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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清党”前各地办党人员大多为“共党少年”；“清党”后，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委派各县的团总或团练局长去填充“共党少年”被清洗后所留下的组织空缺。这些团总和团练局长均为土豪劣绅。他们“打着清共招牌，乘机混迹党部，陷害忠实同志，收买流氓地痞，实行招募党员，以造势力”。[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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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各县市党部自清党后，差不多都被不明党义党纪的腐化分子所包办，而且他们极尽其毒辣阴狠，排除异己的能事去诬谄忠实同志，弄到各县市执委几乎多于党员，如革命空气非常紧张的琼崖等处的县市党部，听说只剩下了寥寥无几的党员。不消说，党务亦陷入停顿的现象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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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从清党后，八九个月来党的工作，差不多仅有很少数的健全下级党部，仅见到很少数的忠实而努力的同志，民众对党的信仰很微细，党领导民众的能力薄弱，甚至离开民众，甚至为民众厌弃，甚至做出危害民众的情事……有的是以借办党以渔利，有的是以借办党去争权利，去拉地位，甚至去勾结官吏，包揽词讼，欺侮民众，一般人批评党部几几乎变成衙门，热心的革命党员几几乎都变成新的土豪和新的劣绅”。[32]土豪劣绅的重新崛起，并对国民党基层党权的侵夺，使一个曾以“扶助农工”为职志的国民党迅速向一个新的军绅政权蜕变。《中央日报》社论写道：“清党达到我们目的了，但苏皖闽浙各地，土豪劣绅也乘时蠢起，捏词诬告本党青年忠实同志为C.P.，从事农工运动者为共党……忠实同志致遭残杀的到处皆是，信仰不坚被金钱软化堕落的更多。”[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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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党而言，土豪劣绅和投机腐化分子对基层党权的侵夺，显然非其发动“清党”的初衷。1927年5月5日胡汉民所提出的“清党”原则中，即声称“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及一切腐化、恶化分子，前经混进本党者，一律清除”。[34]按照胡汉民的设想，“清党”有两大目标：一是要清除共产党；二是要清除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投机分子。胡汉民称前者为“恶化”，称后者为“腐化”。然而“清党”的结果，却是“恶化”已去，“腐化”代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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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代以来世界强权政治的经验来看，一个政权建立后，要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首先要有一强大政党组织力量的支撑。北伐时期，国民党本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百万党员的庞大政党。这一队伍虽然松弛涣散，但若果真如胡汉民所定的“清党”原则那样，在清洗共产党的同时，整顿和严密党的组织，国民党并非不可能改造成为一个富有内聚力和组织力的强大政党。然后借助政党的组织力量自上而下地控制各级官僚队伍，从而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井然的党治政权。这一新的党治政权可能专制，但未必脆弱。然而，国民党“清党”的结果，不仅没有增强党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反而导致党的严重虚脱和分裂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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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强大政党组织力量的支撑，蒋介石在武力统一全国后，面临的一个最大难题是“党权付托不到相当的人”。因为共产党被清除后，国民党内“明了党义而能专心于党务者极少”。蒋介石痛心疾首地说，“清党”后，“各级党部的职员大部未曾受过训练，不明白党，不明白社会、国家、世界大势”，党员“犹之乌合之众”。[35]各省党部给中央的报告，也大呼党务人才奇缺。在地方党权托付无人的情况下，国民党中央唯有听任土豪劣绅与投机腐化分子侵夺和分掠地方权力资源，在地方社会借党为恶。另一方面，蒋介石鉴于“清党”后国民党“党力”的严重虚脱和裂变涣散，更进而倚赖武力，将军事力量直接转化为政治和社会的组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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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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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二 党民关系与阶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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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时期国民党旗帜下的民众运动，实际由中共主导。1927年“分共”以后，国民党的政纲政策改弦更张。其中一个最明显的改变就是禁止民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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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动员能力是衡量现代政党“党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动员民众的意义，不仅在于将千千万万不知政治为何物的下层民众组织起来参与政治，更在于它将开创一个迥异于传统政治的新局面，因为广泛的群众参与必然极大地增强政党的组织能量。因此，动员和组织民众的最大受益者与其说是民众，不如说是政党。同样，疏离和忽视民众的最大受害者，也是政党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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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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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疏离民众，是以1928年2月二届四中全会撤销农民、工人、商人、青年、妇女五部为起始的。五部是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设立的指导民众运动的组织机构。五部的撤销，标志着国民党与民众的组织纽带首先被割断。