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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系统：中央党部→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区分部→小组→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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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上看，蒋介石的理想和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实现。据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统计，截至1945年底，国民党在全国29个省市都建立了正式的省党部。县市一级党部由1939年的1128个扩张到1992个。这意味着全国省县两级基本上覆盖了国民党组织。县以下基层社会，区党部由1939年的546个发展到1945年的9397个，区分部由1939年的13188个增至1945年的78681个。[9]1945年，全国至少有1/3的乡镇和保建立了国民党的区党部或区分部。4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的组织触角已经深入到县以下基层社会，与乡村民众有了某种程度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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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的地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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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内迁，国民党党员在地域分布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动。战前长江下游数省的国民党组织基础虽然并不深厚，但相对而言是国民党控制较好的地区。抗战爆发后，这一地区首当其冲。汪伪政权建立后，汪伪国民党的各级组织也相继建立。沦陷区原有的市县党部不少投入日伪怀抱，基层国民党党员变节者更不乏人。国民党原有的党务基础遭到严重摧折。国民党的组织发展重心由东南沿海转移到西南内地。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国民党党员占全国党员的比例，由1935年的10%增至1945年的19.1%。而战前党务基础雄厚的广东省，党员比例由25.4%降至9.4%。江苏、河北等沦陷省区党务濒临绝境，据1945年的统计，两省党员在全国党员中所占的比例均在1%以下（参见表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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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2 国民党“五大”与“六大”时党员地域分布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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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的社会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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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员地域基础变动的同时，其社会构成也发生了变化。教师、学生、自由职业者等都市知识阶层所占的比例有所下降，而政府机关公务员所占的比例急剧蹿升。这与战时强制公务员入党有关。其实，不加甄别地强制所有公务员入党，等于全体不入党。党员在政府机关公务员中起不到政治核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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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央政权内迁，内地省区的旧权力“精英”摇身一变为党员干部。这些人早在军阀时代就已受雇于地方当局，或者是内地基层社会旧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加入国民党是为了保住其既有权势资源和维持旧的社会政治现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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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战时国民党党员中，“农业”类党员的比例占据第二位。这些“农业”党员显然不是农民党员，主要是一些受过初等教育和私塾教育的乡镇保甲人员和地主乡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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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战前相比，战时国民党党员的文化程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战前国民党基本上是一个以城市中上阶层为主体的政党，党员大多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而战时国民党党员的整体教育水准明显下降。受过高等教育（含专门研究、留学、大学、专科和军警学校）的党员比例由1929年的26.5%下降到1945年的8.3%；而中小学、私塾和各种训练出身的党员比例由1929年的55%上升到81.7%（参见表13-3）。战时党员大多来自内地省区的县城和小镇。党员的文化素质和知识结构更加偏重于传统，对外界新思想新事物深怀疑虑，对任何社会经济变革极力抗拒。党变成维护他们既得利益和社会权势的招牌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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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3 国民党党员的文化程度与职业构成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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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1703012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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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二 战时党员吸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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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以前，国民党发展党员无预备期。