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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打斗分鸿沟之外，在更多的地方，主要不是通过国民党组织力量进行政治清算，而是以军警力量直接进行暴力镇压。一场声势凶猛的“清党”运动不可避免地走向扩大化。除了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外，一些平日思想比较急进的国民党员和平民群众势必受到牵连。广州“清党”时，军警将凡是穿西装、中山装和学生服的，以及头发向后梳的，统统当作共产党予以逮捕。[4]上海“清党”时，“清党”委员会由陈群、杨虎二人负责，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亦无权过问，以至陈群将市党部的一名国民党“忠贞党员”张君毅捕去杀害，市党部虽一再向警备司令部交涉亦无效。吴开先（其时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任组织部秘书，后成为CC系的一员干将）曾亲历上海“清党”时的纷乱情形。他事后向陈立夫言及“无辜人民之遭害者更不计其数，言之至为痛心”。陈立夫晚年亦承认，“清党”“对本党之失去学界同情及一般人民之失望，均属无可补偿之损失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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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以“清党”为名的白色恐怖运动中，到底有多少人被捕被杀，很难有精确统计。目前所见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统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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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六大”所做的不完全统计，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在“清党”名义下被杀害的有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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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时全国各地慈善救济机关所做的不完全统计，在1927年4月至1928年7月间，全国各省被国民党逮捕和杀害的人数总计81055人，其中被杀害者40643人，被逮捕者40412人（见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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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公报》比较笼统的说法，到1930年，已有数以十万计的人被杀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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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1927～1928年“清党”运动中各省被捕被杀人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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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1927～1928年“清党”运动中各省被捕被杀人数统计-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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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几种数字出入虽大，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在这场清洗运动中，被捕被杀的非共产党员人数远超中共党员人数。内中国民党青年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前章所述，国共合作时期因中共话语处于强势地位，大批国民党中下层党员受其影响而思想左倾。“清党”时由于难辨国共，势必殃及国民党人自身。如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总结“清党”经验教训时声称：“清党运动发生以后，本党多数革命忠实份子却失其保障，随时有被土劣贪污构陷罗织之危险，其情形之悲惨，有如丧家之犬。”[8]“丧家之犬”形象地描述了当时国民党中下层党员人人自危的心态和境遇。白色恐怖的阴云同样弥漫于国民党人的头顶。言行稍有不慎，“红帽子”即可能临头。诬人为共，是当时最易置人于死地的“高招”。往日与人有隙者，诬人为共可以泄私恨；平常与人有利害冲突者，诬人为共可以除对手；[9]甚至有人索婚不遂，亦诬告对方为共。[10]1928年4月10～11日国民党《中央日报》连载一封题为《在下层工作同志的伤心惨绝的呼声》的读者来信，清楚地反映了当时国民党地方党员惶惶不安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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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党不幸，为实际需要所迫而有清党运动之发生，致予贪污豪劣及投机腐化分子以乘机崛起，向革命势力反攻机会，凡属忠实同志，受其诬谄摧残，几至与共产党同归于尽……现在同志等均在腐化分子一网打尽之中，被殴辱者有之，被劫掠者有之，被杀害者有之，被诬告者有之，被缉拿者有之，被系狱者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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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党”运动如同一把锋利的“双面刃”。它在重创共产党的同时，也使国民党自残不浅。除一部分国民党青年在这场运动中与“共产党同归于尽”外，还有相当多的国民党人因“清党”而灰心、失望以至脱党。如1928年江苏省党部举办国民党员总登记时，“党员对党灰心，不来登记者占十之三四；存观望登记者十之四五；因受反宣传不登记者十之二三”。[11]这种情形不独江苏一省为然。广州市重新登记的国民党员不及全市原有党员的10%，广东全省申请登记者亦不过原有党员总数的35%。[12]在汉口，“清党”前有党员3万多人，登记时仅5000人。[13]在长沙，“清党”前号称有党员19万之多（此一数字可能有水分），“清党”后仅剩下“合格党员”1526人。这1500多名“合格党员”中，“农工两界寥寥无几”。[14]“清党”前，全国国民党党员总数在100万人以上。“清党”后，据1929年10月统计，国民党党员总数减至65万余人。[15]减少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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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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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减少的30多万国民党员中，大概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思想较为急进的青年党员，一类是下层农工党员。前者大多是被清洗，后者大多是自动脱党。可以说，在这场“清党”运动中，国民党内被淘汰、受打击的，主要是一批对革命有理想、有热情的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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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被清除和自动脱党者可能还不止30多万。因为在农工党员和急进青年被清除出党的同时，亦有大批投机分子涌入党内。