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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的王子壮[82]观察，“南京方面本有多人不满汪先生者，欲利用外交之失败，以攻击汪”。“此次政争，关系方面极广，为近数年最伟大之政治斗争也。”倒汪风潮由陈立夫、戴季陶等人主导。陈立夫指使其CC系干将张厉生、张道藩等在国民党中常会、中政会上对汪大加抨击，并动员各省市党部上书中央反对汪氏。戴季陶、于右任、居正等人则致函电于蒋介石，表示对汪不满。陈立夫和居正还想说服丁惟汾赴川谒蒋，表达倒汪之意。而丁惟汾则持不同意见。丁氏认为，于、居、陈等人“均不了解蒋先生之意志者也。蒋先生的意思是要汪先生在南京为其‘被[背]黑锅’，且在此时亦无人能在南京胜其任”。在丁惟汾看来，“目前不宜对于汪蒋合作局面有所更张，盖日人之毒计在拆散此局面，使蒋首当其冲，然后予以打击，以减损蒋在国人心目中之威望，使其无以号召国人。国家至此将蒙不测之损害，何如现时使汪折冲其间，蒋先生得以从容布置，必要时可牺牲汪先生之地位，由蒋氏出与周旋”。王子壮对丁氏观察之“犀利”“敏锐”，至为佩服。[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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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丁惟汾外，黄埔系对CC系之倒汪亦不以为然。黄埔系与CC系为争夺政治资源，经常彼此在蒋介石面前告对方的状。此次CC系策划倒汪，黄埔系即指责其违反了蒋介石的政策，并向蒋介石报告陈立夫的所作所为。蒋电告陈立夫，希望他及其部下不要参与此事。[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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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倒汪的主要有两部分人：一部分人为了“拥蒋”而倒汪，另一部分人则为了“迎胡”而倒汪。前者为了“请蒋独握政权”，主要是陈立夫、戴季陶等人；后者主要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帮“老先生”，对汪早怀成见。两者动机不同，而目标则一，合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倒汪风潮。[85]早在北伐时期，汪、胡两人在党内即为左、右两派之代表。前者激进，颇得青年之信仰；后者保守，较为“老同志”所亲近。南京政府建立后，国民党日趋于保守，而汪氏因组织左倾之改组派，而不为党内“老先生”们所见谅。此次倒汪运动，党内“老同志”多参与其中。不过因胡汉民的主要目标在倒蒋，故对南京方面的倒汪，最初并不太感兴趣，声称“集中倒汪，已非本旨”；“我来汪去，何异前年扶汪去孙？我何能蹈汪覆辙！最高不过做黎元洪、徐世昌耳，而岂我辈所屑”！[86]表示无意取代汪氏去做蒋介石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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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南京政府中人大半为汪氏之敌，汪的地位岌岌可危。在党内强大的倒汪压力下，汪精卫称病，于7月15日赴青岛休养，8月9日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辞去行政院院长及外交部部长职务。与此同时，行政院所属各部之汪系部长（次长）如顾孟余（铁道部）、陈公博（实业部）、唐有壬（外交部）、陈树人（华侨委员会）、王世杰（教育部）等均相继表示辞职，以示与汪同进退。一时间，汪派与反汪派之间壁垒森严，相抗甚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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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王子壮的观察和分析，当时形势，“两大集团既各走极端，图穷匕现，似不易有调和之途径。于此蒋欲断然维持一派，于势亦有所难，盖一则目前极须合作，一则非排汪以拥己不可”，“两方斗争达于极点，最后取决于蒋之表示”。因汪系向国民党中央辞职，南京收到汪之辞电后，立即拟电请示蒋。蒋迟至8月15日才复电南京中央秘书处，指示中央予以恳切慰留，并催汪速回南京主持。[87]蒋复电之迟疑，隐示蒋的态度一时难决。而复电之内容，则又表明蒋此时尚需要汪精卫“暂行备位”。8月1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决计留汪，以倭有永田之案，我之政策更不可骤变，故对内对外政策，惟留汪为惟一枢纽也。”蒋复电到京时，正值国民党中常会开会讨论汪辞职事，会议由陈果夫主持。常会只好照蒋电决议慰留。据闻陈果夫对蒋电态度“颇淡然”，“淡然”中透出几分无奈。此前极力倒汪的委员如张厉生、张道藩、戴季陶等均未出席，因他们推测常会对汪氏必予慰留，故相约不出席，以为抵制。[88]在戴季陶等人看来，蒋对汪之慰留是表面的，故联合各方继续努力倒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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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央致电汪氏表示慰留后，汪鉴于戴季陶等人继续反汪，故再次复电辞职。鉴此，蒋介石于8月20日自庐山飞抵南京，次日亲自召集中央政治会议，发表长篇演说，责备各中委不应如此反汪，表示“华北事件历来均为军事问题，由本人负其责，与他人无涉，更与行政无涉”。王子壮认为，蒋的这一番训话，意味着倒汪运动宣告失败。[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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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汪精卫在蒋之敦促下返京。当日，汪出席中常会，再次表示辞意，蒋起立申言：“汪先生病渐好，稍养可痊，中枢责任仍请汪先生担任，无论如何，六中全会马上来到，希望汪先生于六中全会以前，不再言辞。”