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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民党的阶级基础，改组派主角陈公博认为，任何一个政党都有他所代表的阶级特质，国民党应该代表农民、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并主张国民党党员成分应维持一定的阶级比例：农民占50%，工人占30%，小资产阶级占20%。但他又声明，他虽然主张有阶级，但不赞同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因为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各个阶级还未形成斗争的壁垒，故不会有阶级斗争。而且趁各阶级还未形成斗争的壁垒，可以通过“党的专政”去泯除不平的阶级。[54]陈公博的这些主张，在“清党”以后“谈农工色变”“谈阶级色变”的国民党理论界，自然令人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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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阶级基础是什么？国民党到底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这一问题在孙中山生前并未确定。本来，所谓任何政党都必须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孙中山在1924年联俄容共以前本没有这样的问题意识。国民党“一大”前后也没有明确提出阶级基础问题。国民党“一大”宣言中虽提到“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但这些语句是否意味着国民党高层当时已具有以农工为阶级基础的明确观念，尚存疑问。因为该宣言在谈到“民族主义”时，声称“国民党人因不得不继续努力，以求中国民族解放，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而在谈到“民权主义”时，则又称“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55]所谓“多数之民众”及“一般平民”，显然又不以农工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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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一大”宣言，本来就是鲍罗廷起草的。在宣言发表前夕，孙中山曾要求取消这个宣言，代之以他本人起草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而在鲍罗廷看来，孙中山本人起草的纲领，充满了空想和空洞的词句，只笼统地提到“要满足人民吃穿住行这四个主要要求”，至于“人民”何所指，用什么办法去实现，孙的纲领中只字未提。[56]鲍还提到，在讨论宣言草案时，凡涉及“工人”“农民”之处，汪精卫等国民党人总力图用“群众”“人民”等含糊不清的术语代替。[57]在孙中山的理念中，本无阶级之分，也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在他看来，阶级斗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社会之所以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孙认为中国是“患贫，不是患不均”；没有贫富之分，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别。“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58]正因为此，孙中山生前对国民党应该以什么阶级为基础，并无明确认识，也不可能有明确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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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讨论国民党阶级基础问题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如施存统于1926年12月所著的一本名为《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和训练》的小册子中，有专节讨论“中国国民党的阶级基础”。施氏认为，共产党是一阶级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党；国民党是多阶级的党，是农工商学几个被压迫阶级联合的党。在这个被压迫阶级联合的党中，农民是中心阶级，工人是领导阶级。施氏当时的身份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其观点与当时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阶级基础的看法一致。这本小册子是施氏在中山大学担任政治训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中山大学当时的地位相当于国民党的中央党校。施氏在中大政治训育课上大谈国民党的阶级基础，课后又将讲义公开出版，其影响当不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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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分裂后，陈公博挑起“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自是一个十分痛切而又敏感的话题，故而很快在国民党内掀起一场激烈的论辩。陈公博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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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过去的失败，实在缺乏基本阶级的认识，因为没有基本阶级的认识，所以没有基础的群众。辛亥革命成功，同盟会便破碎失败了；民九占有广东，中华革命党又破碎失败了；今日北伐有相当的军事结果，中国国民党又破碎而失败了。我们要党不复失败，要使三民主义有实现的一日，非先找出我们党的基本民众部队不可。我为什么要分析和联合农工和小资产阶级？我为什么在各人畏言阶级的时候而偏言阶级？实在就要先找出党的基础究竟在哪里，然后才可保证党不会再失败而不会再动摇。[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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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公博认为孙中山缺乏清晰的阶级意识，国民党缺乏基本的阶级基础。