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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中全会后，革新分子继续大力做革新之宣传。其时党内党外要求革新隐然已成一股思潮。“党之无能”在国民党内部几成共识。蒋介石自己对党亦非常失望。据陈布雷、唐纵等人的观察，蒋虽有意改组党，但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蒋“对各情报机关与治安机关寄以最后之期望”。换言之，蒋对党几近绝望后，更加倚赖中统、军统等情报特务机关。唐纵日记载，1944年10月6日，黄埔系十数人聚会，商讨时局对策，“都赞成要有一个核心组织，才能应付这个局面”，当即决定推康泽、贺衷寒、郑介民、邓文仪、滕杰5人起草。[46]5人均是前力行社的骨干分子，所商议要成立的“核心组织”可能是一个与前力行社相似的法西斯组织。这个组织后来未见成立。其间内情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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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各派系之间，随着时势的推移，其合纵连横的互动格局诡谲多变。各派之间往往既相冲突又相交融，既相互依存而又彼此制约。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黄埔/三青团派的主将贺衷寒即表示：“CC与政学系二者比较，CC在思想上比较与我们接近，但其关门主义，吾人不能容忍；政学系可与联络，而非合作，吾人不能为政学系而打倒CC。吾人应有独自之立场。”[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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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衷寒所称“CC在思想上比较与我们接近”，也是黄埔/三青团派能参与CC所发起的党政革新运动的原因之一。因为黄埔/三青团派与CC系一样，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诉求，对国民党政权的颓疲之象亦深怀忧患，同时在反共问题上与CC系具有高度共识。抗战末期，蒋介石倚赖政学系处理和主持国共关系谈判。黄埔/三青团派与CC系均对主张采取政治途径解决中共问题的政学系颇持异议。1946年1月10～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在这次为中外瞩目的跨党派会议上，政学系主导了国民党方面的和议立场，而CC和黄埔/三青团派均未能与闻。当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同年3月1～17日）审议政协决议时，以CC为首的革新分子向政学系展开猛烈抨击，指责政学系不惜牺牲党的利益以谋与共产党达成妥协，主张坚决拒绝政协决议，并要求将政学系要员罢免和开除党籍。[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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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届二中全会不仅成为革新分子集中抨击政学系的清议论坛，也为革新分子提供了一次向元老当权派公开挑战的机会。在这次全会上，革新分子极力要求恢复党内民主制度。由于革新分子的核心成员在国民党六全大会上均已当选为中央委员，他们想进一步晋升到中央常委中去，于是主张中常委不由总裁提名，而由全体中委选举产生。同时，他们还要求修改党章，对蒋介石行使领导权的方式施加限制，如主张一切党政大计应先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和决议，总裁的最后决定权只能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中常会的会议席上行使，不能在会外以手令或面谕的方式变更中执会的决议。这种对蒋介石权威的公然挑战，使蒋介石对革新分子渐感不耐。会议期间，蒋接见中级干部革新运动代表11人，听取其意见。蒋认为他们的意见“多以道听途说，人云亦云之浮词也”。[49]蒋批阅革新运动宣言，也认为“毫无内容”。[50]蒋告诫他们：“本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权制，你们主张民主固无不可，但不要因民主而忘了集权。”[51]不过蒋最终勉强答应了他们选举产生中常委的要求，结果革新分子推举贺衷寒、梁寒操、赖琏、萧铮、刘健群、邓文仪等人进入中常委。这些新当选的中常委，年龄一般在40岁上下。在党内前辈眼中，他们显然能力资望均不够。王世杰即在其日记中写道：“有众多资望能力薄弱之委员，趋附党中所谓CC派者，均当选。党内党外均不免失望。”[52]矛头所指，正是这批新当选的少壮革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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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分子承认，他们的行为确有代际之争的意味。如赖琏日后回忆，革新派票选中常委的举动，在年轻中委和年老中委中曾激起截然不同的反响。赖称：“我们尊重前辈中委的意见，但是我们也应该当仁不让的负起承先启后的责任。我们便用民主投票的方式，增加了中央常委的名额，互推了几个年纪在三四十上下的中委，参加中央常会和中央政治会议。这一个含有严重意义的非常举动，年轻的中委无不热烈支持，年老的中委就有不少人怀疑那是一种近乎推翻传统的行为，甚至有人说是中央委员内部的‘革命’。日理万机的蒋总裁，也因为我们‘下情上达’的技能太笨拙，而对我们十分不谅解。”[53]赖琏所称的代际冲突显然也是一种客观存在。派系与代际交相杂糅的冲突格局，更使革新运动的面目复杂难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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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内的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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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六届二中全会前后，党政革新运动正式发展成为一场有组织和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政治运动。