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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6 国民党历届中常委-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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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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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党政人事而论，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角色的高度重叠，固可说明党内精英对政治资源的垄断程度和以党代政的情形。但同时又不免使人质疑，精英们的权势资源到底是主要来自党，还是主要依存于军政？这个问题确实复杂难辨。如人们常举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因蒋介石与林森的前后出任而有数度虚实之变，以此来说明国民党“法无定规，权从人转”的情形。不过，这种“法无定规，权从人转”的情形，属蒋介石专例，非普遍情形。依国民党法理，“党权高于一切”，“以党治政”，“以党治军”，党内职务应是精英们的主要权势凭借。然而实际情形似不尽然。如先后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六届中委的赖琏（字景瑚，1900～1983）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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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选中委以后，很久没有实际工作。我除以中委资格参加中央党部纪念周和几个不重要的会议外，并不能过问政府内政和外交的决策；连比较重要一些的政治消息，我也只能依靠每天必看的报纸。当时飞黄腾达的中委固多，而像我那样无事可做的中委亦不少……我立刻发现一个人如无特殊的奥援，一切政治上的大门都是对他关闭的。站在政治的边缘，而摸不着政治的头脑，甚至找不着一个和他志趣适合的工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精神的虐待……（抗战爆发后）我万想不到我一到重庆，又恢复了“闲散”中委的地位。我住在青年会的宿舍，除每星期一参加中央纪念周外，成天和几个失业的知识分子游荡街头，或在小饭馆里谈天说地。有些青年以为我乃有权威的中委，对我大发牢骚，说他们“救国有心，请缨无路”，希望我能帮助他们做一点对抗战有益的工作。我如哑子吃黄连，只好一边安慰他们，一边暗自叫一声“惭愧”……（抗战胜利后，当选为中央常委）我当时愚蠢而又幼稚的思维，以为我们做了中央常委，便已达到党部组织的最高峰，应该可以凭借中央政治会议和国防最高会议那些机构，实现我们改革党政，消除赤祸，建设现代国家的理想……我们力竭声嘶的空嚷一阵，还是进步毫无，一筹莫展。最后总裁还在庐山召集我们谈话，严厉的训斥了我们一顿……我乃下决心从此不再过问党事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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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国民党党章，中央委员理应是党的最高权力精英。然而赖琏所描述的，却是一个徒有虚名的闲职。当一人身兼党政军数职时，难以辨明各自的权势凭借。一旦将党政军角色剥离开来，便发现在法理上高于一切的党权，若无其他军政实职相依托，便难免落空。原来党权并非真正高于一切，而是附冀于政权和军权之上。像赖琏那样，虽然位极中委、中常委，却因无其他军政兼职，结果沦为一个处于政治边缘、摸不着政治头脑的无权无势甚至无业的高等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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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在晚年回忆录中解释那时国民党中央委员大多兼职，是因为薪水太低的缘故。他说，当时一个中央执行委员或中央常务委员的月薪只有300元，而一个政府部长月薪高达600～800元。[39]薪水高低无疑是竞相兼职的一个因素，而更为重要的原因，其实是党权的日趋虚化。北伐前后，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确实肩负着最高政治权力机构的职能。但自30年代以后，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逐渐沦为替蒋介石军事独裁提供合法性依据的一枚橡皮图章。按国民党总章，全代会最初规定每年举行一次，后修改为两年举行一次。而1927～1937年10年间，全代会实际只开过3次。随着蒋介石个人权威的日益强化，全代会召开的间隔时间越来越长，其实际地位也愈益无足轻重。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委人数逐届倍增。1924年国民党“一大”选举中央执监委员（含候补）51人，1926年“二大”和1929年“三大”增至80人，1931年“四大”猛增至178人，1935年“五大”更增至260人（参见表7-7）。中委人数增加的同时，中委的地位则日益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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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五大”以前，中央委员可自由出席或列席中政会和中常会。“五大”以后，由于中委人数大增，中政会和中常会的决议容易泄密，乃改变所有中委为中政会当然委员的做法，从中委中选举19～25人为中政会委员；并规定出席中常会者，只限于常务委员及政府各部负责人员，一般中央委员不许列席。[40]这一改变乃断绝了一批像赖琏这样的“小中委”与闻机要的机会。正如王子壮在日记（1940年11月25日）中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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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常会或国防会决定改于星期一上午举行后，所谓中央委员谈话会已停止数月。一般不能与闻机要之中委，对此渴望甚殷，以位居中枢，而国家要政，竟为丝毫不知，除新闻外，人如询及中央政情，亦为瞠目，似非所以待中央同人之道。汪（精卫）在时，之所以于纪念周后举行中委谈话会，意在报告消息，宣达意见，因若干小中委既不使其出席中央各种会议，并重要消息亦勒而不与，所以若干人并纪念周亦不感兴味，以专听演讲，无所裨益也。[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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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9月王子壮日记又记曰：“党务组之中央委员因不能参加中央任何会议，极多怨言。”[42]“所谓‘民主’，党内且不能实行，中央委员之在重庆者，尚要求参与常会及国防会而不可得。再进一步，所谓重大议案，并不决之于各种中枢会议，均由蒋先生左右之干部上签呈决定，如吴铁城、陈果夫、朱家骅、张群等，均系指定可上签呈者，经批定后报告会议而已。于是可知，对外虽表示日趋民主，对内则日益集权于一人。”[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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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壮所记，与赖琏的忆述正相印证。