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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表达了这样几点信息：一是当时人对“CC团”这一名词似已耳熟能详；二是“CC团”是“二陈”的组织在当时已是一个相当普通的看法；三是作者承认“CC团”确有其组织，但非“二陈”之组织，而是李寿雍、汪宝瑄的组织，其活动范围限于江苏一省；四是作者承认李、汪与“二陈”关系密切。[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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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笔者所见否认“CC团”为“二陈”组织的较早说法。除此之外，《社会新闻》还有文对“CC团”做了如下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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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团在江苏党务方面，一向占着很优越的地位。该团由李寿雍、汪宝瑄等人所发起，成立于民国17年苏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时期，繁荣于第一次省代表大会开幕及18年的第一届省执监委员会时代。当时几乎可以操纵全省党务之势……该派起初（与）中央很是接近，现在据许多关心苏省党务的同志报告，CC团目下已经离开中央，而倾向陈某（引注：陈某指陈铭枢）等新组织所谓社会民主党方面了……该派竞选下届委员者，执行委员为朱坚白、祁锡勇、汪宝瑄、周绍成、周杰人、蓝渭滨等六位，监察委员为武保岑、何续友、陈和康等三位。[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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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亦指认“CC团”为李寿雍、汪宝瑄等人所组织，并指明其成立时间及其在江苏省党界的势力，至于“CC团”名称之由来及其与陈果夫兄弟是否有直接关联，则未有交代。另外，《社会新闻》本身的派系属性，亦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是CC系属下的刊物，有的认为是力行社的刊物。[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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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兄弟数十年来一直否认CC系的存在，所举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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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党将全党组织任务，先后交给我兄弟二人担任，既有其大，何必再搞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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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党总章，明文规定不许有小组织，焉有党掌理组织者，自己反而违纪搅起小组织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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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党的英明领袖，绝不容许部属搅小组织，而不予惩处，否则他自己犯失察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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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戴笠调统工作之严密，其能放过CC而不深究吗？难道找不到一点证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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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兄弟二人，民族观念很深，即便有之，亦绝不会用英文来命名自己的小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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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兄弟从来不为自己打算，从来不向同志讲私话，要这个麻烦包袱干什么？假使瞒了领袖去搞小组织，不在组织内的同志，能这样听话吗？[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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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举理由，显然不足以否认CC系的存在。迄今为止，对“中央俱乐部”与“CC团”的种种说法，无论肯定还是否认，均未见确凿无疑的第一手证据。但可以断言的是，在1932年以前，即使没有名为“中央俱乐部”或“CC团”之类有形组织的存在（或有，但与陈氏兄弟无关），也不能否认陈氏兄弟在执掌国民党中央组织大权后，在全国各地逐渐凝聚了一股以国民党地方党务干部为基础的庞大的政治派系势力。现有确凿资料证实，1932年，这股派系势力正式组建为以“青白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为核心的有形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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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命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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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在其晚年回忆录中，一方面否认CC系的存在，同时又谈到蒋介石曾令其兄弟组织过一个名叫“青白团”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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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还没开始时，共产党煽动一般青年人，说我们政府太软弱不敢抗日……在这个时候，蒋委员长看到这批青年，怕被人家拉走，就叫我们去组织，叫黄埔系去组织“复兴社”是秘密的，是蒋委员长核准的，他们又被称为“蓝衣社”；我们这边也是蒋委员长要我们搞的，叫做“青白团”，双方都不以党的名义去拉青年，把他们吸收进来以免被中共拉走。“复兴社”是军方的，“青白团”是党方的。照理说党里是不可以搞小组织的，所以人家说我们是什么“CC系”，都毫无事实的，若然我们早被本党所惩罚了。此番的两小组织都是蒋委员长要我们搞的。大约是24年开始的，到了26年抗战一开始，青年们心都归向我们，我们的任务已经达成，因此，蒋委员长在汉口把这两个小组织一起取消了。一取消之后就组织青年团，这批人都改归到青年团了。这是一种政治运用。