其后，1928年8月召开的二届五中全会和1929年3月召开的“三大”进一步从制度层面改变和调整了北伐时期国民党民众运动的组织和指导方针，从而完成了时人称为“国民党不要民众”的立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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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不要民众”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抑制、防范和禁止民众运动；二是整顿、改组和控制民众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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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合作时期，在国、共和下层民众之间，实际上构成一种上层国民党、中层共产党、下层民众这样一种层级格局。国民党认为，在国民革命过程中，中共隔断了它与下层民众的联系。但清共以后，国民党并没有因此将这种联系建立起来，相反，对民众运动采取防范和遏制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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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部撤销后，国民党中央另成立“训练部”，后改名为“民众训练委员会”“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民众训练部”等，重在规训和控制民众。与之相随，“民众团体都成了衙门化，只有民众团体的招牌而无民众，只有公事往来而无工作行动，只有组织而无训练，更无运动。民众团体唯一忙碌的时候，只有在其团体改选或者办理某种选举与民众团体有关系的时候”。[36]民众团体成了点缀国民党党治的装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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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团体的成员构成也发生了变化。以农会为例，北伐时期农会以佃农和自耕农为主要成分，限制地主富农加入，其目的在使农会成为扶助和保护农民权益的组织。“清党”以后，国民党修改农会法，完全改变了农会的性质。如1930年12月公布的《农会法》规定，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得为农会会员：（1）有农地者；（2）耕作农地面积在10亩以上或园地面积在3亩以上之佃农；（3）中等以上学校毕业习农业者；（4）经营与农业有直接关系之事业者。[37]第一项“有农地者”，即意味着地主富农是农会的首选会员，而佃农反而有耕作面积的限制，并非都能加入农会。第三、四项资格则为一批非农分子进入并控制农会提供了合法途径。据当时学者的实地调查，“农民之组织有乡农会、有区农会，但其内部之一切都操诸地主之手，农民不过作其傀儡，任其安排耳”。[38]这是国民党新《农会法》导致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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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共产党分家后，国民党何以“不要民众”？体察当时一些国民党人的心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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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蒋介石认识到，共产党最擅长运动民众，国民党无法与之竞争。如果开放民众运动，势必为共产党所利用。如果国民党也搞工农运动，不管成败如何，“均逃不出共产党之掌握”，“共产党何其巧，而吾党同志何其愚乎！”[39]他甚至断言，若“共产党从新起来，三个月后，国民党便会分散”。[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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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认为民众运动是共产党进行阶级斗争的手段。“过去民众运动偏重一方，没有顾及全体民众的利益，如为谋求工人利益而极力压迫资本家”，为谋求农民的利益而压迫地主，违背了国民党“全民革命”和“为各阶级民众谋利益”的宗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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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认为军政时期重“破坏”，训政时期重“建设”。适用于“破坏”时期的民众运动不再适用于“建设”时期。[42]还认为“煽动民众”“抓民众”是秘密革命党和在野党的手段，执政党则用不着。[43]执政党的民众运动的方式必须改弦更张，化“破坏”型的民众运动为“建设”型的民众运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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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国民党停止民众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共产党对立互动的结果。对国民党而言，“清党”反共以后，首先面临着如何与共产党划清界限。因为国共分家使国民党“陷于理论和行动矛盾的败局”：“谓归罪于容共者之非，则置总理联俄容共于何地？……若认为反共为有功，则吴佩孚张作霖更在吾党之前。”[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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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党虽然阶级基础不同，终极目标有异，但由于同属“革命党”，同时“以俄为师”，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有不少相通和相似之处。国共合作时期，一些国民党中下层党员难免受到共产党理论和行动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旦与共产党分家，难免感到无所依凭，无所适从。蒋介石“违教”反共以后，为了奠立反共的“合法性”基础，必须从意识形态层面与共产党彻底划清界限，最简便的办法自然是采取“共取我弃，共弃我取”的方针，其结果，势必将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体系中原有的“左”的成分全部抛弃，将那些带有社会改革和急进色彩的方针政策一股脑当作共产党“毒素”废弃掉。甚至认为发传单、贴标语、喊口号等行为方式都是共产党的手法，必须加以禁止。[46]连一些红色之物亦被当作“赤化”象征而禁用，如标语禁止用红布、红纸、红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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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更在厘清之列。对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阶级基础、革命对象、革命性质和革命手段等，国民党人大体容易与共产主义区分开来。唯独对孙中山生前一再强调的“民生主义即共产主义”之遗训，在分共、反共以后如何重新解释，令国民党理论家们颇费心神。其实中共对孙中山的这一说法早就不以为然。如今这一遗训更令国民党人苦恼不已，因为此问题不解决，反共在国民党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合法性”就有可能受到质疑。于是，有的辩称“民生主义即共产主义一语，是容共时总理对共产党诱掖引导之言，与联段联奉时言共同救国同一用意”。[47]更多的情况下，国民党因无法解释而干脆对民生主义避而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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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分歧和理论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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