蒋介石的个人权威日益集中，而中央委员会的法理权威则被严重侵蚀。王称：“如经常主持党政之中常会及国防最高委员会，蒋先生多不出席，重要议案以及用人均已事前经总裁核定，两会不过完成法定之形式，实际上亦未有不照案通过者也。其次，若干中央委员不特不能参与机要，且亦无适当之工作机会，在抗战期间，实为人力之浪费。”[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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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委员被投置闲散，不仅仅是人力资源的浪费，更重要的是它象征着党的法理权威日趋低落。1930年代中期以后，中委逐渐成为一个名誉性的职衔，除了在中央开会时喧嚣一阵外，并无实际职权。一些没有实职的闲散中委几乎尝不到权力的滋味，更不用说参与重大决策了。王子壮在日记中深有感慨地说：“本党今日之中央委员，其位虽隆而实际上名誉崇高而已，绝无任何权能，在政治上实为一赘物。”[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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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7 国民党历届中央委员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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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1703012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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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二 重军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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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代会、中常会和中政会之所以逐渐变得无足轻重，人数太多只是一个表面因素，实则党权已为其他力量所侵夺。而侵夺党权的力量，不外军权与政权，其中主要是军权。对此，曾试图以党权与蒋介石军权相抗争的胡汉民，在抗争失败之余说过如下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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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在中央党部会议，议决了甚么案。这案议决了，陈立夫说：“还得问问介石的意思。”这时介石在前方，我听见立夫这么说，先站起身，组庵（谭延闿）向来最圆通，大概也忍不住了，慨然说：“既然党部的决议还不能作准，又何必提出来？”有一次，我在中央党部告诉立夫说：“其实甚么机关都可以不要，只存一个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便可以了，既简捷，又经济，这样一实行，对于减少目前财政恐慌，大概也不无小补！”介石是不是什么事都要闻问，我不得而知。但陈立夫、陈果夫等对任何事件，总说：“介石不知意思如何如何？”其实，既然有中央党部，有国民政府，有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又有各院部会，事有专司，何可以某一个的意思来掩盖各机关。难道在政府党部之外，又有一个太上政府和太上党部总持一切吗？[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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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对党军关系作过如下描述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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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最重要的军事情况，才在每周的中央政治会议上由蒋先生以主席和陆、海、空三军总司令的身份提出报告……对蒋先生所报告的军事行动，政治会议都会支持。……军事在党之下，这只是手续。严格地说，党要控制军事是很困难的。中央政治会议下是没有机构掌理军事事务，虽然有一个军事委员会，但力量是有限的，因为主管的人没有权力。[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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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权与军权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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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支由革命党控制的武装，一直是孙中山的理想。革命党如何才能有效地驾驭武力而不为武力所反噬，孙中山曾有过刻骨铭心的教训。借苏俄“赤军”经验建“党军”，是孙中山联俄师俄的一大考量。国民党改组后，确曾有过一段“党权高于一切”的时光。孙中山在世时，一人控扼党政军之最高权力固不待言。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的地位借黄埔“党军”之力潜滋暗长，不过在北伐之前，尚未对党权形成颉颃之势。自北伐开始后，军权随着北伐的迅猛推进而急速蹿升，并很快对国民党党权提出挑战并构成威胁。本来依苏俄最初的建议，国民党应准备5年、10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来健全和发展党的组织力量。待党权充实健全，并与民权相结合，奠立一个十分稳固的政党组织基础之后，再出兵北伐。那时党权已稳，足以驾驭军权而不至为军权所挟制。但这一建议未为国民党中央采纳。1926年7月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开始北伐。军权借助北伐而日呈上升之势，最终形成蒋介石借“党军”坐大的格局。南昌与武汉“迁都之争”实即军权与党权之争，也是军权与党权的首次公开较量。“提高党权运动”随即应时而起。党权本是至高无上，既要提高，说明党权已受到军权的侵夺和挑战。当时武汉国民党中央实已感到党有不能指挥枪的危险。顾孟余在1927年2月24日国民党第76次中常会上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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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的军队，已经生出危险的现象，好象有点各自为谋自由行动的样子……我们要想办法把各军都统一在党权之下，要各军完全服从党的命令和计划，那末各军才不致离开党……至现在各军的内容，不但中央执行委员会不能知道，就是国民政府也不能知道，甚至各军军长的姓名也不能晓得。这也是一个危险的现象。这都是完全因为军事机关离开了党的缘故。[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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