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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党部穷于应付上级党部下达的征收指标，故对党员的质量不问，对党员的信仰更不顾。1941年，三青团中央监察陶百川在《申论国民党的将来》一文中写道：“若干新党员在入党前不独没有看过总理遗著，没有懂得三民主义，抑且行为腐化，为乡里所不齿。有些党部因为急着要达成上级交下来的征足若干新党员的任务，急不暇择地把他们拉进来，或留下来，而集团入党的办法，尤其不合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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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滥征滥收党员也引起普通民众对国民党产生不满、反感和厌恶情绪。一位19岁的初中毕业生投书《三民主义半月刊》称：“我近来对于有些劝人入党入团（尤其有些学校出以强制式的手段），填填表格就算入过了党或是团的官样文章十分头痛。这种拉伕式的叫人入党入团，我感觉收获少，失败多。就我说，对于这类事实行为十分的憎嫌。也许有很多青年俱有同感。”[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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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湖南省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有代表指出：“近年来，下级党部吸收新党员，每因限于上峰规定之数目必须如期征到，往往浮缴广收，滥竽充数，结果腐化分子得以乘机潜入，不仅对党毫无贡献，反使社会优秀分子以加入本党为耻。”[29]在战后《三民主义半月刊》举行的一次党团问题座谈会上，代表们纷纷慨叹“现在一般青年对党、团很不满意，甚至以做一个党员或团员为可耻”。[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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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国民党中央仍一味地追求党员数量的扩张。如1947年中央组织部训令各省：“本年以宪政实施在即，为扩大本党组织，巩固本党社会力量，亟须大量征求党员”，并责备各省党部没有完成中央下达的征求指标，“殊与中央期望相差过远”；要求下级党部推行“一保一分部运动”“每一党员征求一人运动”，并指示地方党部可以采取集体入党和举办征求党员工作竞赛等方式来促进党组织的发展。[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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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数目是一笔糊涂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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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主义政党与西方议会政党的一个基本区别，在于前者要求意识形态认同，后者只要求政见认同。西方议会政党一般没有笼罩每一个党员的基层组织，对党员的要求亦只需赞同其政治主张，入党只履行简单的登记手续，或者不履行手续；而列宁主义政党则要求党员高度认同其意识形态，党员征求必须通过基层组织认真考察，并用严格的意识形态标准衡量其是否合格。国民党似乎采取了列宁主义政党的一些组织形式，但其实际运作更接近于西方议会政党的某些做法。如征收资格漫无标准，征收方式如同儿戏，党员信仰有无不问，党员质量优劣不顾，几乎来者不拒。早在1930年，胡汉民就指出：本党是采取俄国政党的方式，但本党现在所有的毛病，在他们那里都没有。[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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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厉生感叹：“其他政党常是用了无孔不入的方法来训练和组织他们的党员，我们党是把党章摆在桌子上，开着大门，要来就来，不来就去。”[33]1940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召开各省市党部组织科长会议时，对地方党部在党员征收过程中的种种积弊深表忧虑：“或先其所亲，以图扩展一己之势力；或不辨薰莸，以期满足规定之额数；于是投机倖进之徒，捷足先登，而有守有为之士反避之若浼。积重难返，危险堪虞。”吸收进来的新党员有的发现竟是盗匪，甚至已被枪决者。有的为了凑足上级下达的规定名额，将旧党员重新登记入党。有的入党后因基层党部办事拖拉，党证数年不发而又重新入党者。明文规定党员调动工作时，应办理党籍移转登记手续，但基层党部和党员往往视若具文，党员自动脱党或重复入党乃属常事，有的人到一个新地方入一次党，入党两次三次者不乏其人，甚至有入党五六次者。[34]一些县区党部甚至连党员名册都没有。国民党的党籍管理之混乱，令人惊讶。1939年，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厉生慨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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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数目，变成一篇糊涂账，同二十五史一样难查。谁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同志！现在我们随便问哪一个负地方上党务之责的同志，他那个组织里到底有多少同志，他就会说，同志吗，民国17年的时候有多少多少，问他现在呢？他就瞠目不知所对。为什么他会不知道？他说同志们走的时候，没有向他请假，就是有转移登记，也没有人来登记，实在没有办法可以弄清楚。一个区分部如此，其他市党部、省党部更不用说。[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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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籍混乱情形，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统计室负责人的吴道坤深有体会。