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14860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1703012667]
1703014861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第五章 蜕变：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
1703014862
1703014863
一个革命政党在其政治成长历程中，大凡要经历两大难关：一是当创党的魅力领袖去世以后，最高权力的继替问题；二是当革命成功以后，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之调适问题。前者有可能导致党的裂变，后者有可能导致党的蜕变。国民党显然未能顺利通过这两大关口。
1703014864
1703014865
国民党“清党”与其“建国”统一过程是同步进行的。前者是对付共产党，后者是对付北洋军阀。1927～1928年的“清党”运动，对共产党固然是一场劫难。对国民党自身而言，“清党”不仅没有起到纯洁党的队伍、严密党的组织和增强党的战斗力的作用，相反导致了党的分裂和党内人才的逆淘汰。在“清党”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国民党自中央至地方的整个组织系统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加之这个时期，蒋介石以军事领袖行使独裁，重军轻党，更使国民党自身的制度化和组织化的重建工作处于放任、停滞甚至退化状态。
1703014866
1703014867
另一方面，蒋介石清共反俄，被视为违背总理遗教。全党意识形态因此陷入混乱。党的继承人之争与党的路线之争相互纠缠不清。为了与共产党划清界限，国民党从政纲政策到组织路线，均改弦易辙，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中原有的“左”的和一切稍带急进与社会改革色彩的东西，统统被当作“共党余毒”抛弃掉。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魅力荡然无存，党民关系由动员体制转变为控制体制。与此同时，对执政以后政治权力带来的腐蚀，又未能加以有效防范和抑制。在裂变与蜕变交相作用下，执政未久的国民党即迅速演变为一个被国民厌弃的党。
1703014868
1703014869
1703014870
1703014871
1703014872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1703012668]
1703014873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一 “清党”与逆淘汰
1703014874
1703014875
“清党”对国民党自身所产生的副作用之大，对以后国民党政权的困扰时间之长，在国民党党史上堪称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长期以来，人们主要关注“清党”对中共的沉重打击，其实“清党”带给国民党的自我创伤几乎等量沉重。张国焘回忆“四一二”政变前后的国共历史时，曾深有感触地说：“‘四一二’这一幕后果的严重性，是无法精确估计的。即以蒋氏而论，他在这一幕中，固已获得胜利；但从长远来看，究竟是获利抑或负债，尚有待于历史的判断。”[1]张国焘此言主要就“四一二”政变所激起的中共对国民党的仇恨而论，事实证明可以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张国焘这一段话的历史含义。可以说，“清党”对国民党自身也是一场灾难和浩劫。
1703014876
1703014877
谁是“共党”？
1703014878
1703014879
国共合作之际，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活动是秘密进行的。除少数中共要人外，绝大多数跨党的中共党员的身份并未公开。当蒋介石“清党”令下，除少数目标明确外，最大的难点，竟是难以分辨谁是“共党”。据张国焘回忆，陈立夫曾在抗战时期的一次会议上追述“清党”情形时谈到，“清党”时最大的困难，是分不清谁是共产党，谁又不是共产党，他于是想出一个办法，在各地召集国民党大会时，要左倾的站在左边，其余的站在右边，然后要他们相互打起来，这样站左边的受到了应得的惩罚。[2]这一如同儿戏的做法，令人难以置信。1994年陈立夫回忆录出版后，发现张国焘的忆述，竟在陈的回忆录中得到印证。陈回忆“清党”情形时称：“吴倚沧、我哥哥和我最关心的是如何找出谁是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将他们党员名单交给我们过，因此，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分辨谁是共产党，谁是‘纯粹’的国民党员……我告诉吴倚沧，唯一可做的就是打斗，因为一打了起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两边的人自然就会分出鸿沟来。”[3]
1703014880
1703014881
