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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及高层党政人事，可略窥国民党党治的某些特征。不过，若就此而对国民党的党治形态下一结论，不免有些轻率。因为上面的考察主要着眼于制度层面的某些表征，而隐伏于表层制度之下，制约着国民党党治运作的实际机制，尚值得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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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政会在法理上一直是国民党的最高政治指导机关，但其实际职能和地位有一个由实变虚的过程。首先，因委员人数不断膨胀，中政会逐渐变成一个大而无当、运转不灵的机构。在1927年以前，中政会是一个只有一二十人的核心权力机构。但到30年代初期，中政会委员人数一度增至近百人，如将列席人员一并计入，则多达200人（参见表7-5）。[21]其结果，“因人数太多之故，便有影响于政治会议地位的尊严，不能使人重视，开会时，大家视为一种例行应酬，可以随便到会，也可以随便不到会……每次出席会议的人数，有时竟不足十分之一”。[22]“连蒋先生以及许多封疆大吏的委员大都均不出席。”[23]在这种情况下，衍为“重要的事情不经由政治会议讨论，而讨论者转多为例行事件”的格局。[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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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事任免为例，1931年11月～1935年10月四年间，中政会共计任免政务官343批次（非指343人，因1次可能任免多人），其中先经国民政府明令发表再报请中政会追认备案者达181次，占政务官任免总批次的52.7%。如将中央级政务官与地方级政务官分开统计，则有33%批次的中央政务官和85%批次的地方政务官是先任命，后备案者。[25]故当时有人指出：“政治会议遂成为追认备案之机关，以言纾谟定命，决策行政，实属相距过远。”[26]甚至有人认为中政会不过是一个“清议与谩骂的机关”。[27]中政会委员也蜕变为一个没有实权的荣誉性职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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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5 国民党中政会的组织构成及员额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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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5 国民党中政会的组织构成及员额变迁-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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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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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国民党党章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互选常务委员3人，组织秘书处，执行日常党务。党章最初并未规定常务委员如何集会，称呼上亦只有“常务委员”而无“常务委员会”，而且其法定职权仅限于指挥秘书处执行中央日常党务。直至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鉴于常务委员“人数过少，负责实难”，乃将党章修改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互选常务委员9人，组织常务委员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执行职务，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其责任”。从法理上讲，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期间只有常务委员而没有常务委员会，但事实上，在1924年1月31日至1925年12月31日的近两年时间里，共计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议131次，大体上每周召开两次。“二大”的规定不过是一种事实的追认罢了。由于全代会和中全会均不常开，只有中常会是一个常设而且常开的会议，其地位自然相当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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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以后，在中政会由实而虚的同时，中常会也逐渐变得无足轻重。30年代前期，国民党规定全体中央执监委员为中政会的当然委员，候补执监委员可以列席中政会；同时规定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委员均可列席中常会。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政会的实际职能日趋弱化，但一般委员仍以出席中政会者多，而出席中常会者少，说明中常会的地位还不如中政会重要。如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的王子壮在日记中慨叹：“近日政治会议人多而常会寥寥，是注重政治之趋势，亦党逐渐没落之象也。豫鄂皖赣四省既渐取消党费，韩复榘又以水灾严重为辞，亦停发党费三月，党本办理不善，至此有每况愈下之势也。”[28]1934年1月11日，王子壮又记曰：“今日常会无甚要案，且出席人数不多，一般委员因注意政治之故，多赴政治会议而常会寥寥，相沿如此，已成习惯，偶有重要问题，始觉出席踊跃也。”[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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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法理上本是国民党中央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常会则是实际行使这一权力者。但在具体分工上，中常会主管党务，中政会主管政治。在这一分工下，一般中央委员多愿出席中政会而不愿出席中常会。王子壮认为这是政重党轻和党趋于没落的表征。王子壮日记中，凡记载中常会之处，最常用的一句话是：“今日常会，无甚要案。”