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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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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二 党民关系与阶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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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时期国民党旗帜下的民众运动，实际由中共主导。1927年“分共”以后，国民党的政纲政策改弦更张。其中一个最明显的改变就是禁止民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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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动员能力是衡量现代政党“党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动员民众的意义，不仅在于将千千万万不知政治为何物的下层民众组织起来参与政治，更在于它将开创一个迥异于传统政治的新局面，因为广泛的群众参与必然极大地增强政党的组织能量。因此，动员和组织民众的最大受益者与其说是民众，不如说是政党。同样，疏离和忽视民众的最大受害者，也是政党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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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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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疏离民众，是以1928年2月二届四中全会撤销农民、工人、商人、青年、妇女五部为起始的。五部是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设立的指导民众运动的组织机构。五部的撤销，标志着国民党与民众的组织纽带首先被割断。其后，1928年8月召开的二届五中全会和1929年3月召开的“三大”进一步从制度层面改变和调整了北伐时期国民党民众运动的组织和指导方针，从而完成了时人称为“国民党不要民众”的立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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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不要民众”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抑制、防范和禁止民众运动；二是整顿、改组和控制民众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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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合作时期，在国、共和下层民众之间，实际上构成一种上层国民党、中层共产党、下层民众这样一种层级格局。国民党认为，在国民革命过程中，中共隔断了它与下层民众的联系。但清共以后，国民党并没有因此将这种联系建立起来，相反，对民众运动采取防范和遏制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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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部撤销后，国民党中央另成立“训练部”，后改名为“民众训练委员会”“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民众训练部”等，重在规训和控制民众。与之相随，“民众团体都成了衙门化，只有民众团体的招牌而无民众，只有公事往来而无工作行动，只有组织而无训练，更无运动。民众团体唯一忙碌的时候，只有在其团体改选或者办理某种选举与民众团体有关系的时候”。[36]民众团体成了点缀国民党党治的装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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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团体的成员构成也发生了变化。以农会为例，北伐时期农会以佃农和自耕农为主要成分，限制地主富农加入，其目的在使农会成为扶助和保护农民权益的组织。“清党”以后，国民党修改农会法，完全改变了农会的性质。如1930年12月公布的《农会法》规定，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得为农会会员：（1）有农地者；（2）耕作农地面积在10亩以上或园地面积在3亩以上之佃农；（3）中等以上学校毕业习农业者；（4）经营与农业有直接关系之事业者。[37]第一项“有农地者”，即意味着地主富农是农会的首选会员，而佃农反而有耕作面积的限制，并非都能加入农会。第三、四项资格则为一批非农分子进入并控制农会提供了合法途径。据当时学者的实地调查，“农民之组织有乡农会、有区农会，但其内部之一切都操诸地主之手，农民不过作其傀儡，任其安排耳”。[38]这是国民党新《农会法》导致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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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共产党分家后，国民党何以“不要民众”？体察当时一些国民党人的心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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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蒋介石认识到，共产党最擅长运动民众，国民党无法与之竞争。如果开放民众运动，势必为共产党所利用。如果国民党也搞工农运动，不管成败如何，“均逃不出共产党之掌握”，“共产党何其巧，而吾党同志何其愚乎！”[39]他甚至断言，若“共产党从新起来，三个月后，国民党便会分散”。[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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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认为民众运动是共产党进行阶级斗争的手段。“过去民众运动偏重一方，没有顾及全体民众的利益，如为谋求工人利益而极力压迫资本家”，为谋求农民的利益而压迫地主，违背了国民党“全民革命”和“为各阶级民众谋利益”的宗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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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认为军政时期重“破坏”，训政时期重“建设”。适用于“破坏”时期的民众运动不再适用于“建设”时期。[42]还认为“煽动民众”“抓民众”是秘密革命党和在野党的手段，执政党则用不着。[43]执政党的民众运动的方式必须改弦更张，化“破坏”型的民众运动为“建设”型的民众运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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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国民党停止民众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共产党对立互动的结果。对国民党而言，“清党”反共以后，首先面临着如何与共产党划清界限。因为国共分家使国民党“陷于理论和行动矛盾的败局”：“谓归罪于容共者之非，则置总理联俄容共于何地？……若认为反共为有功，则吴佩孚张作霖更在吾党之前。”