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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1703012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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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二 党员的社会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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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执掌全国政权的最初十年里，其党员主要来自哪些社会阶层？与北伐时期相比，党员的社会构成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往国民党史研究很少关注这一问题。其实，这是考察国民党社会阶级基础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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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议会政党体系中，党员的地位和作用并不引人注目。党员除在选举中投下自己的一张选票外，并无其他特别的权利和义务。选民对党籍并不看重。政党发展党员的目的，也主要是多拉选票，扩大影响，故对发展党员一般没有严格的标准和手续。如美国两大政党的大多数党员都是不固定的，也没有履行过任何手续。普通选民只要在选举时投某党的票，即被认为属于某党的党员。上次选举时宣布属于共和党的选民，下次选举时有可能认同民主党。故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政党的成员大多是政见认同者，而不是真正隶属和忠于某党的党员。仅从党员的社会构成上很难判断某个政党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倾向。故一般西方政党政治的研究者不太注重对党员群体的研究。[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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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则不同。它是由1924年借鉴苏俄列宁主义政党组织模式建立起来的革命党演变而来。在革命党的政治文化中，党要求党员在普通民众中起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引导民众接受党的意识形态，驯服于党的领导。如国民党声称其党员是“训育”民众的“保姆”，其党歌要求党员“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其“党员守则”更要求党员大要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小要讲“礼节”“服从”“勤俭”“整洁”，还要懂得助人为乐、持之以恒以及学问济世等道理。[22]此外，各个时期还具体规定党员对党应负的责任和义务。如1935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为15种不同职业的党员分别规定其对党应负的责任，要求党员在各界群众中成为核心。[23]故在制度上，国民党对其党员寄予了甚高的期望，有别于西方议会政党对其党员的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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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民党自称是“全民利益”的代表，同时又要求其党员做全民的“前锋”，故在党员吸收上，一方面表示不偏重某一阶级，另一方面又特别注意吸纳和网罗社会各界的“精英”和权势人物。如1936年6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告各省市党部，规定下列6类人员无论对“党国”有无贡献，均可免除预备党员程序直接吸纳为正式党员：各级学校校长职员；县以下基层行政人员，包括区长、乡镇长及保甲长；公民训练中的各级干部；各类党政训练班的学员；各社会公益团体的负责人；各职业团体的各级负责人。[24]国民党不大注重培养党员成为社会各界的楷模，以赢得民众的信仰和拥护，而是网罗社会各界既有的权势精英加入国民党，进而达到渗透和控制社会各界和各阶层民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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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国民党党员，除军队党员外，主要集中于知识界和政界。知识界包括教师、青年学生和自由职业者。这三类党员合计约占国民党普通党员总数的1/3以上。政界主要指党政机关人员。这一部分占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的20%～25%。这个时期国民党党员职业构成缺乏全面完整的统计资料。从部分省市的党员统计数字看，国民党党员的职业构成与北伐时期相比，最明显的变化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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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知识界党员中，教师占有较大的比例，而青年学生所占的比例明显下降。如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时，湖南、河南、山东省国民党党员中青年学生所占的比例分别为50%、70%和40%，到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时，三省学生党员的比例分别降至14%、19%和14%。[25]学生党员比例的下降，与国民党执政后不鼓励发展学生党员有关。教师党员的增加，可能大多出于谋职的现实考虑。因为在“党化教育”的口号下，一些地方限制非党员从事教职，或强制教师集体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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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政界党员比例明显增加，而农工党员比例明显下降。党员官僚化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难免的现象。而农工党员比例的骤减，则是国民党清共以后“不要民众”的结果。据30年代的不完全统计，农工党员合计占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的10%～20%（参见表11-7）。实际上，这个时期的农工党员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农工党员。“清党”以后国民党的“农工”概念，既不是阶级概念，也不完全是职业概念，而是以生活和工作的地域场所来区分的一个十分含混的概念。比如这个时期国民党党员职业分类中所称的“农界”或“农业”，既包括地主（国民党称作“业主”），也包括小农（佃农、雇农、自耕农等）；同样“工界”或“工业”，亦包括资本家（“厂主”）和工人。以江西为例，1934年该省国民党党员职业分类统计中，“农业”（含林渔牧）党员共计900人，其中“业主”668人，“助理人”157人，“催工”75人；“工业”党员共计56人，其中“厂主”27人，“职员”29人。[26]这里所称的“业主”和“厂主”当指地主和资本家，“助理人”、“催工”和“职员”等当指管家、监工和工厂管理人员。真正的农民和工人极少加入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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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934年中共党员成分的统计，农民占87%，工人占5.8%，[27]与国民党党员的社会构成判然有别。