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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实党员同盟会”的中央干事和省级干事长一般由“青白团”成员兼任。“青白团”没有地方组织。“忠实党员同盟会”则有一个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系统，其组织规模远超过“青白团”，[40]是CC系在地方活动的组织主体。CC系在全国各地的组织活动，主要通过“忠实党员同盟会”的组织网络来进行。部分“忠实党员同盟会”的骨干会员同时也是“青白团”团员。胡梦华即称他的入团入会手续是同时履行的。[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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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的组织形态，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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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始终奉蒋中正同志为本党唯一领袖”为中心宗旨；声称“吾人为完成一党一国之历史任务，须使本党及领袖获得绝对的政治支配权”。每个入会会员均要求宣誓“绝对服从并拥护唯一之领袖”，并规定“宣扬本党领袖蒋中正同志之革命功绩”为每个会员的基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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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绝对集权制”为组织原则，强调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全会绝对服从领袖，要求会员“牺牲个人之一切自由、权利、幸福，甚至生命，以求本会目的之实现”，放弃了国民党名义上遵循的“民主集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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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组织系统共分5级，依次为：中央干部→省市干部→地方干部→地方支部→地方分部，与国民党组织系统大致相仿。“干部”是各级组织机构的称谓，相当于国民党的各级“党部”。各级“干部”内分别设若干干事和一名干事长；各级干事长为指挥各级组织的最高领袖，有最后决定权，有别于国民党党部的委员制。省市以下各级“干部”的干事长和干事，均由上级指派，而不由选举产生。规定省市“干部”每两周须开会一次，地方“干部”、地方支部和地方分部每周须开会一次。此外，省和地方“干部”的干事每月须对同级干事长做书面报告一次；省和地方“干部”的干事长每月须向其上级“干部”做书面报告一次；地方支部或分部每周须向区“干部”报告工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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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9”为分层计数单位，如中央“干部”由9名中央干事组成；省“干部”由9名省干事组成；省以下的各级干事亦以9人为限。此外，一省之内划分为若干区，但至多不超过9区；一区之内划分为若干地方，组织地方“干部”，但至多不超过9个；一地方之内以设9个地方支部为限；地方支部为本会的基本组织，每一支部以9名会员为限；地方支部之下，必要时得设地方分部，但每一支部之下，以设9个分部为限，每一分部会员以9人为限。CC系似乎迷信“9”这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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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会员入会，须经中央“干部”考核认为合格，或经省市“干部”会议通过报请中央“干部”核准。凡经核准为会员者，须填具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宣誓书，并履行“忠实党员宣誓”手续。规定会员有从事本会指定之一切工作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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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会员吸收对象分基本对象和普通对象。基本对象为大、中学学生，各级学校教师，各级党部活动分子，经济界之金融家、实业家、技术人才，尚未加入国民党的军人；普通对象为各级政府公务员，农村的民团队长，工厂工头，公司银行办事人员，商店店员和其他中下层社会的职业群众。[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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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忠实党员同盟会”的法理形态。一般而言，一个组织的实际运作不可能完全依其法理形态进行。由于陈氏兄弟掌控着国民党中央组织大权，大多数省市党部控扼在CC系分子之手，[43]故“青白团”和“忠实党员同盟会”的中上层组织系统主要寄附于国民党各级党部组织，不仅其中央干事会的办事处附设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机关内（1935年底以前），“忠实党员同盟会”的各省市干事和干事长也多由国民党各省市党部执监委员担任。在这些省市，其活动对内秘密，对外则凭借国民党各省市党部的招牌进行。省市党部遇有重大事件，一般先提交“忠实党员同盟会”在该省市的干事会审议通过，然后再由党部公开执行。“忠实党员同盟会”的省市干事会实际上成了这些省市国民党党部的领导核心。[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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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湖北省为例。该省干事会成立于1933年8月，由“忠实党员同盟会”分派中央干事吴醒亚来湖北发起。吴醒亚任干事长，干事有艾毓英、刘鸣皋、王绍祐、杨锦昱、张导民、陶尧阶、周唯真、陈畴、黄宝实9人。“忠实党员同盟会”湖北干事会与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人事基本上是重叠的（见表10-1）。据刘鸣皋回忆，30年代前期的湖北省党部，不过是“忠实党员同盟会”湖北干事会利用来对外做掩护的一个躯壳，而实际的活动都是“忠实党员同盟会”湖北干事会来推行。干事会之下设工运、青运、农运、文教、财金、军事等小组，分别在全省各阶层，举凡工人、学生、教职员和各机关职员中广泛吸收会员。[45]显示CC系的组织触角已延伸到城市社会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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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1 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与CC系人事构成（19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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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集社与外围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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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系的第三层级组织为“活动集社”，第四层级组织为“外围团体”。其组织章程规定，“活动集社”和“外围团体”均依社会对象组织之，分青年、农民、工人、商人、文化教育、政治人员、经济实业、特种团体等类别。“活动集社”以每一区域每一职业界组织一个为原则。在各省，平均每县须有一个“活动集社”；像上海这样的特别市，则要求学生界、教育界和工商界各成立一个“活动集社”，但同一职业界不能有两个“活动集社”。“外围团体”则要求多方发展，如在青年中组织同学会、学生自治会、学术研究会，工人中组织工会、工人福利会，商人中组织商会、国货促进会，文化教育界组织文化协会、科学研究会、教职员联合会等。