如1934年5月3日条下记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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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常会，无甚要案，而于推定委员作下星期一纪念周报告，每多推诿，良以中枢最重要者不宜轻易报告，如汪、蒋等，事亦甚繁，余如孙科、戴（季陶）等近似已不热心党事，偶推其报告，亦谦让未遑，再加以常会中出席委员日见其少，多数以注意政治之故也。于是纪念周中除叶（楚伧）、居（正）诸先生外，即随时拉夫而已。如今之推苗培成报告安徽党务，即含有此性质也。[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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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壮的这段话生动地反映了中常会和中央纪念周的实际情形。党国要人不热心党事，中央纪念周流于形式，报告互相推诿，乃至形成“拉夫”局面，说明“党事”相对于军政而言，日益无足轻重。“出席委员日见其少”和“无甚要案”更说明中常会的职能和地位日趋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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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常会主要讨论什么问题？在此不妨再引一段王子壮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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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晨开常会，以讨论廖仲恺先生迁葬事，费时甚久。其中更有无谓之言论。楚伧先生为主席，即席仿唐诗两句以示余。其词曰：“可怜朝起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可谓慨乎言之。余有此感也久矣。今知叶先生亦具同感。今日之党务，已趋末路，无计划，无作法，入党者以此为干禄之捷径，负责者已无当年革命之勇气，敷衍塞责者虚应故事，益党内派别林立（事实上独揽大权者，以蒋先生信任立夫之故，乃由立夫主持大部。而内部又分为数派。汪先生之改组派一部虽不直接参与斗争，而亦时有小龃龉。海外党务亦有所谓萧吉珊派与非萧派如谢作民、周启刚等。此外尚有孙哲生、于右任，虽有数人，然大抵属于拥蒋者），勾心斗角，更有何力量以对外作民众工作，于是一般人对党无味矣。常会中人到甚少，此“虚前席”之意也。然则每次常会所讨论何事？除开除党籍，介绍入党，党部改选诸照例之事外，即关于死人事，如陈少白、范鸿仙、石青阳、廖仲恺……不曰给治丧费，即决定公葬，即函国府明令褒扬。诸如此类，闻之生厌。盖即足以显示党已无生气，日惟与死人办理善后而已，可叹孰甚！国事危急如此，民生疾苦如彼，而负全国责任之党却如此安闲，实趋末路也。[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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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中常会所讨论的，主要是一些琐碎的例行“党事”，诸如地方党部人事改选任免，介绍、开除党员以及褒扬和抚恤死难党员等。笔者检阅中常会的历次会议记录，[32]亦深感“无甚要案”。原以为堂堂执政党的最高决策会议，所讨论者均为党国大事，谁知检阅之后，大为失望。身为中央党部秘书的王子壮在日记中写道，由于中常会平日“无甚要案”，每逢全代会召开时，即感“缺乏成绩”可以向大会报告，在起草报告时只好铺张其词，勉力为之。王为此而感惭愧。[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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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17日王子壮日记还有这样一段话：“（中央）党部方面之负责者，除叶（楚伧）先生外，直然无人，故一切事集中于一身。余如蒋之主席，事实上不能分身来主持党务，至常务委员会多为老先生，除开会外，亦均不到党部，事实上并不能负若何之责任也。”[34]蒋介石将中常会事务畀予“老先生”，而“老先生”们并不认真负责，这一现象颇能说明中常会之无足轻重。否则蒋不会不管，而“老先生”们也不会不认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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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1月27日王子壮又在日记中感叹：“余常想，吾党本已失去领导民众作社会先导之本旨，而中央党部之所以有相当之价值者，在政治上可以调和各方，如假全体会议以使各方团集一党是也。此时宜有叶（楚伧）先生策应其间，以蒋先生之意旨而折冲各方，庶有相当之成就。”[35]在王子壮看来，中常会主导下之中央党部，其实际存在价值，不过是一个在政治上可以调和各方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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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党权日降，一些兼任政府职务的中央委员乃将重心转向政界。当时有人指出，一些中央常委兼任政府职务后，重政轻党，甚至视党部为弁髦，对中央党部的事务，仅每周开会一二次，大部分时间待在兼职的政府衙门办公，“对党部事务形同隔靴，对于党部同志视同陌路”。[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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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在回忆录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国民党党员常说以党治国，以党建国。这完全是个空话。党的中常会从来很少讨论到政策问题，党对党员从政干部从来就没有约束的力量，无组织、无纪律，使得党丧失了一切力量。中全会和代表大会是有政策性的讨论和决定的，但皆类成具文，一到行政院，相应置之不理，所谓‘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能’，最后更变成‘好话说尽，坏事做尽’，党只剩下一块招牌，名存而实亡了。”“至二十七年总裁制确立以后，党之民主空气，益见消沉，一切惟总裁是赖。而总裁又集万几于一身，对党之最高权力会议——中央常会，恒不能亲临主持，致失以党治国之领导权威，直等事务会报。”[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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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6 国民党历届中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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