汪虽仍小声表示不能胜任，但实际已打消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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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复职后，反汪运动本应趋于平静。但蒋之“希望汪先生于六中全会以前，不再言辞”一语，又似乎隐含只让汪维持至六中全会为止的意思，故而倒汪派在失败之余，又怀着某种新的希望，期待于即将召开的四届六中全会上达成倒汪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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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开幕。在与会代表合影时，汪精卫被刺，身中两枪。经此变故后，汪于12月1日辞行政院院长职务，随后远走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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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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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南京倒汪运动激烈之时，西南派亦掀起一场迎胡回国浪潮（胡汉民于1935年6月赴欧疗养）。南京方面想借迎胡以倒汪，西南方面亦乘机借倒汪而迎胡。蒋介石鉴于外侮日急，一面挽留汪精卫，一面试图与胡汉民和解。但西南方面不愿放弃自主立场。南京中央原拟于1934年11月召开五全大会，并确定大会议题为召集国民大会、修改党章、推进党务、确定施政方针。而西南方面认为这些议题“无一及于当前救亡之大计”，而另外提出“整饬政治风纪，惩戒丧权辱国之军政大员”“确立外交方针并国防计划以维护国家之生存”等议题。由于西南方面的不妥协立场，加之前方剿共将领亦要求展缓召开，南京中央乃宣布五全大会延期。1934年12月14日，四届五中全会确定于1935年11月12日召开五全大会。为了继续与南京方面对抗，西南派曾决定单独召开五全大会。后经南京方面再四疏通，西南派的态度方渐趋缓和，并最终放弃了这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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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三大”修改党章时，规定全代会两年召开一次，但“五大”的召开距“四大”的召开已有4年。与“四大”时相比，此际蒋介石在党内的威权地位已相当稳固。“五大”召开前夕，蒋试图将以前的政敌全部邀请入京赴会，开成一次真正团结的大会。西南方面要求中央正式承认西南执行部及西南政务委员会，并要求增加粤方中委比例等。蒋介石毅然答应之。西南方面遂放弃原先的抵制计划，同意派代表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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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的显著特点，在于笼络和团结党内各方。国民党的官方史书中，亦将“五大”誉为“一次盛况空前的团结会议”。[90]王子壮认为，政治上调和各方已成为全代会的主要价值所在。全代会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能反而日趋淡化和虚化。[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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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空前团结”的背后，党内各派系为争夺政治资源，仍然进行了一番激烈角逐。大会召开前夕，各派为争夺出席代表名额已展开了一场恶斗。出席代表中，有部分特许代表，名义上是在省市党部不健全的地方，其代表由中央直接指派，实际上是照顾中央高层各方之关系。但特许代表名额的不断增加，激起各省选举产生代表的强烈不满。据当时担任大会秘书的王子壮分析，后者的不满并非出于党内民主的考量，“盖彼等之代表皆由活动购买来者”。特许代表之不出代价，使那些出高价得来的普通代表颇感不平。于是他们纠集数百人向国民党中常会请愿，一致反对特许代表。据闻陈立夫及其CC系是这场风潮的幕后主使。因各省普通代表中不少代表是CC系成员，而特许代表则大半非CC系。最后国民党中常会只好决定将特许代表改为列席代表。王子壮在日记中叹曰：“值此国家危难，行将不国，未见有一人牺牲为国，贡献能力，而遇此等于猪仔之代表，则如群狗争骨……兴言及此，悲酸心痛至于无地也。”[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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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代表风波刚刚平息，角逐新一届中委之风波又起。大会召开前夕，各省党政军大员即已云集南京，四处活动。王子壮在日记中描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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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既将举行，而各地党（代表）一时云集，即山东一地到者且数十。考其故，非自己运动中委，即为他人作嫁衣裳者，于是南京之饭馆、旅馆、汽车行，大为利市，尤以各省负军政责任之长官，多辇巨金，大肆活动，于是有利用电影明星者，有利用舞女者，有利用金钱者，丑态毕现，秽德彰闻，负国家大任之代表大会与猪仔议员相去几何！我人革命所为何来，今竟至此，痛哭无泪。余真欲绝然舍去此种无谓之生活而远避之矣。[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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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照顾党内各方利益，蒋介石将中委名额增至240人。