例如在成都，“清党”前原有党员3000余人，“清党”后申请登记者多达1万余人。四川全省在“清党”后登记党员10万以上，超过“清党”前党员人数数倍。[16]江苏省国民党党部在“清党”后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各县“或党员甚多而登记极少，或党员极少而登记太多”，并称后者大半为投机分子。他们冒充党籍蒙混登记的情形约分四类：一是冀得党籍在政界活动；二是地痞流氓欲吃党饭；三是土劣爪牙混入党内以图维持其封建势力；四是党部委员植党营私。[17]当时国民党内有人评曰，国民党“军事上虽得胜利，政治上却糟得不堪，土豪劣绅、投机分子潜形混入本党，冒充党员借词诬害忠实同志比比皆是。武汉赤化，固属事实，而宁方腐化亦无可为讳”。“民众对于本党的信仰，在这时间，可算剥蚀尽净！”[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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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党而言，“清党”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党内人才逆淘汰运动。不少真正有信仰、有理想、有革命热情的党员受清洗、被淘汰，有的因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而被当作共产党惨遭杀害。如浙江豪绅地主“借清党之名，谬指各地之宣传主张减租者为共产党员，向各机关告发。各机关于接受告诉之后，大事搜捕，至无辜受累者难以数计”。[19]这等于提醒那些尚留在国民党内的成员，不要再以激进的方法来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另一方面，那些借党为私的投机腐化分子和土豪劣绅群相涌入或原封不动地留在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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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样一场逆淘汰，民众对国民党的信仰一落千丈。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清党”报告中写道：“反革命之势稍杀，不革命之势代兴。土豪借名清党，实施报复而图复燃。共党要犯逸走，忠实遭污，清浊不分，是非颠倒。意志薄弱者视革命为畏途，感情热烈者，伤本党之无望，而投机腐化，纷至沓来”，从而导致“党德沦亡”，“党权日坠”，“党机毁灭”，“民众对党的信仰全失”。[20]蒋介石也承认：“清党时期，倏逾半年，共产党之逆迹固已大暴国中，本党之精神亦日见湮没。”[21]1929年国民党“三大”检讨“清党”运动时亦坦陈，“清党”的结果，“使本党起了一个很大的分化和损失”，“一般投机腐化恶化分子都纷纷混入本党”。[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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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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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党”还使国民党的地方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省以下地方党务多由共产党人“包办”。“清党”一起，国民党的地方组织首当其冲，很快陷入瘫痪状态。据当时《中央日报》报道：“几个月来，党务受了不少的摧折……各地的党务今日改弦，明日更张，停顿的停顿，攘夺的攘夺，完全沉入于阴晦悲观的景象中。”[23]在地方党部中，省市党部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清党”一起，原由共产党人控制的一些省市党部职位也就成了国民党各派争夺的目标。在这场权力斗争中，为了打倒政敌，最常用、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攻击对方为共产党。一些人刚以“共党”罪名置竞争对手于死地而上台，旋即又被其他的竞争对手以同样的手段拉下来。于是，地方党部今日改组，明日整理，你争我夺，互相倾轧，弄成循环报复的局面。各省市党部人事如走马灯一般此起彼伏，动荡不宁。当时《中央日报》曾做过如下一番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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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这一年中，纠纷闹得最多和人员变换最频繁的，要算是这个省党部了。例如安徽一省，自去年三月到现在，为期不过一年，省党部已经变更五六次；浙江一省也变更三四次；此外如湖北、湖南、江西各省也常有变更省党部的事情；而且每更换一次人员，就发生一次纠纷。人选愈趋愈下，党的威信亦因此发生动摇。弊害最大的，就是因为省党部变更频繁，互相争夺，演成甲兴乙起，丙去丁来的局面，致使“党内无派”的理想不能实现。[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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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省党部人事纠纷不止，直到南京政权建立后的第6个年头，全国已建立正式省党部的省份还不到40%，多数省区党部长期处于混乱失序之中。[25]在此期间，省党部名称不断变更：救党委员会、整理委员会、改组委员会、指导委员会、维持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临时委员会、特别委员会、执监委员会等，名目繁多。蒋介石对此曾深有感慨地说：“中下级党部本为本党的基础……而今则朝易其人，暮更其名，不足则更互相抵拒破坏，使党外民众见之目眩，党内同志闻之痛心！”[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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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党”以前，国民党将自身组织的涣散归咎于共产党分化所致，以为将共产党清除后，国民党的组织即会趋于严密。孰料“清党”以后，纠纷有增无减。“在未分共以前的计划，只想把党的精神、党的组织权力作一整个的振刷运动。谁知分共以后，党的纠纷更多，党的威信尤见低落。”“自从清党以后……党的组织反日益涣散，党员不受党的支配，不受纪律的制裁……因之党的组织乃愈来愈涣散而几乎看不见党的整个行动和整个意志的表现。”“清党以后，共产党固然清了出去，但是党的纪律也似乎清除了。”[27]这一局面正是“清党”逆淘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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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省级党部相比，县以下基层组织和党员受到“清党”运动的冲击更大。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员多不愿下基层，很多基层组织由共产党人主持。当时虽然亦有被土豪劣绅势力侵夺的现象，但尚属有限。而“清党”后，形势发生逆转，除极少数地方的县以下基层组织仍掌握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手中外，[28]多数县以下基层组织成为土豪劣绅的天下。特别是两湖地区一大批曾被革命洪流迎头痛击的土豪劣绅借“清党”之机，沉渣泛起，乘机侵夺国民党基层党权。国民党在大城市主要依靠军队“清党”，而在县以下的广大地方社会，土豪劣绅自发成为“清党”的主力。“清党”为土豪劣绅提供了恢复其旧有权势地位并进而侵夺国民党党权的一次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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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一些地方，自国民党宣布“清党”后，“土劣猖獗，变本加厉，百倍从前。凡曾在外游历，或曾加入本党，及此时留学在外者，无论是否纯洁，均以共党目之，或没收其财产，或捉拿其家属”。[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