除以打斗分鸿沟之外，在更多的地方，主要不是通过国民党组织力量进行政治清算，而是以军警力量直接进行暴力镇压。一场声势凶猛的“清党”运动不可避免地走向扩大化。除了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外，一些平日思想比较急进的国民党员和平民群众势必受到牵连。广州“清党”时，军警将凡是穿西装、中山装和学生服的，以及头发向后梳的，统统当作共产党予以逮捕。[4]上海“清党”时，“清党”委员会由陈群、杨虎二人负责，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亦无权过问，以至陈群将市党部的一名国民党“忠贞党员”张君毅捕去杀害，市党部虽一再向警备司令部交涉亦无效。吴开先（其时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任组织部秘书，后成为CC系的一员干将）曾亲历上海“清党”时的纷乱情形。他事后向陈立夫言及“无辜人民之遭害者更不计其数，言之至为痛心”。陈立夫晚年亦承认，“清党”“对本党之失去学界同情及一般人民之失望，均属无可补偿之损失也”。[5]
1703014882
1703014883
在这场以“清党”为名的白色恐怖运动中，到底有多少人被捕被杀，很难有精确统计。目前所见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统计数字：
1703014884
1703014885
（1）中共“六大”所做的不完全统计，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在“清党”名义下被杀害的有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6]
1703014886
1703014887
（2）当时全国各地慈善救济机关所做的不完全统计，在1927年4月至1928年7月间，全国各省被国民党逮捕和杀害的人数总计81055人，其中被杀害者40643人，被逮捕者40412人（见表5-1）。
1703014888
1703014889
（3）《大公报》比较笼统的说法，到1930年，已有数以十万计的人被杀害。[7]
1703014890
1703014891
表5-1 1927～1928年“清党”运动中各省被捕被杀人数统计
1703014892
1703014893
1703014894
1703014895
1703014896
表5-1 1927～1928年“清党”运动中各省被捕被杀人数统计-续表1
1703014897
1703014898
1703014899
1703014900
1703014901
以上几种数字出入虽大，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在这场清洗运动中，被捕被杀的非共产党员人数远超中共党员人数。内中国民党青年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前章所述，国共合作时期因中共话语处于强势地位，大批国民党中下层党员受其影响而思想左倾。“清党”时由于难辨国共，势必殃及国民党人自身。如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总结“清党”经验教训时声称：“清党运动发生以后，本党多数革命忠实份子却失其保障，随时有被土劣贪污构陷罗织之危险，其情形之悲惨，有如丧家之犬。”[8]“丧家之犬”形象地描述了当时国民党中下层党员人人自危的心态和境遇。白色恐怖的阴云同样弥漫于国民党人的头顶。言行稍有不慎，“红帽子”即可能临头。诬人为共，是当时最易置人于死地的“高招”。往日与人有隙者，诬人为共可以泄私恨；平常与人有利害冲突者，诬人为共可以除对手；[9]甚至有人索婚不遂，亦诬告对方为共。[10]1928年4月10～11日国民党《中央日报》连载一封题为《在下层工作同志的伤心惨绝的呼声》的读者来信，清楚地反映了当时国民党地方党员惶惶不安的情形：
1703014902
1703014903
本党不幸，为实际需要所迫而有清党运动之发生，致予贪污豪劣及投机腐化分子以乘机崛起，向革命势力反攻机会，凡属忠实同志，受其诬谄摧残，几至与共产党同归于尽……现在同志等均在腐化分子一网打尽之中，被殴辱者有之，被劫掠者有之，被杀害者有之，被诬告者有之，被缉拿者有之，被系狱者有之。
1703014904
1703014905
“清党”运动如同一把锋利的“双面刃”。它在重创共产党的同时，也使国民党自残不浅。除一部分国民党青年在这场运动中与“共产党同归于尽”外，还有相当多的国民党人因“清党”而灰心、失望以至脱党。如1928年江苏省党部举办国民党员总登记时，“党员对党灰心，不来登记者占十之三四；存观望登记者十之四五；因受反宣传不登记者十之二三”。[11]这种情形不独江苏一省为然。广州市重新登记的国民党员不及全市原有党员的10%，广东全省申请登记者亦不过原有党员总数的35%。[12]在汉口，“清党”前有党员3万多人，登记时仅5000人。[13]在长沙，“清党”前号称有党员19万之多（此一数字可能有水分），“清党”后仅剩下“合格党员”1526人。这1500多名“合格党员”中，“农工两界寥寥无几”。[14]“清党”前，全国国民党党员总数在100万人以上。“清党”后，据1929年10月统计，国民党党员总数减至65万余人。[15]减少了1/3。
1703014906
1703014907
逆淘汰
1703014908
1703014909
这减少的30多万国民党员中，大概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思想较为急进的青年党员，一类是下层农工党员。前者大多是被清洗，后者大多是自动脱党。可以说，在这场“清党”运动中，国民党内被淘汰、受打击的，主要是一批对革命有理想、有热情的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