人家说我们搞小组织，其实都是奉命行事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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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陈立夫首次公开承认“青白团”的存在，而且反复申明是奉命成立的。陈之强调“青白团”是奉命成立，显然为了表明其组织的“合法性”。“CC”一名最初虽源自Central Club，但后来之所以广为流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其恰与二陈英文姓氏的第一字母相吻合，意含贬义且具浓厚“私性”色彩。陈氏兄弟反感人们以“CC”相称，想亦主要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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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白团”是“青天白日团”的简称，成立时间不是陈立夫所说的1935年，而应是1932年。1932年6月2日蒋介石日记载：“与青白团员谈话，商定组织办法。”据此推断，青白团在此之前已成立，而其组织办法尚待商定，可见成立未久，很可能成立于1932年5月，晚力行社成立约三个月。蒋介石日记中，有时亦称“青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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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兄弟成立的“青白团”，不是一个孤立的团体，而是一个多层级的金字塔形组织，顶层是“青白团”，中层是“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下层是众多“活动集社”和“外围团体”。陈立夫声称“青白团”成立的目的，是与共产党争夺青年，但观下面这份“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创立旨趣的原始文件[32]，发现其成立背景并不尽如陈立夫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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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党自北伐完成以后……五载以还，纷争迭见，反动之势焰未消，而党内之隐忧环伏，革命大业，几若断若续，若可为若不可为矣。窃恨垂成之功，不败于敌人之摧残，而败于同党之阴贼；不挫于敌人之分化，而挫于同党之离析。党基摇动，党统垂绝。批评之者，且将讥之曰：亡中国国民党者，中国国民党也。呜呼，凡属忠实同志，睹此情状，宁不痛心疾首，思有以挽此末运欤……近更环顾党内，小组织纷起，公然恣肆，号召一方，所谓新中国国民党、社会民主义（党）、改组同志会者，或则标新立异，或则死灰复燃，胥为本党同志直接或间接之组织，于主义政纲则曲解，于革命进程则武断，言论悖谬，触目惊心……当此叛变纷乘之际，本党垂危之秋，惟有亟起团结本党忠实同志，于公忠勇毅之领袖领导之下，与叛背本党者相周旋。党外无我仇，凡谋倾覆本党者仇之；党内无我敌，凡谋摧毁本党者敌之……一致拥护蒋中正同志为本党唯一领袖，领导吾人，完成革命使命。[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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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引文献观之，“青白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的成立，主要是为了应对当时国民党党内的严重危机和各反蒋派系的挑战，树立蒋介石在党内的最高领袖权威。显然，“青白团”与力行社的成立，均是蒋介石在1932年下野复出后所采取的应变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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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何以在力行社成立三个月之后，又令陈氏兄弟成立与力行社相类似的秘密团体？蒋的这一做法，一般认为是他的一种政治谋略的运用。蒋惯于搞双轨组织，以使其相竞相成，相克相生，从相互制衡中达到驾驭的目的。陈立夫晚年回忆录中即明确指责“蒋公”“好使部下力量对立”。[34]在蒋一生政治生涯中，确不乏此类政治谋略运用的实例。除此之外，蒋对力行社“期望值”的下降和渐失望，有可能促使他对陈氏兄弟的党机器重新寄予希望。1932年11月30日蒋介石日记载：“与立夫谈党事，如明年不能形成新党基础，则再过三年，余年五十，救国之日愈短，希望更少，命其努力进行也。”蒋令陈氏兄弟依照力行社的组织形式成立一个新的秘密组织，与力行社一道，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肩负起辅佐他建立个人领袖权威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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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白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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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白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陈立夫回忆录中没有提及，其他CC成员的忆述亦语焉不详。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陈氏兄弟所建立的，是一个与力行社相类似的多层级的金字塔结构的组织系统。由于新组织的名称不为外人所知，外人仍以“CC系”名之。本文鉴于CC系早为人们所习称，故仍以CC系来概称“青白团”“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及其下属的秘密组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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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白团”是CC系的顶层组织，内设中央干事会，由陈果夫、陈立夫、余井塘、张厉生、叶秀峰、徐恩曾、张道藩、周佛海、程天放等人组成。据胡梦华回忆，该团由陈果夫和陈立夫分别任正、副干事长。[35]“青白团”的成员为数不多，主要是各地各部门的CC骨干分子。[36]其具体人数则说法不一，有的说有50余人，亦说有200多人。[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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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以下简称“忠实党员同盟会”）是CC系的次级组织。有关这一组织的名称，由于其秘密性质，当时人多不甚明了，如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的王子壮在其日记中写道：“二陈先生所领导之CC……现在似又称忠实同志会，不过一般人仍以CC目之。”[38]一些CC成员后来的忆述亦多不确，诸如“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同盟会”“国民党忠实党员大同盟”“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等。[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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