他叹谓：“本人时常感觉烦闷的，就是本党同志到底有多少，直至现在，还不能统计出一个确数来。”他郑重其事地告诫地方党部人员说：“希望下级党部不要敷衍，不要伪造。”[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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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组织部是管理全党干部人事的总机构，对于各级干部的选拔和配备，组织部应能通盘把握，而事实却并非如此。1939年11月朱家骅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便深有感触地说：“我一到组织部来，便感觉十分困难。例如某省党部需要改组，某个区域需要派遣大批人员去工作，党部之内便不能提出几倍胜任的人数，列举其工作能力与适合此种工作之条件，来供党的采择……这样无形中便削弱了中央的真实统驭能力。”[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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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党籍管理混乱不堪，连党部也常常难以确认谁是党员，谁不是党员。1938年，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王子壮在其日记中写道：“关于党籍问题，与组织部步骤不齐，每有参差，有已开除党籍，组织部复许其入党者，有监委会已复其党籍而组织部仍认为非党员者。组织部方面审查固有未慎，以往监委会工作之不缜密亦有以致之。”[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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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任命周天贤为湖南省党部委员，后有人告发周不是国民党党员，中央组织部十分尴尬地撤回任命。[39]更为荒诞的一例是，1946年国民党中央第53次常会郑重决议：“永远开除宗维泰党籍。”未久，中央组织部发现，宗维泰并无党籍。[40]1947年秋，三青团中央干事张宗良有一次故意调侃陈立夫说：“立夫先生，你是中央组织部长，请你用中央组织部的名义，发函全国党员，叫他们每人签一个自己的名字上报，看看能报多少？”陈满脸无奈地说：“宗良先生，现在是革命低潮啊！”[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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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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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三 基层：空、穷、弱、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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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在国民党“六大”所做的《党务检讨报告》中，用三句话概括了国民党各级组织的特征：“上层臃肿，中层隔阂，下层虚弱。”[42]中、上层暂且不论，此处仅就下层情形略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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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民党人的自我检讨，“下层虚弱”主要表现在“空”“穷”“弱”“散”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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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指基层组织空虚，县以下组织大多徒具形式，空无内容，有的仅有机构而无活动，有的连机构亦不存在，纯属下级虚报数字，敷衍上级。[43]县党部对省党部敷衍，省党部又对中央党部敷衍。中央的命令“行到中层，便已变质，达到下层，竟成具文”。[44]基层组织空虚的另一表现，是人才缺乏。造成基层党务人才欠缺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人才上涌，一是人才外流。基层党部留不住人才。人才上涌与近代以来知识分子都市化的时代潮流有关；人才外流，则是党权低落和党政失衡的结果。在当时人眼里，办党是一份权势有限且待遇菲薄的闲差。一般谋职者一时未能觅到适当的政府机关职位时，才退而求其次进党部。据称那时一个中学毕业生担任县党部书记长还隐然有屈才之感。中央政治学校最初本是一所专门培养党务干部的学校，但其毕业生大多竭力挤进政府部门而不愿入党部机关。即使进入党部机关，也想方设法跳槽出去。1939年，新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朱家骅感叹：“党的各级干部都感觉非常缺乏，原因是过去在党里奋斗出来的许多干部，现在去担任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工作，照理应该仍旧算党的干部，受党的指挥，可是事实上，离开党务工作，就无形的离开了党，因此党部以内格外觉得人才不够。”[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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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指基层党部经费太少，一些县市党部每月的办公费仅够支付邮费一项开支，而一般区分部每月的经费仅相当于两块烧饼的价钱。[46]经费缺乏使一些县以下基层党组织长期处于休克和瘫痪状态。在地方党、政、团机关中，以党部机关最穷，党工人员的待遇最低。以湖南省为例，1939年，县长月薪为220～250元，而县党部书记长的月薪仅40～50元。[47]1945年，县长的月薪一般约500元，县三青团干事长最低月薪300元，而县党部书记长最高月薪仅240元。[48]一个县党部书记长的月薪仅相当于县三青团的一个股长、股员或县政府一个事务员的月薪，其数额尚不足以维持个人每月的生活费。[49]除县党部书记长外，其他县党部委员以及县以下区党部、区分部委员均为无给职。