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阶级分析方法主要由共产党人所运用。曾经参与中共建党的陈公博，思想中仍存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余绪。他谈到当时国民党内“一般老同志”盲目地说中国没有阶级，惧怕“阶级”这个术语，甚至干脆将“阶级”改称作“界”，如说到农工阶级，便说农界工界，[60]颇能反映“清党”后国民党人讳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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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陈公博提出的“中国国民党代表农工小资产阶级”的主张，国民党内主要有两派不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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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派主张国民党代表一切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下的“革命民众”。在“革命民众”中，军阀、官僚、买办和土豪劣绅应排除在外，地主和资本家则视情况而定。因为地主资本家“于某个时期他们是积极参加革命的，而于某个时期他们又有反动的倾向和可能。他们在参加革命的时期，国民党是代表他们的；他们如果反动起来了……国民党就不能代表他们了”。[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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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派则认为国民革命就是全民革命，国民党是代表全民的。地主、资本家乃至军阀和土豪劣绅等都是全民的一部分。[62]“本党所代表的全民，不是单纯的代表农工。农民不论地主、自耕农或佃农，工人不论劳工与资方，均为本党所代表的对象。”[63]“处在半殖民地位的国家，全体的国民同是被压迫者，同是被掠夺者，大家的利害是相同的，是一致的。”[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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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派意见实际上并无大的分歧，而后一派意见则更代表了当时国民党内主流派的主张。如蒋介石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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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党所代表的民众，是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决没有阶级之分，既不排斥农工阶级，也不限于农工阶级；既不排斥小资产阶级，也不限于小资产阶级。一切被帝国主义者所剥削，被封建势力所蹂躏的民众，都是本党应该代表的民众。难道中国除却农工小资产阶级以外，就没有被压迫的民众吗？对于农工小资产阶级以外的被压迫民众，尤其是被帝国主义者所压迫的民众，本党就可以任其受痛苦，而不代表其利益吗？我们只知本党有拥护农工利益的政纲，绝对不承认有代表农工单一阶级利益的理论，更不能有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理想。[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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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1929年初的一次讲话中进一步指出：“今日不患地主、资主之压迫农民，而反恐农民之转而压迫地主、资主，此亦以造成社会之不平，为本党主义之不许者也！”[66]蒋介石强调，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一切被压迫民众，“尤其是被帝国主义所压迫的民众”。所谓“被帝国主义所压迫的民众”，凡中国人皆属之。按蒋介石的说法，“中国近代产业并没有发达，阶级的区别并不明显，如果勉强要说中国有阶级，也不过粗具阶级的雏形。阶级的对立既不明显，阶级的利害自然没有甚么冲突。阶级的利害既没有多大的冲突，就没有为某一阶级的利益打倒别阶级的必要，而且更没有为单一阶级的利益，打倒许多阶级的可能”。[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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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大论辩，不只是一场单纯的理论之争。它同时标志着国民党阶级基础的实质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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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与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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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反对阶级斗争，那就意味着它只能维持旧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不予变更，并使自己去适应和迎合旧的社会秩序中既得利益阶级的诉求。稍带改革色彩的举措，均有可能被既得利益阶级指控为有煽动阶级斗争之嫌。1927年底，当国民党中央打算取消旧式商会，并帮助中小商人组织商民协会时，上海总商会即指控国民党采取分裂商人的策略，违背了全民革命的原则，是受了共产党阶级斗争的毒害。[68]类似的情形常使国民党自陷于理论和行动相互矛盾的尴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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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国民党不敢触动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连温和的减租也不敢执行。国民党的这种做法，固然失去了广大农民的拥护，也未必赢得了地主阶级的欢心。