[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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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党虽然阶级基础不同，终极目标有异，但由于同属“革命党”，同时“以俄为师”，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有不少相通和相似之处。国共合作时期，一些国民党中下层党员难免受到共产党理论和行动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旦与共产党分家，难免感到无所依凭，无所适从。蒋介石“违教”反共以后，为了奠立反共的“合法性”基础，必须从意识形态层面与共产党彻底划清界限，最简便的办法自然是采取“共取我弃，共弃我取”的方针，其结果，势必将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体系中原有的“左”的成分全部抛弃，将那些带有社会改革和急进色彩的方针政策一股脑当作共产党“毒素”废弃掉。甚至认为发传单、贴标语、喊口号等行为方式都是共产党的手法，必须加以禁止。[46]连一些红色之物亦被当作“赤化”象征而禁用，如标语禁止用红布、红纸、红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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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更在厘清之列。对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阶级基础、革命对象、革命性质和革命手段等，国民党人大体容易与共产主义区分开来。唯独对孙中山生前一再强调的“民生主义即共产主义”之遗训，在分共、反共以后如何重新解释，令国民党理论家们颇费心神。其实中共对孙中山的这一说法早就不以为然。如今这一遗训更令国民党人苦恼不已，因为此问题不解决，反共在国民党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合法性”就有可能受到质疑。于是，有的辩称“民生主义即共产主义一语，是容共时总理对共产党诱掖引导之言，与联段联奉时言共同救国同一用意”。[47]更多的情况下，国民党因无法解释而干脆对民生主义避而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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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分歧和理论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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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共以后，民众运动究竟何去何从，国民党到底代表什么阶级？国民党内部也存有不同的看法，并展开过一场理论争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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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起这场理论争锋的，主要是以汪精卫为旗帜，以陈公博为主角的所谓“改组派”。改组派虽然在“清党”反共问题上基本上认同以蒋介石、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主流派的做法，但对反共以后国民党路线政策的走向，与蒋胡主流派存有不同看法。后来的事实显示，这场理论争锋其实不过是汪陈改组派为了与蒋胡主流派争权抗衡而运用的一种谋略手段，然而在当时，改组派的主张，赢得了国民党内相当一部分充满理想的中下层年轻党员的拥护。“清党”所带来的惶惑和恐惧，“清党”以后的保守倒退所引发的苦闷和不满，使这些年轻党员犹疑彷徨。值此之际，陈公博于1928年初抛出一篇题为《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出路》的长文和一本名为《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的小册子，顿时在国民党青年党员中引起强烈共鸣，也引发了国民党内一场激烈的理论争辩。陈公博后来回忆时还引为自豪地说：“我这两篇文章一出，差不多京沪和各省都震动了。”[48]其后不久，陈公博在上海创办了《革命评论》周刊，继续鼓吹他的主张，并在此基础上正式成立了“改组派”。陈公博自称这次理论争辩是国民党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理论斗争。[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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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理论争锋的焦点，主要是民众运动的存废和国民党的阶级基础问题。以陈公博、王乐平等为代表的改组派认为，国民党应该致力于民众运动，虽然在方式上不必重蹈共产党“运动民众”的覆辙，但也不可害怕和停止民众运动。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所力争的就是民众运动的领导权，如果国民党自己拱手放弃民众运动，无异于予共产党以独占民众运动之机。改组派的观点大致代表了当时国民党内一批年轻党员的声音。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国民党内的一批元老派。他们极力反对民众运动，认为运动民众是在野党夺取政权的手段，而执政党则只需控制民众，无须动员民众。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王子壮对这场理论争辩有过如下一段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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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忆十七年春，在南京召集之二届四中全会，对于民众运动有激烈之争辩，大致有两种显然不同之主张：一为办党之中委，王乐平可为代表；一为元老派，李石曾为其代表。前者主张本党应以民众为基本，干部自当领导民众作积极之奋斗，盖本党自始即为领导各界民众从事革命的斗争也，故主张设立民众运动委员会；同时元老派则反对之，其言曰，在野之党为运动民众以夺取政权，今我党既统一全国，为何还要运动民众，在此时运动，目的何在？岂能运动民众来反对自己吗？最后调和两派，成立所谓民众训练委员会。后以胡先生（汉民）前来主持党务，元老派之主张完全胜利。然吾党之一蹶不振，此其端也。[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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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年轻干部的王子壮，对党内元老派的主张甚为不满。他认为国民党“与共党争者，民众为一大问题，互夸己党真正代表民众、解放民众者，至此中央公然主张不要民众矣。老先生之言卒被采纳，党的基础空矣”。[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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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壮并看到“老同志”在党内有一个沉浮的过程：北伐初期，老先生们所集聚的西山会议派颇为偃旗息鼓，但国共分裂后，老同志又一度活跃起来。此时，“胡先生事实上领导党内大多数老同志，汪则较近青年（如彼所组之改组派）。蒋先生立身其间，颇欲以自己为中心，而汇合其他两方成以完整之组织，终以政治波动能达到之效果极微”。[52]在要不要民众运动问题上，最后以元老派的主张完全胜利，“党中青年由此失意以去者不知若干人”，“党的基本民众全失”。[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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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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