中委产生办法，西南方面要求授权主席团直接圈定80名中委，以确保西南方面的中委名额。蒋为了团结粤方，亦表示同意。不料二陈指使其CC系代表邵华、吴开先等坚决反对。“五大”前后，CC系势力正如日中天。大会代表中CC系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故极力要求自由选举。双方互不相让，孙科愤而辞去主席团职务。大会最后决定将中委名额增至260人，先由主席团介绍80人为候选人，再由每5名代表推举1人为候选人，连同原任中委者为当然候选人，共计约360名候选人。然后由大会代表从中选出208名中委，再由主席团从中指定52名中委。[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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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届中委选举，二陈具有相当之左右力量。新一届260名中央委员中，CC系分据了50多席，为其他派系望尘莫及。CC系一举成为党内最大最具影响力的集团。二陈兄弟势力达至鼎盛。据亲身参与“五大”选举计票的王子壮称，中委选举结果出来后，陈立夫所得票数竟与蒋介石齐。心滋不快的蒋介石乃以红铅笔将陈立夫、陈果夫名勾下若干名，并不准公布票数。[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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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届中委中，汪精卫一派所获甚微。而孙科因迭次向蒋要挟，其属下反有十余人当选。王子壮认为，“汪之因公被刺而竟遭此苛遇，是蒋之遇人殊欠圆满。说者谓外交紧急已达蒋个人独立对外之时，无庸汪来撑持其间”。或以为蒋为联合粤方，不得不出此也。[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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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的另一冲突焦点，为宁方代表主张增设党的总裁，遭到汪派与粤方代表的强烈反对。为维护大局计，蒋介石只好提议这次大会不修改党章。[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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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之后产生新一届中央领导。中常会和中政会均设主席、副主席，中常会以胡汉民为主席，中政会以汪精卫为主席，蒋介石则兼两会副主席。蒋在日记中写道：“推胡为常委会主席，汪为政会主席，而以余自兼两副主席，以为本党复合之张本，在他人视之必以余降尊就屈，委曲其全为大难，而此实为应势顺时一定不易之常理。非此不能救国，更无以妥内。”[98]对于蒋的“降尊就屈”，王子壮评曰：“胡、汪虽居高位而无实权，实际之责任则集政、党、军之责任于蒋先生一人之身矣。盖如此，即网罗汪、胡之群众，而使其本人渐远，崇其名位以待将来。”稍后，王又注意到“汪、胡两系由近况观之，殆均不能（参）与中央政权”。[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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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辞行政院院长后，由蒋介石自兼。新的行政院各部部长人选，内政蒋作宾，外交张群，交通顾孟余，实业吴鼎昌，铁道张嘉璈，教育王世杰，财政孔祥熙，军政何应钦等。王子壮对这一名单发表感想说：“吾人读毕，颇致其疑讶者，即蒋先生所组织，为混合的亲日的政府也。如政学系之张群，以亲日而畀以外交，尤为显然。”吴鼎昌留日出身，与日本颇有渊源。张嘉璈亦倾向日本。王子壮推测，此次内阁部长名单，疑为政学系杨永泰所策划。蒋之前提，在目前无论如何要安定华北，免与日本一拼，故亲日派见重于蒋。王子壮还透露，政府改组前，二陈兄弟均觊觎部长职位（果夫欲长内政，立夫欲长教育）。自部长人选宣布后，二陈大为失望。陈立夫以此愤而离京索居长达半年之久。王子壮揣测蒋介石的用意是，CC系主党，政学系主政，党政之间可收互相牵制之效。[100]蒋向不愿其属下某派势力有过度之膨胀。数年来，二陈在党内之地位日隆，蒋不得不稍加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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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全大会结束后，国民党中央将胡汉民当选中常会主席的消息电告远在欧洲的胡氏，促其归国。蒋嘱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给胡寄去四万元。胡氏于1936年1月5日自欧返国。与此同时，汪精卫悄然远走欧洲。此一情景预示着蒋、汪、胡三角关系又将出现新一轮组合。未料胡汉民回国不久即病逝。政治权力的格局自然又因胡的逝世而调整。1938年，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顺利登上了总裁的宝座。[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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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蒋永敬：《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第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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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台北，“国史馆”，2005，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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