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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还称，党的领袖与党员的关系只有互相利用或互相隔膜，党的领袖根本分不清谁是真正忠实的党员，“当领袖的，似乎只要他能够喊几声拥护自己的口号，便确是忠实的同志，纵令其人对于社会为非作歹，也都在不闻不问之列”。而党员与党员之间，虽号称“同志”，却没有真正的“同志”关系，只有同学、同乡等种种封建的结合。“所谓同志的资格，完全以地位而决定，有地位者，军阀也是同志，官僚也是同志，而且是重要的同志；没有地位的，不管你对于革命如何努力，对于主义如何忠实，只能算是社会上的弱者。”刘认为，党内派系林立，互相猜忌倾轧，并非因为主张不同或思想分歧，无非权力之争。党对党员的关心，连青红帮对于帮员都不如；民众对于国民党党员的信用，连善男信女之于和尚都不能比拟。党员所由之路，不是向民间去，而是向上钻；共产党的地方党部大都由有才力的人充任，而国民党的地方党部多由无才无德者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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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在分析了国民党组织的种种弊端之后，进一步提出救济和整理国民党的药方。他认为仅举办党员总登记根本解决不了国民党的问题，而改组派、再造派也只见有改组再造的主张，而不见有改组再造的具体办法。他声称，“党的纠纷，党的无能，党的腐化，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办法不良，制度不善，内容不充实的问题”。他认为国民党的现状“清理无从清理，登记无从登记，名存实亡，有党等于无党。最好的办法是根本改造，重新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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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刘又承认，这种根本的改造势必引起重大的纠纷。鉴此，他提出一种折中的办法，即一方面仍旧保留国民党的名称、形式和外表，以维持其历史和法统，同时在党内另建一种新的组织，以充实党的内容，建造党的灵魂。刘所设计并命名为“布衣团”的新组织不仅具有独立的一套与国民党组织并行的组织系统，而且还拟以这个新组织去剥夺国民党的权力本体。如建议“布衣团”团员在国民党权力结构中具有特殊的核心党员的地位，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布衣团”团员至少应占全额的2/3；“布衣团”团员以外的党员则为普通党员，实际上是将国民党党员降为“二等党员”的地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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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健群所设计的新组织，是一个具有自主性政党形态的组织。其设计理路与滕杰所拟的计划不谋而合，均是在保留国民党旧躯壳的前提下，重建一个新的政党形态的秘密组织。力行社的组织模式显然是滕杰和刘健群等人“党内组党”构想付诸实践的结果。而刘健群所设想的“布衣团”一名，则使外间将力行社谣传为“蓝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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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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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杰和刘健群的“党内组党”计划，显然违背了国民党“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原则。它之所以能付诸实施，是因为得到了蒋介石的全力扶持和赞助。从北伐时期起，蒋介石即对国民党松弛涣散的党机器怀有不良印象。即使在“清党”反共之际，他也坦然承认国民党的组织机能远不如共产党，并主张国民党应该师共产党组织之长技，认为“共产党之阴谋固可诛，共产党之组织则有可采者”。甚至由此而招致改组派的攻击。[6]蒋介石一直不隐讳他对共产党严密组织的羡慕之意，同时对国民党大而无当、松懈散漫的组织体制深怀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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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权建立后，国民党党务一度由西山会议派掌控。其后不久，蒋介石将国民党的组织大权托付给他最为信任的陈果夫与陈立夫兄弟，希望二陈兄弟能将国民党的组织振刷一新。二陈兄弟受任后，对国民党的党务组织做过一番清理整顿工作，如重新布置国民党各省市人事，进行国民党党员总登记等。但这些措施主要着眼于排斥异己，扩充自身派系势力，在国民党党务革新和组织改进方面并无积极举措。在应付国民党党内反蒋派系的挑战和共产党民众运动的过程中，二陈主导下的党机器依然显得疲软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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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末30年代初，蒋介石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危局之中。改组派、西山会议派和地方实力派的联合挑战刚刚平息，因胡汉民而起的“汤山事件”又引发了一场新的反蒋政潮，并导致宁粤之间的分裂与对峙。内争正酣，外患又至。九一八事变后青年学生要求政府抗日的激昂的民族主义情绪，令蒋介石深感困扰。蒋将学生运动归因于擅长“运动民众”的共产党所煽惑。这是他最为恐惧的。当学生运动一起，蒋就谴责国民党各级党部组织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进而对二陈兄弟的办党感到不满。如1931年12月2日，蒋在接见北平等地学生请愿后的日记中写道：“（学生）无理取闹，殊可怜。国事至此，人不成人，未知党部所为者何事，竟使一般群众皆为邪说所诱，邪党所操纵，而与政府为难。此皆余用人不得其任之过，而于他人无与也！”