尽管地主阶级在很多方面与国民党政权的利益相一致，如都害怕农民运动，害怕共产主义，但他们是一个高度自私自利的群体。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土地是祖遗的，或者是自己购置的，而不是国民党无偿赐予的。国民党虽然维护了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权，而在地主阶级看来，国民党不过是沿袭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土地私有制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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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执政以后，田赋比清末和北洋时期，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大大加重。这亦使地主阶级感到不满。他们慨叹自己几乎成了替地方政府掌司赋税的经纪人，而且是常常要赔本的经纪人。[69]1934年，浙江吴兴县一地主在给浙江省政府的呈文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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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自民国成立以来，军阀日事战争，幸江浙不致受累，当卢永祥、孙传芳时代，尚能体恤民隐，不敢横征暴敛，故人民尚不觉得痛苦，得以相安无事。自国民军到，民人又以为三民主义可以实行，当比军阀时代，更可享平等自由之福。不料苛征杂税，既未蠲除，而赋税加增，不顾人民之负担力，视人民如草芥寇仇，日在水深火熟[热]之中，而政府尚日日高谈民生主义，如有地方士绅呈请减赋者，则政府置之不理；如有倡议加收赋税者，则为政府所欢迎。名为训政，实行专制，是以民人敢怒而不敢言，民隐何能上达，又何所谓民权主义？现今所谓最痛苦者，莫如田赋。今以吴兴之田赋言之，如地山荡赋税尚轻，而田则独重，每亩田收地丁银一钱四分五厘，米九升三合。此正税也。而所带征之附捐，从前军阀时代，只有特捐及征收费、自治捐、教育捐，故每一亩田，正附税共只九角。自国民政府成立，则加以建设捐、教育补助费、治虫捐，每一亩田正附税须一元三角零。若再加以滞纳罚金，则其赋更重。今以产主言之，其租出之田，每亩约收米计糙粳三斗，每斗八角，共值二元四角，今以一元四角完纳钱粮，则所余几何？若以农民自耕言之，亦觉负担太重。[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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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执政初期，曾一度在浙江省推行“二五减租”，最终因地主的反对而流产。地主认为，政府既要他们对佃农实行“二五减租”，政府就应该对他们实行“二五减赋”才算公平。他们埋怨政府不但不实行“二五减赋”，反而实行二五或二五以上的加赋。[71]他们慨叹从前田是“富”之根，而今田是“累”之首了。[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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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和解放区农民对共产党的感情则截然不同。在这些地区，无论是减租减息，还是没收地主的土地给农民，农民均从共产党那里得到了直接的好处和看得见的实惠。故共产党被农民视作大恩人、大救星。获得土地的农民因对共产党感恩戴德，故积极参军支前，踊跃献粮献物。而在国统区，地主不仅不积极支持政府，反而控扼着地方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资源，极力逃避税收，逃避兵役，抗拒和抵制国家权力的向下扩张和渗透。抗战中期，蒋介石因豪绅地主抵制国民党中央的粮食征购政策，曾发表过这样一通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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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我们一般有田有粮的人，在旁人都没有饭吃的时候，你一人一家独能安全吃饭吗？……现在无论在前方后方，尤其在后方的地主富户，更是全靠我们抗战军队来保障，与政府法令来保护的，大家才能过着现在这样自由的生活……要尽量劝导一般富豪地主，使他们知道政府现在征购他们十分之一二的粮食，并不是要他们受到什么特别的损失，而正是要保护他们安全的利益……如果一般拥有粮食的人，图一己的私利，而昧于爱国的大义，不遵奉政府粮食法令，那无论他们用什么方法屯积居奇，或隐蔽掩藏，政府必然能执行法令，严切制裁，决不怕任何恶劣势力的阻挠……但是政府在今日仍是希望地主富豪能遵照政府法令，自动的上进自效，而且大多数地主富豪，皆能深明国家大义，与尽到其现代国民的义务。所以不愿用特殊办法，亦不必用特殊办法。[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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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话充分反映了国民党政权与地主豪绅之间既相依存又相冲突的复杂关系。尽管国民党自称保护了地主阶级的安全和利益，而地主豪绅却囤积居奇，不肯向国家出卖剩余粮食。1943年，湖北省政府鉴于鄂西土地多为豪强所占，对政府抗不纳税，政府举办土地陈报时，豪强地主不愿陈报，乃向蒋介石请示处理办法。蒋亦无可奈何。[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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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与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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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看法，国民党在执掌全国政权期间，几乎没有推行过有利于农民的政策。《土地法》停留于纸上，温和的“二五减租”也只在个别地区浅尝辄止。相比之下，国民党在处理劳资关系方面，比处理地主与农民的关系较为着力，不仅制订和颁布了一系列劳动法规，也曾切实致力于调节劳资关系，缓解劳资冲突。[75]对国民党而言，劳资冲突的激化，既不利于统治秩序的稳定，也势必影响政府的财政税收。因此，国民党在处理劳资关系时，其基本原则是既要防止工人铤而走险，也要抑制资本家过度跋扈。胡汉民即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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