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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刘健群：《复兴中国革命之路》，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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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编印《中国国民党湖南省第五次全省代表大会提案汇编》，时间不详，第（肆）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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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引自王长江《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的研究》，改革出版社，1996，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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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易劳逸：《流产的革命》，第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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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第十章 党的派系化与派系的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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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系纷争堪称是国民党一大颇具特色的政治文化。国民党的派系是一个复杂的政治文化权力网络。派系组织或因教育、职业等背景，或因地缘、亲缘等纽带，或因政见、主张等媒介，形成各种不同的组合，其表现形态更是复杂纷繁。加之各派系之间既有冲突纷争，又有交融渗透，亦有传承递嬗，欲明晰解剖国民党的派系形态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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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时期，胡汉民曾提出“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口号。“党内无派”意味着党内派别活动是非法的和受到禁止的。“派系”一词在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上是贬义的。各派系的活动大多处于隐秘状态。由于派系活动的隐秘性，局外人很难察悉其活动内幕。即或偶有透露和猜测，亦往往扑朔迷离，令人真假难辨。即使事隔数十年，一些派系首领仍不愿坦承其派系归属；派系成员对其当年所参与的宗派活动亦不愿做客观诚实的陈述。故国民党派系史的研究甚难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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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派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军队、地盘为凭借的地方实力派，另一类是没有军队、地盘的政治性派系。前类暂且不论，后类主要有西山会议派、改组派、CC系、力行社和政学系等。西山会议派在国民党政治派系中虽然形成最早，但组织结构脆弱，既缺乏集权和富有魅力的领袖，景从追随的党员群众也为数不多，其核心成员主要是一批在党内有一定历史地位的“老同志”，政见保守，在国民党内的政治影响力有限。改组派不仅有在党内富有政治魅力的领袖汪精卫，而且政见左倾。1928年成立前后，适逢国共分家后国民党意识形态混乱，以及“清党”在党内引发惶惑和恐惧，一度赢得党内一大批中下层年青党员的拥护和追随。改组派建立了自上而下的组织系统，并以1929年召开的国民党“三大”为契机，向南京中央权威提出严重的挑战。继政治抗争之后，改组派又策动和联合地方军人发动多次反蒋战事，影响波及华北、华南。改组派是国民党内政治派系中，最具有政见的一个派系，但仅维持了两年多的组织生命（1928～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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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0年代的拥蒋派系中，CC系、力行社和政学系三足鼎立。其中最具组织实力的是CC系和力行社。而政学系不过是少数官僚政客、军人、银行家、实业家和知识分子的松散聚集，并无正式的组织形式，亦无党员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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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执政时期，派系斗争并非局限于以上几个全国性派系。地方层级的派系斗争亦同样令人瞩目。一般言之，省市一级的政治资源，多为全国性的派系所攘夺；而县级以下的政治资源，则多为地方强人所分掠。这个时期，县长一般不许由本县人担任，地方土著势力难以染指。而县党部则不然。县党部委员一般规定由本县人担任。这实际上给地方“精英”们提供了一个觊觎和分掠权力资源的机会。地方“精英”们为了争夺权力资源，大都分立门户，互争雄长。以江苏为例，战前江苏省党部委员有本籍与客籍之竞争，本籍中又有CC、FF、改组等派之分化。[1]而在县党部一级，几乎每县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派系纠纷。这些派系有依学校出身形成者，如六中派、三师派等；有依地域形成者，如城厢派、乡村派等；有依代际形成者，如青年派、绅士派等；有依政见形成者，如急进派、缓进派等；有依入党时间形成者，如党务秘密时期入党者与党务公开时期入党者各成一派。[2]这些地方性派系彼此相争之烈，堪与全国性的派系斗争相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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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组织形态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党的派系化”和“派系的党化”交相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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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党的派系化”，乃指国民党党机器由北伐时期指导全国政治军事的核心权力组织逐渐蜕变为一个由单一政治派别所独掌和垄断的权力工具。这个单一的政治派别就是CC系。从1929年至1949年的20年间，国民党的党机器大部分时间控扼在CC系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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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派系的党化”，是指在党机器沦为派系工具的同时，另一些派系发展成为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准政党组织。力行社即是“派系党化”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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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CC系实际具有双重面向：一方面它控扼党机器而使国民党派系化；另一方面它又在党机器之外另立一套秘密的组织系统，从而兼有“派系党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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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要对国民党内的两大主要派系力行社和CC系在战前的存在形态做一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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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一 力行社：派系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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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组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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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社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一个带有恐怖色彩的特务组织，然而细察其成立背景和存在形态，称它是一个具有严密的准政党组织形态的“党中之党”也许更为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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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日记载，力行社成立于1932年2月29日。它最初的发起宗旨即是要建立一个有别于国民党的新的政党组织。据称，其最早发起人为留日归国的黄埔毕业生滕杰。滕杰留学日本时，主攻政党政治，尤着意于政党组织之研究。滕氏深切了解政党在现代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要挽救中国时局，必须先从建党入手。他分析当时国民党的“内敌”一为地方军阀，一为共产党。前者非常脆弱，不难使其分化瓦解；而后者则判然不同。共产党不仅有武力，而且有主义、有组织、有策略，又有第三国际为依托，故不能用对付地方军阀的办法去对付共产党。要对付共产党，只有建立一个全新的“万能的党组织”。滕杰宣称：“我们如果不在组织效用上超越共党，则决不足以在行动上战胜共党；如果不求提高组织效用至于最高限度，则决不足以为革命之必竟全功作保证。”[3]在此种思想主导下，他于1931年7月因万宝山事件从日本回国后，即着手从事建党运动。他建议在极端秘密的原则下，以黄埔毕业生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和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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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社的另一位核心成员刘健群最初亦极力主张建立一个新的政党组织以改造国民党。刘痛切地感到国民党腐化、颓废、涣散和软弱无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在《贡献一点整理本党的意见》的长篇报告中，自称怀着爱党、爱领袖、爱同志、爱革命的立场，对国民党的组织现状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严厉的批评。刘声言：“现在我们的党，似乎太使人民失望了！不仅是离开民众，而且有许多地方，简直为民众所嫉视。”他没有将党失去民众信仰归咎于共产党的阴谋和帝国主义的压迫，而认为完全是国民党咎由自取，是国民党官僚化和资产化所致。他举例说，一个国民党中央委员或立法委员，在南京买了几百亩的地皮，那么他对于平均地权将抱持什么态度？他说：“中华民国的民众，可说是驯服极了的民众，他们没有意外的希望，过分的要求。果然本党确能给予一点实际的利益，他们无有不欢欣鼓舞，感恩戴德，永世不忘的。无如本党始终不去过问他们，又让一般假革命的人去蹂躏他们，而不能制止，民众自求无策，呼吁无门，安得不怀怨本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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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健群还指出，不仅党与民众相脱离，党与党员亦日趋隔膜，“现在本党可以说大部分的党员是找不着党；而党也是找不着党员，党对党员止于列名造册；党员对党，止于报名领证。做党官、吃党饭的党员，似乎还可以扣一点党费，此外连缴党费、贴印花都有时办不到。除了各级党部专门办党的人，简切些说，就是替党的机关办理公文的党员而外，其余的党员，都不外是和有权力的私人发生关系，寻求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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