蒋感慨“用人不当”，显然是指责二陈兄弟办党不力。12月4日，蒋又在日记中写道：“（党）对于学者及知识阶级太不接近，各地党部成为各地学者之敌，所以学生运动全为反动派操纵，而党部毫无作用，反有害之。”显示蒋对二陈掌控下的党机器感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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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2月中旬，蒋介石在内外交迫的情况下被迫下野。下野后，蒋反思其失败的原因，“是由于余不能自主”。而“本人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又是导致“不能自主”的要因之一。[7]表明蒋对各级党部的组织能力及其对蒋个人的忠诚怀有疑虑。他迫切感到有必要在国民党党机器之外，另建一支更忠于他个人并值得信赖的新的政治力量。恰当此时，以滕杰等人为首的一批黄埔门生正在酝酿成立一个拥护蒋介石的秘密政治团体。这和蒋的意图自然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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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8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此后如欲革命成功，非重起炉灶，根本解决，不足以言革命也。”蒋最初设想在国民党之外，另成立一个“少年党”，并组织侦探队。侦探队的任务主要对内，“防止内部叛乱，制裁一切反对，监督党员腐化，宣传领袖主张，强制社会执行”。[8]蒋与贺衷寒、康泽等黄埔门生商议的结果，认为公开的、普遍性的政党容易腐化，最终决定成立一个以黄埔毕业生为中心效忠于蒋个人的秘密核心组织，命名为“力行社”。[9]外间一般视力行社为黄埔系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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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社的组织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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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社由三个不同功能、不同名称和彼此相对独立的层级组织所构成。顶层是“三民主义力行社”，是最高决策和指挥层；第二层包括两个组织，即“革命军人同志会”[10]和“革命青年同志会”，为承上启下的决策执行层；第三层是“中华复兴社”，为领导群众，直接执行决策的阶层。在“中华复兴社”之下，还设有一些外围团体，如“民族运动委员会”“中国童子军励进会”“西南青年社”“中国文化协会”“忠义救国会”等。这些外围团体实际构成了力行社的第四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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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的力行社和中层的革命同志会均各有从中央到基层的组织体系：中央设总社，省级设分社，县级设支社，区级设小组。“中华复兴社”自身没有干部组织，受“革命青年同志会”领导。各阶层的人数，顶层“三民主义力行社”仅有300余名成员；中层“革命青年同志会”到1938年解散时约3万人，“革命军人同志会”存在时间不到一年，人数多少不明；底层“中华复兴社”的成员有多少，说法不一，或说10万以上，亦说近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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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社社员的吸收，采用层级递进制，先入“中华复兴社”，次由“中华复兴社”社员提升为革命同志会会员，再由革命同志会会员晋升为“三民主义力行社”社员。能由同志会升入“三民主义力行社”者很少。整个组织具有高度秘密性和铁的纪律。组织内部只有纵向联系，而无横向联系；只有自上而下的集权，没有自下而上的民主；只有上层组织成员领导和指挥下层组织，而下层机构的成员除干部外，不知有上层组织的存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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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社从发起宗旨到组织形态，均显示出是一个庞大的具有严密组织系统的准政党团体。力行社作为一个组织的存在虽然只有短暂的6年（1938年取消），但它所辐射出的组织能量却是惊人的，其触角几乎伸展和渗透到中国政治社会的各个领域；其组织结构的严密性、复杂性和内部协调性亦非既有的国民党党机器所能企及。数十万人的规模更是战前国民党内其他政治派系所无法比拟。战前国民党党员人数，据1937年1月的统计，总计亦不过165万人，内中有名无实的军队党员约占101万，海外党员约占11万，国内普通党员不到53万人。[12]力行社成员中只有一部分具有国民党党员身份。力行社的组织规模也反映出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政治派系，而是一个自主性和组织力均甚强健的，堪与国民党党机器相颉颃的准政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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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社成立以后，外间误传其名为“蓝衣社”或“蓝衣党”者。如1933年一个名为“革命救国团”的组织即编写过一本名为《蓝衣党的罪恶》的书。该书直指蒋介石在国民党之外，另外成立了一个名为“蓝衣党”的新党；认为“该党之欲消灭本党（国民党）为明显不可掩饰的事实”，并以黄埔同学的名义质问蒋介石：“先生是否已脱离中国国民党，不然，何以先生以中央领袖，而在党外组织蓝衣党，以破坏国民革命？”