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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有党，农村无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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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27年“清党”以后，国民党的各级地方组织陷入混乱无序状态。直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的第6个年头，仍只有不到40%的省份建立了正式的省党部，不到17%的县成立了正式的县党部。即使在国民党党务基础较好的长江中下游省份，县党部亦未能普遍建立。据1933年底的统计，江、浙、湘、鄂4省分别只有73%、69%、54%、42%的县正式成立了县级党部。[8]直至1936年，豫、皖、闽、云、贵、川、陕、甘、宁、青、新等省区连正式省党部亦未能建立。战前即使成立了县党部的地方，内中亦有不少是空有招牌，有名无实。[9]县以下农村基层社会则几乎不见党组织和党员的踪影。如1931年程天放在考察河南省国民党党务后指出：“河南全省党员总数，在1928年总登记时只有8000人，经过18、19两年的变乱，淘汰了许多，现在只有6000余人……党员不但数量少，并且往往集中在县城内，有许多县份，乡村里面一个党员都没有。”[10]这种情形不独河南一省为然。从各省市国民党党员与人口比例观之，除南京、汉口、上海、北平、广东、浙江等省市低于1∶1000外，江西、广西、福建、山西、河南、湖南、湖北等省都在1∶1000以上，江苏、河北、四川、安徽等省则在1∶2000以上，山东、陕西等省则平均5000～9000余人中才有1名国民党党员（参见表11-4）。这些为数不多的党员主要集中于城市，“只能在城市的上层可以看到，农村中是很难找到党的势力的微弱影响”；“不但在农民中很难找到党员，并且在一切农民运动负责人员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员中，在农村文化教育负责人员中，以及农村经济建设负责人员中，都不容易看到党的踪迹”。[11]战前国民党组织基本上没有深入到县以下乡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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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4 各省市国民党党员与人口的比例（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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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5 国民党各省市党务组织状况（19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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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5 国民党各省市党务组织状况（1930年）-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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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5所列各省市还是党务比较发达的地区。即使在这些地区，省党部以下组织多数不健全。地方党务或有名无实，或完全陷于停顿。江苏号称是国民党党务办理相对比较完善的省份，但据1930年江苏省党部的调查报告，“各县党部不健全者甚多，委员与委员冲突，下级与上级反对，政府与党部倾轧，纠纷叠起，怪象百出”。该省党部将全省各县党务分为两类：一类是“可工作而不工作”，一类是“要工作而不能工作”，结果是“无一好好做工作的县党部”。[12]1934年1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报告中亦谈到，江苏省不仅省党部派系斗争激烈，各县党务亦时起纠纷，党员党籍十分混乱，以至国民党中央不得不训令江苏各县党部一度关闭整饬。[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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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前期，江西是国共两党武力对峙的核心地区。蒋介石希望该省国民党组织能积极配合他“剿共”，然而，该省各级党部和党人的表现令蒋大失所望。蒋在1933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痛责：“现在江西各县的党务，我看就太幼稚，太不行了，不仅是不能做什么实际工作，协助剿匪，就是连贴标语的工作也都不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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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在北伐时期是国共合作的中心地区之一，“清党”一起，自然也成了“重灾”区。“马日事变”以后，直至抗战以前，该省省党部一直派别纷争，党潮迭起；[15]各县党部的情形更不堪闻问（参见表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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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6 湖南省各县市国民党党务状况（19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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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省区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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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处于半控制或只在名义上奉国民党“正朔”的边缘省区，国民党的组织基础自然更为空虚。在这些省区，地方实力派抵制和抗拒南京国民党组织力量的扩张和渗透，有的明令禁止国民党党部组织在其控制区域合法存在；有的名义上允许国民党在其省区建立公开的党部组织，而实际上严加防范；还有的地方实力派打着国民党的招牌，实际发展忠于自己的组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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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易帜以后，国民党在东北三省成立了正式省党部，并特许东北文武官员集体加入国民党。但张学良对国民党组织在东北的活动怀有警戒心理，故而抑制其组织活动，使东北国民党组织实际处于空洞化和停滞化状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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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自1930年蒋、阎、冯大战以后，山西省党部撤离太原约一年之久。其后，以CC派主导的山西省党部一度在太原恢复活动。但1931年底省党部因打压学生抗日运动激起公愤而再度关门。阎锡山趁机抵制CC系省党部再回太原。从此，山西境内没有国民党的公开组织活动，直到抗战中期，国民党中央与阎锡山达成初步谅解后，山西省党部才又恢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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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山东的遭遇也大致相似。韩复榘为了发泄对南京中央的不满，曾于1932年前后将国民党山东省党务负责人加以逮捕。1935年山东黄河发生水灾，韩复榘趁机将全省73万党费移作赈灾，并下令停止各县国民党党务活动。南京中央所委派的省党部被迫转入地下。直到抗战爆发，韩复榘被蒋处死后，山东省党务才恢复活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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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东北和华北的地方组织活动，除受到地方实力派的抵制和排拒外，更受到日本侵略势力的压迫和打击。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东北和1935年“何梅协定”以后的华北，公开的国民党组织基本上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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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东北、华北相比，西南的情形略有不同。在1936年以前，两广基本上处于分立割据状态，不仅政务上成立了西南政务委员会自树一帜，党务上亦建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自征党员，自成一系，不受南京中央党部的统属和节制。广西还另外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政党组织，名为“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后改称“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李宗仁和白崇禧分别任会长和副会长，其组织形态亦以民主集权制为原则，以分部为分支机构，以小组为基层组织。[19]胡汉民则于1932年5、6月间成立了一个名为“新国民党”的秘密政党组织。胡自任主席，邹鲁任书记长，并建立了自己的中央和地方组织机构。[20]在秘密的“革命同志会”“新国民党”和公开的“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的明暗配合下，两广对南京国民党中央形成了组织严密的反制体系。战前两广国民党党员虽占国民党员总数的1/3，但在1936年以前，南京中央对西南国民党党务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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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数量和地域分布的局限性，以及地方组织基础的脆弱性，均显示出战前国民党是一个“党力”十分衰微软弱的执政党，其党务组织形态大致呈现出“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沿海有党，内地无党”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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