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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911 实际上,被清除和自动脱党者可能还不止30多万。因为在农工党员和急进青年被清除出党的同时,亦有大批投机分子涌入党内。例如在成都,“清党”前原有党员3000余人,“清党”后申请登记者多达1万余人。四川全省在“清党”后登记党员10万以上,超过“清党”前党员人数数倍。[16]江苏省国民党党部在“清党”后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各县“或党员甚多而登记极少,或党员极少而登记太多”,并称后者大半为投机分子。他们冒充党籍蒙混登记的情形约分四类:一是冀得党籍在政界活动;二是地痞流氓欲吃党饭;三是土劣爪牙混入党内以图维持其封建势力;四是党部委员植党营私。[17]当时国民党内有人评曰,国民党“军事上虽得胜利,政治上却糟得不堪,土豪劣绅、投机分子潜形混入本党,冒充党员借词诬害忠实同志比比皆是。武汉赤化,固属事实,而宁方腐化亦无可为讳”。“民众对于本党的信仰,在这时间,可算剥蚀尽净!”[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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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913 对国民党而言,“清党”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党内人才逆淘汰运动。不少真正有信仰、有理想、有革命热情的党员受清洗、被淘汰,有的因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而被当作共产党惨遭杀害。如浙江豪绅地主“借清党之名,谬指各地之宣传主张减租者为共产党员,向各机关告发。各机关于接受告诉之后,大事搜捕,至无辜受累者难以数计”。[19]这等于提醒那些尚留在国民党内的成员,不要再以激进的方法来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另一方面,那些借党为私的投机腐化分子和土豪劣绅群相涌入或原封不动地留在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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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915 经过这样一场逆淘汰,民众对国民党的信仰一落千丈。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清党”报告中写道:“反革命之势稍杀,不革命之势代兴。土豪借名清党,实施报复而图复燃。共党要犯逸走,忠实遭污,清浊不分,是非颠倒。意志薄弱者视革命为畏途,感情热烈者,伤本党之无望,而投机腐化,纷至沓来”,从而导致“党德沦亡”,“党权日坠”,“党机毁灭”,“民众对党的信仰全失”。[20]蒋介石也承认:“清党时期,倏逾半年,共产党之逆迹固已大暴国中,本党之精神亦日见湮没。”[21]1929年国民党“三大”检讨“清党”运动时亦坦陈,“清党”的结果,“使本党起了一个很大的分化和损失”,“一般投机腐化恶化分子都纷纷混入本党”。[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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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917 组织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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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919 “清党”还使国民党的地方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省以下地方党务多由共产党人“包办”。“清党”一起,国民党的地方组织首当其冲,很快陷入瘫痪状态。据当时《中央日报》报道:“几个月来,党务受了不少的摧折……各地的党务今日改弦,明日更张,停顿的停顿,攘夺的攘夺,完全沉入于阴晦悲观的景象中。”[23]在地方党部中,省市党部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清党”一起,原由共产党人控制的一些省市党部职位也就成了国民党各派争夺的目标。在这场权力斗争中,为了打倒政敌,最常用、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攻击对方为共产党。一些人刚以“共党”罪名置竞争对手于死地而上台,旋即又被其他的竞争对手以同样的手段拉下来。于是,地方党部今日改组,明日整理,你争我夺,互相倾轧,弄成循环报复的局面。各省市党部人事如走马灯一般此起彼伏,动荡不宁。当时《中央日报》曾做过如下一番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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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921 在最近的这一年中,纠纷闹得最多和人员变换最频繁的,要算是这个省党部了。例如安徽一省,自去年三月到现在,为期不过一年,省党部已经变更五六次;浙江一省也变更三四次;此外如湖北、湖南、江西各省也常有变更省党部的事情;而且每更换一次人员,就发生一次纠纷。人选愈趋愈下,党的威信亦因此发生动摇。弊害最大的,就是因为省党部变更频繁,互相争夺,演成甲兴乙起,丙去丁来的局面,致使“党内无派”的理想不能实现。[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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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923 由于各省党部人事纠纷不止,直到南京政权建立后的第6个年头,全国已建立正式省党部的省份还不到40%,多数省区党部长期处于混乱失序之中。[25]在此期间,省党部名称不断变更:救党委员会、整理委员会、改组委员会、指导委员会、维持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临时委员会、特别委员会、执监委员会等,名目繁多。