留下“地方反抗中央”的印象。唯有两者结合起来，才有问鼎中央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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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名义上是当时两广最高党务指导机构，实际上广西自成体系，不受广东之约束。而广东党务由陈济棠指派其亲信林翼中为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委，把持一切。故“西南执行部”实际上只处理一些例行公事。因胡汉民不在广州，邓泽如、萧佛成等年事已高，日常事务由邹鲁驻部主持。[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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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北伐时期首倡“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主张。但1932年后他却另立秘密政党。30年代初，国民党内掀起一股秘密组织风。如桂系组织“革命同志会”，邓演达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陈铭枢组织“社会民主党”，胡汉民组织“新国民党”。这些秘密组织均具有政党的组织形态。在这些秘密组织中，唯有胡汉民的秘密组织仍称“中国国民党”。这反映出胡汉民不愿放弃国民党的正统旗帜。其实，胡汉民的做法比“西山会议”、“扩大会议”和“非常会议”的做法更进了一步，后者不过是另立中央，而胡氏则是另立新党。当时外间对胡汉民的秘密组织多以“新国民党”称之。胡汉民自任“新国民党”主席，邹鲁任书记长。除了秘密政党活动外，胡汉民很重视公开的舆论宣传工作，如出版《中兴日报》《三民主义半月刊》等，作为其政治喉舌，经常发表政论文字。胡想通过秘密组织和公开宣传来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的正统。“新国民党”在两广、上海、天津等地和海外华侨中建立了地方组织，但并不十分成功。[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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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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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六 蒋汪合作与“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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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以后，蒋介石开始调整策略，并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蒋认识到，“政治握权之后，其成功在化敌为友，不可以敌为敌也”。[75]面对党内反对派，蒋氏已经不一味诉诸武力。虽然他对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势力视为共产党之外的另一个心腹之患，急于解决，不断施加压力，甚至陈兵湖南威胁广东，但在胡汉民在世之日，宁粤虽剑拔弩张，终究隐而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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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汪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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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死后，蒋、汪、胡三巨头，始终维持着“二对一”的态势。蒋胡合作时，汪充当在野反对派；蒋汪合作后，胡充当在野反对派。蒋虽有足够的实力，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党内存有“无粤人胡汪即不成党”的看法，[76]胡、汪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党统合法性的象征人物。蒋要么联胡以制汪，要么联汪以抑胡。而胡、汪之间则势不两立。[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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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1年底至1935年末，亦即第四届中央委员会时期，可称为蒋汪合作时期。据汪氏亲信陈公博观察，名为蒋汪合作，实际存有种种隔阂。两人个性本就不同，而其相同点则在争领袖。在法理上，行政院相当于内阁，执掌军事、财政、外交等大权。实际上，汪精卫主掌的行政院并没有实权，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都旁落。陈公博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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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财政、外交，三项重大事件到不了行政院。每次行政院开会都讨论琐碎而又琐碎的问题。加之蒋先生又以剿匪为名，请求中央把剿匪区域都划给行营，无论军事、财政、司法，以及地方行政，一概由行营办理，因此行政院更是花落空庭，草长深院了。剿匪区域，不过是一个名称，蒋先生忽而在牯岭召集全国财政会议，忽而召集全国建设会议，高兴起来，打电（话）叫南京的关系部院参加，若或忘记了，他让有关系的部院在旁边顶着二门打听消息。牯岭是一个很幽闲的避暑地，那时已变了南京的太上政府，林主席子超先生自然还谨慎地守着国府的大印，而行政院简直是委员长行营的秘书处，不，秘书处也够不上，是秘书处中一个寻常的文书股罢。行政院是这样，中央党部汪先生也难得过问。中央党部一个秘书处，一个组织部，一个宣传部，一个民众训练部，汪先生也无从干预。中央党部的秘书长是叶楚伧，叶先生是一个好好先生，完全受陈果和陈立两夫支配。组织部是陈立夫，他不但管党的组织，而且管特务队，更且直接管到民众运动。宣传部（长）最初是邵元冲，那自然是不敢逆二陈。邵先生在西安事变无意中给杨虎城的军队打死，（宣传部长）又由叶楚伧兼领。五全大会开会后，为着敷衍胡（汉民）先生，换了刘芦隐，而刘芦隐始终没有就过职，一路由副部长的二陈系的方治操持。至于所谓民众训练部在民国二十一（年）洛阳开二中全会时举了我，一向我都不问，而交给副部长王陆一负责任。我是懒惰吗？不，我实在管不了。无论那里有民众纠纷，我派人去调查，各地党部一律奉命挡驾……为什么呢，他们怕改组派活动。[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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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公博所说的蒋汪合作情形，其实在此前之蒋胡合作时期即已存在。与胡汉民的倔傲相比，汪精卫的个性较为冲和，较易妥协，人极精明而无甚主见。陈公博认为，在蒋汪合作期间，汪对蒋不能不算“竭诚”，而蒋对汪则“犹存疑忌”。汪氏“军事财政不过问，外交做了蒋先生的护身箭垛子”，“低首下心，差不多变了蒋先生的幕僚了”。党内元老派如蔡元培、李石曾等人甚至当面责备汪：“汪先生这几年在南京的工作，纵然不是养成独裁，也是掩护独裁。”陈公博也认为，蒋介石的独裁，“也未始非汪先生所做成”。[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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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汪、胡三巨头间，蒋胡、蒋汪均有过较长时间的合作，而胡、汪之间则除“非常会议”时有过短暂的联手外，几乎没有真正合作过。1933年底，陈铭枢等发动福建事变。蒋介石惧怕胡汉民与福建结盟，曾派张继等带亲笔信到香港见胡汉民，邀胡北上。胡汉民虽痛恨蒋介石，却未与福建联合反蒋。他反对福建方面等提出的打倒国民党、“改国号”、“废国旗”等措施。胡氏固执地认为，中华民国和国民党是好的，有罪的只是蒋介石个人。“党好似一座祠堂，守祠堂若不尽职，驱之可也，断不能放火将祠堂烧毁。”胡汉民对福建方面不仅未予以支持，反而对陈铭枢等人加以指责，在客观上配合了蒋介石对十九路军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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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汪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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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汪合作期间，对日外交最为焦虑。在此期间，蒋、汪二人均主张适度让步，以求得暂时的苟安，而同时又不至于过度辱国。据陈公博回忆，汪精卫在外交方面实际上并不能做主。蒋有时连外交情报也没有全部告诉汪。但蒋有意使汪站在对日妥协的风口浪尖上，以便自己专心剿共，而让汪承担着“主和”的责任和风险。[80]在当时全国性的反日民族主义激流中，主持妥协外交的汪精卫遂成为众矢之的。南京高层内部，或因个人恩怨，或因对汪氏之对日外交政策不满，而掀起一股强大的倒汪风潮。倒汪风潮始于1933年，[81]1935年春夏间达至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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