[13]由此亦可见，当时社会舆论在对力行社性质的认知上，不是将它视为一个“派系”，而是视为一个“新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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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社成立前后，正是蒋介石内外交困时期。故蒋对力行社期待甚殷。1932年3月3日蒋日记载：“晚与力行社干部谈话，约三小时，冀其有万一之成也。”其后数月间，蒋经常约力行社干部谈话，细心指导力行社的工作。蒋介石认为国中“反动之力甚大，非铁血不能解决”，有意将力行社打造成一个铁血组织，致力于特务、情报工作。他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认真阅读《俾斯麦传》，阅后“深有慨也，故批曰：病弱之国，惟铁与血、危与死四字乃能解决一切也。尤以利用危机以求成功为政治家惟一特能也”。[14]紧接着，他又阅读了《各国情报之内幕》一书，深叹“情报精巧与重要，实为治国惟一之要件”，“阅之手难释卷，甚恨看之不早也”。[15]之后，蒋再次阅读了《俾斯麦传》。而外间也很快纷传蓝衣社乃法西斯组织。1932年7月9日，《大公报》专门致电蒋介石，询问蒋介石是否确实组织有“法昔司蒂”。蒋矢口否认。[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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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力行社成员回忆，在1932年上半年，无论国家大小事情，蒋介石多与力行社商酌，备为咨询。力行社一度成为参与国家最高决策的机构。[17]但从1932年下半年开始，蒋介石对力行社的态度逐渐发生了改变。在蒋介石看来，力行社干部最大的问题是“幼稚”。[18]力行社成员后来的回忆表明，在1932年下半年以后，蒋对力行社的态度由高度信任渐趋于冷淡。力行社与蒋的关系，亦由一个参与决策的组织逐渐转变为一个纯粹的决策执行组织。[19]1933年1月，蒋介石训令力行社的职责是：“一锄奸商，二除汉奸，三诛反动。务以实行而代宣传。”[20]蒋介石还亲自拟定力行社誓词：“服从领袖，实行主义，严守纪律，执行命令，尽忠职务，保守秘密，如有违犯，愿受极刑。”[21]力行社越来越趋向于专门从事特务、情报和暗杀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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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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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二 CC系：党与派的双重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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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系在1949年以前国民党的众多派系中声名最大，然而，学界对CC系的学术性研究最为薄弱。[22]陈氏（果夫、立夫）兄弟数十年来一直否认CC系的存在。其骨干分子亦大多缄口不谈。[23]力行社成员于1970年代开始自我揭秘，其组织真相基本大白于天下。相比之下，CC系的组织内幕至今仍迷雾重重。陈立夫晚年回忆录中虽约略提及“青白团”，但“青白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人们至今不详其底蕴。笔者从原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检阅到数份与CC系组织相关的原始档案，再以蒋介石日记及CC系成员的相关忆述资料相印证，一幅CC系组织的初步图像逐渐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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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俱乐部”与“CC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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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名称缘于1927年9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的简称之说虽流传甚广，但除了一些口耳相传和间接的忆述文字外，从未得到有力的直接证实。据CC系骨干成员萧铮回忆，1927年9月，他们曾在上海成立过一个名为“十七省党部联席会议办事处”的组织。其大略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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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不数日，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已成立，浙江亦将派省特别委员会。余乃与浙省原改组委员会诸同志同时离浙赴沪，首先树反对特别委员会之旗帜。时各省党部主要委员来沪者日众，乃召开十七省联席会议，由浙江省领衔通电反对特别委员会。南京市党部亦由谷正纲同志等领导游行反对。余等在沪办一《正路周刊》，显著标明反对党中之偏左或偏右行动，主张恢复党统，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解决一切。《正路周刊》即由余介绍浙江之许蟠云为主编。十七省党部联席会议办事处，亦推由张毅夫兄（原任浙江省改组委员）为总执行秘书，常驻办事……我们在沪又过三个余月之秘密革命时期生活。迨11月10日，蒋公自日返沪，26日与宋夫人举行婚礼（引注：蒋宋婚礼应为12月1日），12月决定复职。于17年1月4日返京，定2月1日正式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恢复党统。沪上十七省联合办事处乃宣告达成任务正式撤销。余等乃复入京。果夫先生复任中央组织部，重派各省党部委员。诸兄均纷纷复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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