办公经费，1945年，湖南各县三青团团部办公费每月5万余元，县党部办公费每月仅4000元。[50]按蒋介石的设想，县以下党部委员实行无给制度并降低党务人员的待遇后，可以防止党部衙门化，党员官僚化。但实际上行不通，因为基层党务人员不能不顾及生计，在其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的情况下，其工作情绪和工作效率必然低落。[51]实际上，县党部委员实行无给制度后，大多放弃职守，连县党部每周一次的例会都不愿出席。[52]更有一些基层党务人员口出怨言，声称“一个为党工作多年的同志，死了都买不起棺材”。[53]尤其当其待遇既不及政，亦不及后起的三青团时，党务人员心理更是愤愤不平。名义上“党权高于一切”，实际上党务低人一等。不少基层党务人员因受人蔑视而急切地想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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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指基层党部软弱无力，既不能指导政府，也不能控制党员，更不能领导民众。本来在一党专政的国家，政府与党的关系是仰承而非对峙的，党具有驾驭政府的法律地位，如控制有力，两者之间无论机构与运用，应能融成一体。在以党治政的体制中，一般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党部机关直接统制政府机关；一是党部通过指挥、控制在政府机关中的党员去领导政府。而国民党两者均未能做到。在地方，党部既不能直接统政，也无法节制和驾驭从政党员。党员不受党组织的约束和指挥。有人分析国民党基层组织软弱瘫痪的原因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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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年以来，县以下的各级党部，可以说在事实上完全陷于睡眠状态，致党员不能与闻党事，也没有对党贡献意见与能力的机会。其所以成为此种状态者，并不是命令要它停止，而是这些党部一点也没有权力，毫不解决问题，同时在事实上也没有建议与弹劾之权。它的一切决议呈送到上级党部去之后，照例的是石沉大海，消息全无，因此遂毫不能引起党员的开会兴趣，以致党的活动就完全停止了。[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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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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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空”“穷”“弱”外，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散”。区分部是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国民党规定凡是党员必须参加区分部的活动，每两周举行一次区分部党员大会和小组会谈，而实际上真正切实做到者少。1939年底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承认：“区分部是党的基本组织……党的政策的推行，大部分要靠区分部的力量，但在事实上，本党区分部的组织，等于虚设。”[55]1942年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的党务报告谈到，在全国3万多个区分部中，不能按期开会，或未能开会者，占68%。[56]即使能按期开会者，其实际效果如何，亦成疑问。如执掌全党纪律监察工作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其机关之小组会谈亦徒具形式，了无生气。战时转任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子壮在日记中写道：“本来小组会谈办法已实行两年，监委会秘书处始终未作好，领导者无力，工作人员亦不用功，于是所谈空泛，毫无实际，甚至毫无常识。去年终竟有小组会谈决定不作工作之表示，如此委靡，再不振作，实无以见人。”[57]1944年，王再次在日记中申言中央监委会的小组会议内容贫乏无物，大多奉行故事而已。[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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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部和小组的功能看起来似乎无足轻重，其实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特点，即在于它有着笼罩每一党员的基层组织，通过基层组织对党员进行教育批评训练，党员之间也借以相互沟通、相互监督，最终使每个党员保持对党的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并使党组织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否则党员千万，也只是一盘散沙。长期主持国民党组织工作的陈立夫，本来很少对党务公开发表批评性言论，但在抗战胜利前夕，亦坦率地检讨说：“目前各地区分部，多半不能按期开会，即开会，亦无工作，无内容。党员虽挂名党籍，领有党证，而游离组织之外，与非党员有何差异？似此，数量虽多，仍系一盘散沙。”[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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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40年代曾在安徽省政府机关工作过的国民党党员回忆说：“我自1940年入党后，除在安徽省政府秘书处的区党部参加过两次党员大会外，就从来没有过过什么组织生活。”[60]很多党员不知道自己所属的区分部和区分部书记，甚至区分部书记也不知道自己的职务。同一基层组织的党员彼此不识。另一位40年代曾在国民党福建省监察委员会工作过的国民党员称，他所属的“区分部很少开会，书记、委员、党员均认识不清，后来该区分部改选，因该会委员、科长等都不愿当区分部书记委员，因此便带有指定性的选举，结果我以二三票当选为候补执委，以后也没有开过会，其他人员均记不清”。[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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