[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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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称上，“活动集社”称作“某某社”，“外围团体”称作“某某会”。在CC系地方组织中，“忠实党员同盟会”为地方活动的主体和核心，负责指导和发展“活动集社”；再由“活动集社”指导发展“外围团体”。在CC系的组织计划中，规定一个“活动集社”至少须领导两个以上的“外围团体”。[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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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集社”与“外围团体”之间，一秘密一公开，双轨并进。前者主要吸收“积极分子”，后者主要吸收“同情分子”。以青年学生为例，其《组织发展计划大纲》将青年学生分为两类：一类为活动分子，一类为勤学分子。认为前者容易接受其主张，一般直接吸收进“活动集社”；后者多不愿意做公开的急激的政治斗争，一般吸收进“外围团体”。加入“活动集社”的分子，必须经“忠实党员同盟会”干部核准，并履行宣誓手续；加入“外围团体”的分子亦须经“忠实党员同盟会”干部核准，但无须履行宣誓手续。[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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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围团体”为公开组织外，“青白团”、“忠实党员同盟会”和“活动集社”均为绝对秘密组织。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只有纵的关系而无横的联络。下级组织成员一般不了解上级组织的存在。如“忠实党员同盟会”所订《地方组织通则》的附则规定：“本通则除会员得备知全部外，对第二级只得就其切需揭示其所应明了之点，对于第三级分子绝对秘密。”[49]“外围团体”和“活动集社”的成员固不知有“青白团”和“忠实党员同盟会”，“忠实党员同盟会”除干部外，一般会员亦多不知有“青白团”的存在。如夏赓英曾于1936年履行过“忠实党员宣誓”手续，自认为是CC系的重要分子，却不知有“青白团”这一组织。他只从别人处听说有一个叫“青白团”的组织是CC派领导的。他推测“青白团”只是CC派的外围组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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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系各级分子的吸收，以逐级递升为原则。一般先将“优秀分子”吸收进“外围团体”，再从“外围团体”中选择“忠干分子”加入“活动集社”，在“活动集社”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训练后，再将其中的活跃分子吸收进“忠实党员同盟会”。[51]这种层层筛选、逐级递升的选拔体制，反映了CC组织的严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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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系下属的“活动集社”，著名的有上海的“干社”，北平、天津的“诚社”，江苏的“励进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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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干社”成立于1933年夏。最初由吴醒亚、潘公展任正、副社长，后改由陈立夫任社长，吴醒亚任书记长。[52]其下设有一个干事会。干事会下设新闻、出版、教育、宣传、戏剧、电影等事业设计组，其职责是向社长提供建议和参考意见，备社长咨询。干事会设干事长一人，由丁默邨担任；副干事长两人，由陶百川等担任（另一名不详）。[53]《干社章程》规定，社长实行集权领导，对社务具有最终决定权和人事任命权；干事长和干事会秉承社长之命处理社务；社员必须盲目、绝对地服从，入社之际，须宣誓“为主义奋斗，永远保守社内一切秘密，绝对不做危害和不忠实本社的行为”。社员资格，要求“从事文化事业，信奉三民主义，服膺法西斯精神，能接受本社纲领与决议”，由两名社员介绍，经社长许可，方可入社。[54]“干社”的一切活动绝对秘密，内部只有纵的隶属关系。每名社员均编有数字的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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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社”的活动主要在文化事业领域展开。“干社”的创立旨趣和纲领明白规定要“以法西斯精神建设三民主义文化”，树立“中心理论”；联合、集中和指导、利用各种文化事业团体和个人，共同致力于“中心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在文化事业范围内，强化“革命势力”的基础；以“三民主义为体，以法西斯主义为用”，从事三民主义文化建设。[55]“干社”下属的文化事业有《晨报》《大沪晚报》《外论通讯稿》《社会主义月刊》等报刊，直属的外围团体有上海工人运动促进会（代名“力社”）、上海妇女协进会（代名“进社”）、上海大学生联谊会（代名“青社”）等组织，此外，还攘夺和掌控了上海国立暨南大学、私立上海江南学院、上海艺华电影制片厂等部门的人事和组织领导权。[56]“干社”以上海为大本营，触角逐渐向全国各地扩展，先后在南京、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河北、陕西、云南、新疆、察哈尔、绥远等省市筹设分社。除文化事业外，“干社”还从事特务恐怖活动。[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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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津“诚社”是CC属下另一活跃的“活动集社”，筹组于1933年夏，正式成立于1934年秋，负责人为张厉生、胡梦华，主要以北平、天津两市的大学在校学生为组织对象。其组织目标主要是控制和抑制学生的抗日救国活动，其组织手段是“以学生对学生”，“以运动对运动”，先后组织北平各大学学生暑期南下考察团（1934）、大学毕业生职业运动同盟（1934）、诚社暑期训练班（1936）和战地服务团（1937）等活动，并办有《人民评论》、《存诚月刊》（后改为《诚报旬刊》）等刊物。[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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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系的“外围团体”甚多，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中国文化建设协会。[59]该会成立于1934年5月。[60]陈立夫为理事长，邵元冲、吴铁城为副理事长，朱家骅、陈布雷、张道藩、吴醒亚、潘公展、叶秀峰等14人为常务理事。理事61人，候补理事20人，多为CC系骨干分子，亦有少数文化教育界名流。[61]该会设总会于上海，设分会于各省市，其组织网络覆盖全国。[62]各省市分会委员以“忠实党员同盟会”的各省市干事为主，兼纳当地文化教育界名人。[63]该会会员分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主要以从事文化学术的团体和个人为组织对象。相当一批文化教育界人士包括大学校长、教授和中小学校长、教员以及新闻出版界人士被吸纳为会员。1936年12月的统计显示，该会有会员5142人，是当时全国会员人数最多（中国佛教会除外）、声威最大的文化团体。[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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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组织目标主要是以三民主义党治文化对抗普罗文化运动。[65]当时即有人指认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是国民党统制文化事业的组织，是“党治派”的代表团体。[66]该会创办《文化建设》月刊为机关刊物，对外宣传其思想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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