蒋介石对此曾深有感慨地说:“中下级党部本为本党的基础……而今则朝易其人,暮更其名,不足则更互相抵拒破坏,使党外民众见之目眩,党内同志闻之痛心!”[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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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925 “清党”以前,国民党将自身组织的涣散归咎于共产党分化所致,以为将共产党清除后,国民党的组织即会趋于严密。孰料“清党”以后,纠纷有增无减。“在未分共以前的计划,只想把党的精神、党的组织权力作一整个的振刷运动。谁知分共以后,党的纠纷更多,党的威信尤见低落。”“自从清党以后……党的组织反日益涣散,党员不受党的支配,不受纪律的制裁……因之党的组织乃愈来愈涣散而几乎看不见党的整个行动和整个意志的表现。”“清党以后,共产党固然清了出去,但是党的纪律也似乎清除了。”[27]这一局面正是“清党”逆淘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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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927 与省级党部相比,县以下基层组织和党员受到“清党”运动的冲击更大。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员多不愿下基层,很多基层组织由共产党人主持。当时虽然亦有被土豪劣绅势力侵夺的现象,但尚属有限。而“清党”后,形势发生逆转,除极少数地方的县以下基层组织仍掌握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手中外,[28]多数县以下基层组织成为土豪劣绅的天下。特别是两湖地区一大批曾被革命洪流迎头痛击的土豪劣绅借“清党”之机,沉渣泛起,乘机侵夺国民党基层党权。国民党在大城市主要依靠军队“清党”,而在县以下的广大地方社会,土豪劣绅自发成为“清党”的主力。“清党”为土豪劣绅提供了恢复其旧有权势地位并进而侵夺国民党党权的一次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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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929 在湖南一些地方,自国民党宣布“清党”后,“土劣猖獗,变本加厉,百倍从前。凡曾在外游历,或曾加入本党,及此时留学在外者,无论是否纯洁,均以共党目之,或没收其财产,或捉拿其家属”。[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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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931 在四川,“清党”前各地办党人员大多为“共党少年”;“清党”后,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委派各县的团总或团练局长去填充“共党少年”被清洗后所留下的组织空缺。这些团总和团练局长均为土豪劣绅。他们“打着清共招牌,乘机混迹党部,陷害忠实同志,收买流氓地痞,实行招募党员,以造势力”。[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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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933 在广东,“各县市党部自清党后,差不多都被不明党义党纪的腐化分子所包办,而且他们极尽其毒辣阴狠,排除异己的能事去诬谄忠实同志,弄到各县市执委几乎多于党员,如革命空气非常紧张的琼崖等处的县市党部,听说只剩下了寥寥无几的党员。不消说,党务亦陷入停顿的现象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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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935 在江苏,“从清党后,八九个月来党的工作,差不多仅有很少数的健全下级党部,仅见到很少数的忠实而努力的同志,民众对党的信仰很微细,党领导民众的能力薄弱,甚至离开民众,甚至为民众厌弃,甚至做出危害民众的情事……有的是以借办党以渔利,有的是以借办党去争权利,去拉地位,甚至去勾结官吏,包揽词讼,欺侮民众,一般人批评党部几几乎变成衙门,热心的革命党员几几乎都变成新的土豪和新的劣绅”。[32]土豪劣绅的重新崛起,并对国民党基层党权的侵夺,使一个曾以“扶助农工”为职志的国民党迅速向一个新的军绅政权蜕变。《中央日报》社论写道:“清党达到我们目的了,但苏皖闽浙各地,土豪劣绅也乘时蠢起,捏词诬告本党青年忠实同志为C.P.,从事农工运动者为共党……忠实同志致遭残杀的到处皆是,信仰不坚被金钱软化堕落的更多。”[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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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937 对国民党而言,土豪劣绅和投机腐化分子对基层党权的侵夺,显然非其发动“清党”的初衷。1927年5月5日胡汉民所提出的“清党”原则中,即声称“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及一切腐化、恶化分子,前经混进本党者,一律清除”。[34]按照胡汉民的设想,“清党”有两大目标:一是要清除共产党;二是要清除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投机分子。胡汉民称前者为“恶化”,称后者为“腐化”。