中共主要以社会底层民众为政治动员对象，而国民党则以社会中上层“精英”为基本组织力量。这一点从战前国民党党员的文化程度亦反映出来。据1929年的统计，受过高等教育（含留学、大学、专科、师范、军警党校）的党员占27.1%，受过中等教育的党员占19.4%，受过初等教育（含小学、家庭教育、科举等）的党员占35.1%，没有受过教育的党员占7.5%，其他不详者占10.9%（参见表11-8）。再看中共党员的文化程度，据1949年的统计，受过高等教育者仅占0.3%，受过中等教育者占3%，受过初等教育者占27.7%，文盲占69%。[28]国共两党党员分别来自“劳心”与“劳力”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1927年以前，国共两党的组织主体均是青年知识分子；1927年以后，国共两党正好朝两极分化的方向吸纳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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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社会，皇权通过科举等政治吸纳机制将绝大多数读书人紧紧地吸附和控制于体制之内。只有极少数落第失意者隐逸民间，漂游于体制之外，很难形成群体性的反体制力量。科举制度废除后，新知识分子已不像传统士大夫阶层那样有着高度一致的意识形态认同和学而优则仕的单一职业取向。读书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不再天然地融附于政权体制之内，而是裂变和分离出一大批体制外知识分子和反体制知识分子。国民党从同盟会至1927年以前，其主体即是一批反抗现存政治体制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反体制活动先后导致了清王朝的终结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崩溃。北伐完成后，国民党由一个反体制的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知识分子依其政治取向，依然可以划分为现存体制的支撑群体、与体制保持距离的中立群体，以及反体制的对立群体。国民党虽然吸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进入其政权体制之内，但游离于体制之外的仍占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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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7 国民党党员的职业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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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7 国民党党员的职业构成-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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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8 国民党党员的文化程度（19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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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三 不好意思公开承认是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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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时期，国民党虽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党，但称得上是一个富有革命精神的党。胡适即称：“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多数人心的倾向中国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新气象。”[29]胡适所称“全国多数”，当指社会知识精英群体，正是他们所形成的社会舆论，往往被视为“人心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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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国民党“清党”反共无疑在共产党人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也在当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心中，投下了恐怖的阴影。另一方面，蔡元培、吴稚晖等国民党元老兼名流学者直接参与了这场“清党”运动，可能为蒋介石赢得了一定的社会道义基础。胡适谈道，当时北京的一些青年大学生，非常崇拜蔡元培等学者教授，他们不相信支持南京“清党”的蔡元培和吴敬恒（字稚晖）也会做坏事。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之际，胡适正由美返国，一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向他询问国民党“清党”真相。胡告之曰：“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举动能得着一班元老的支持，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30]当然，胡适的看法，只是“清党”发动之际的一种即时性的预测和观察。当时青年学生是否如胡适所说的那样，因为崇拜蔡元培、吴稚晖而认同“清党”，还很难说。如号称与吴稚晖有忘年之交的曹聚仁即毫不客气地指责吴“助纣为虐”，是“社会革命的叛徒”。胡适本人在明了“清党”真相之后，对国民党的看法也逐渐发生了改变。[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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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南京政权建立之初，部分从北洋政权下过来的知识分子对号称要继承孙中山遗志的国民党新政权是抱有希望和幻想的。他们认为，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具有现代意识和政治抱负，故而期望国民党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新政府。时任南开大学教授的何廉回忆他当时的感想：“我们住在北方，我却真心实意地拥护南京政权，例如1928年，我、蒋廷黻和几个朋友从天津到南京。我们在南京见到新国旗时是多么激动呵——对我们来说，那或许是一个伟大新时代的象征。”[32]在那时“北方学统”的知识分子中，怀着与何廉同样感想的也许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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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民众对国民党的期望和好感未能持续多久。1930年5月《北华捷报》有文这样写道：“仅仅在一年半之前，人们还满怀热情，而今天，在所有中国人中间都存在绝望感，这是最糟糕的现象。”[33]1935年福建闽侯县国民党县党部的一份内部报告，坦然陈述了当时普通民众对国民党观感的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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