1929年1月，国民党“三大”颁布《征收预备党员实施办法》，1938年国民党临全大会后，预备党员制度又被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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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国民党征收党员主要有以下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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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通过基层区分部介绍、吸收。这是正途。1938年7月颁布的《征求新党员细则》规定，区分部在收到申请人填写的志愿书后，应于一周内审查完竣，连同志愿书逐级上报。[11]志愿书内容是格式化的，由国民党中央统一印制。申请人事先不需要向党组织做思想汇报，党组织也不考察申请人对党的认识程度。申请人只需将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学历、经历、家庭成员及经济状况等填在志愿书上即可，然后由区分部审查申请人所填写的内容是否属实。手续堪称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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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与各省市党部直接征求入党。走这条途径的主要是城市知识分子和上层精英。有一位入党者回忆说：“国民党吸收新党员，有两种入党申请书：甲种，需要一个中央委员作介绍人；乙种，需要两个党员作介绍人。我于1940年夏在立煌（金寨）入党时，就是填的甲种申请书。我有一个同乡认识省党部负责人，从他那里拿来几张甲种申请书，要我填一张，由李品仙作入党介绍人（李本人当然根本不知道）。表送上前后，没有任何人同我谈过话，问过什么情况，不几天党证就发下来，我就是一个国民党了。”[12]这条途径虽然更简便，但并非人人可走，故通过此途径入党者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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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集体入党。集体入党在战前即已有之，那时一般限于军队官兵。抗战时期，这一入党方式仍然适用于军队。1939年3月，蒋介石通饬全国各军事长官，一律恢复各级军队党部，全体官兵均须集体宣誓入党。[13]1940年春，李宗仁在湖北老河口公园举行的一次集体入党仪式上，一次就吸收了1万多名军官士兵入党，其后几天内，第五战区10万官兵都成为国民党党员。[14]抗战时期国民党400多万军人党员都是集体入党的产物。由于“全体官兵皆党员”，数百万军人党员徒拥虚名，对党对军都毫无实际意义。[15]抗战时期，集体入党方式由军队推广到普通党员征收上。1939年，蒋介石训令全国各机关公务人员于一年内一律加入国民党，届期如无党籍者，有官者免官，有职者免职。[16]于是机关公务员为了保住饭碗而集体入党。此外，战时国民党自中央至地方举办了各种形式的党政训练班。训练班结束时，其学员也被要求集体入党。江苏省党部规定：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均须征求入党；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均须征求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17]一些地方还强制中学生集体入党。[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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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花八门的入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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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征收党员的方式，是正规合法的征收方式。实际上，国民党基层党部在征收党员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方式五花八门。抗战中期开始，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扩大征求新党员运动，曾提出要创1000万党员的目标。中央组织部依据各省人口密度、文化、经济、交通及党务发展情形，每年下达党员征收指标。如拟定1940年度后方18省市党部应征178万新党员，但上半年结束时，各省共计仅征得14万多人。为此，中组部训令各省党部加大征求力度，将党员征求作为各级地方党部的中心工作。[19]各省党部将中央分配下来的应征指标分配到各县党部。县党部因人手少、经费缺，县以下基层组织有名无实，下层农民又毫无入党热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正规途径和手续征收，势难完成上级党部下达的征收任务。于是，各种征收方式，或强制，或欺骗，或利诱，或假造，花样百出。如地方党部强制基层乡镇保甲长、乡村小学教师，乃至司书走卒等必须入党。[20]有的县党部利用银行和农村合作社发放农贷的机会，强制申请农贷者必须同时申请入党，否则不发放农贷。[21]在河北邢台，县党部以入“好人团”为旗号发展党员。为了引诱穷人入党，报名时发给少量粮食，致使好些等米下锅的农民参加了国民党，有的为领粮食还替自己儿女、亲友报了名。有的村几乎全村都参加了国民党。[22]在有些地区，县党部工作人员带着空白的入党志愿书分头下乡，按全乡保甲长名册，照册填写，然后上报省党部。由于保甲长更换频繁，每换一次保甲长，便去“吸收”一次党员。[23]还有的直接拿保甲的户口花名册“扩兵点将”，将户主一律吸收为党员，凡当过保甲长的一概“册封”为区分部书记或区分部委员。[24]河南陕县有一位党部书记兼中学校长，他利用职务之便，将全校学生名册上每人年龄加大10岁，全部造册吸收为党员。[25]有的县党部更是直接闭门虚造，甚至雇人胡乱造报表册，一是为了完成上级党部下达的征收任务，二是多报党员人数，可以提高县党部的等级，多领党务经费。[26]本来，按正规的入党手续，申请人必须在入党志愿书上贴上照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鉴于战时农村照相设施等限制，允许押指纹代替。这样一来，也为基层党部弄虚作假开了方便之门。据大量忆述文献反映，战时及战后国民党基层党部在吸收党员时的弄虚作假是一种全国性的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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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国民党党员征收机制所存在的弊端，这个时期国民党党员的统计数字需要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征收过程中的弄虚作假，也导致国民党基层组织弊窦百出，有些区分部书记不知道自己是书记，区分部不知本身有多少党员，很多党员不知自己党籍在何处，还有人不知道自己是党员。1949年政权更替后，清理国民党“党团特”以及镇压反革命时，也因此造成一些冤假错案。“文革”时期各地从旧档案中“深挖”出来一批“伪党干”，内中许多人不知道自己曾担任过这类职务。因为他们在被“册封”之后，其上级党部未曾通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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