然而“清党”的结果,却是“恶化”已去,“腐化”代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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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939 从近代以来世界强权政治的经验来看,一个政权建立后,要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首先要有一强大政党组织力量的支撑。北伐时期,国民党本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百万党员的庞大政党。这一队伍虽然松弛涣散,但若果真如胡汉民所定的“清党”原则那样,在清洗共产党的同时,整顿和严密党的组织,国民党并非不可能改造成为一个富有内聚力和组织力的强大政党。然后借助政党的组织力量自上而下地控制各级官僚队伍,从而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井然的党治政权。这一新的党治政权可能专制,但未必脆弱。然而,国民党“清党”的结果,不仅没有增强党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反而导致党的严重虚脱和分裂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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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941 由于缺乏强大政党组织力量的支撑,蒋介石在武力统一全国后,面临的一个最大难题是“党权付托不到相当的人”。因为共产党被清除后,国民党内“明了党义而能专心于党务者极少”。蒋介石痛心疾首地说,“清党”后,“各级党部的职员大部未曾受过训练,不明白党,不明白社会、国家、世界大势”,党员“犹之乌合之众”。[35]各省党部给中央的报告,也大呼党务人才奇缺。在地方党权托付无人的情况下,国民党中央唯有听任土豪劣绅与投机腐化分子侵夺和分掠地方权力资源,在地方社会借党为恶。另一方面,蒋介石鉴于“清党”后国民党“党力”的严重虚脱和裂变涣散,更进而倚赖武力,将军事力量直接转化为政治和社会的组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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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946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1703012669]
1703014947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二 党民关系与阶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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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949 北伐时期国民党旗帜下的民众运动,实际由中共主导。1927年“分共”以后,国民党的政纲政策改弦更张。其中一个最明显的改变就是禁止民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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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951 社会动员能力是衡量现代政党“党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动员民众的意义,不仅在于将千千万万不知政治为何物的下层民众组织起来参与政治,更在于它将开创一个迥异于传统政治的新局面,因为广泛的群众参与必然极大地增强政党的组织能量。因此,动员和组织民众的最大受益者与其说是民众,不如说是政党。同样,疏离和忽视民众的最大受害者,也是政党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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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953 不要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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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955 国民党疏离民众,是以1928年2月二届四中全会撤销农民、工人、商人、青年、妇女五部为起始的。五部是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设立的指导民众运动的组织机构。五部的撤销,标志着国民党与民众的组织纽带首先被割断。其后,1928年8月召开的二届五中全会和1929年3月召开的“三大”进一步从制度层面改变和调整了北伐时期国民党民众运动的组织和指导方针,从而完成了时人称为“国民党不要民众”的立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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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957 国民党“不要民众”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抑制、防范和禁止民众运动;二是整顿、改组和控制民众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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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4959 国共合作时期,在国、共和下层民众之间,实际上构成一种上层国民党、中层共产党、下层民众这样一种层级格局。国民党认为,在国民革命过程中,中共隔断了它与下层民众的联系。但清共以后,国民党并没有因此将这种联系建立起来,相反,对民众运动采取防范和遏制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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