1946年2月27日，革新派在陪都重庆中央党部举行了一次公开的党政革新座谈会。在此之前，他们也曾举行过相关的座谈会，但参加者局限在革新派十余名成员的小圈子内，此次却吸引了上百人参加。在这次座谈会上，革新集团通过了一个题为《我们的呼声》的宣言，公开揭示党政革新运动的主要目标。4月3日，革新集团又通过了一个《党政革新运动暂行纲领》，对其发动革新运动的宗旨态度、组织机构、工作方式以及近期目标等做了详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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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革新集团的组织形式和组织名称。由于革新集团自始即是一个跨派系的松散联合体，而且自身又以反对宗派主义相标榜，故当有人提议成立一个正式的组织时，即遭到多数集团成员的否决，最后决定以经常召开座谈会的形式来运作，组织亦以“党政革新运动座谈会”名之。但“座谈会”并非毫无组织机构，“座谈会”推举13名召集人，并聘用1人为总干事，下设4个部门（总务、编辑、出版发行、通讯）和4个研究小组（党务、政治、经济、国际和特别问题）。“座谈会”声称对全体国民党党员和三青团团员开放，凡党团员有从事革新运动之志趣者均可参加，参加者无须履行组织手续，但必须参加每次会议，无故连续3次不出席者，以自动脱离论。除在首都设立“党政革新运动座谈会”外，在地方也设立同样形式的“座谈会”。首都的“座谈会”一般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地方上的“座谈会”一般在各省市党部举行。首都与地方的“座谈会”之间互通信息，但没有组织上的统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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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6年秋，地方一级如湖南、浙江、山西、四川、甘肃、贵州、福建、河南、广东、湖北、东北各省以及上海、重庆等地均举行过革新运动座谈会。[54]除了召开座谈会外，革新运动的另一个重要活动是出版宣传刊物和小册子。1947年7月，革新运动总部创刊《革新周刊》。另外湖南、广东等地的“座谈会”也发行了相关刊物。[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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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届二中全会后，革新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革新运动由过去以少数国民党少壮中委为核心的小圈子的活动，扩大为一场波及国民党全党的政治运动；运动的场域亦由国民党全代会和中全会上的抨击论辩，扩大为全国各地的座谈会之研讨和言论宣传。随着革新运动辐射面的扩大和参加人员的大幅增加，革新运动的派系色彩明显淡化。一些普通国民党员亦借此机会表达甚至发泄自己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其矛头所指不再局限于个别派系和个别人物，而是针对整个国民党党政体制的各种弊端，其运动方式也突破了前一阶段的派系攻讦和人身攻击，而提出了一系列全局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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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周刊》是这个阶段革新运动的重要言论阵地，亦可视作4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体制内革新思潮的代表刊物。《革新周刊》创刊于1946年7月，终刊于1947年8月。梁寒操为发行人，杨幼炯任编辑。值得注意的是，该刊作为革新运动总部发行的机关刊物，其重要性甚至可视作第二阶段革新运动的主要事功，然而那些在前一阶段发起革新运动的核心成员却很少在该刊上发表言论。除了梁寒操作为发行人在创刊号上撰写了一篇《发刊词》外，几乎见不到贺衷寒、康泽、程天放、萧铮、余井塘、赖琏、潘公展、马超俊等运动发起人的踪影。这更使人怀疑他们发起革新运动的动机如同蒋介石所指责的那样，不过是为了攫取中常委位置之类的现实权谋。当时即有人嘲讽：“革新运动只在二中全会中闹一下子，二中全会过了，革新运动便完毕了。其甚者则以为是为了选举。他说常委当选，革新成功，还运动甚么？”[56]这些讥讽性的言论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第二阶段革新运动的主力已发生了变化。前一阶段的革新分子大多“功成身退”，第二阶段积极倡导革新的人多是一些中下层普通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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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周刊》曾对自己的基本作者队伍做过一次介绍，内中除叶青等个别国民党中委外，其他或为大学教授、学生，或为党政机关中下层职员，大多名不见经传（参见表14-2）。他们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自然是无足轻重。正是参与群体和运动方式、目标的变化，使得运动的前后两个阶段很明显区隔开来。在一些中下层党员的认知中，党政革新运动是以六届二中全会为开端的。[57]这意味着后期党政革新运动的参与者甚至不认同前期革新运动的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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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2 《革新周刊》主要作者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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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周刊》的存在时间仅1年余，前后出版41期，累计发表文章约280篇。这些文章从各个方面对国民党党政体制的弊端提出了强烈批评，对国民党政权的腐化、堕落、无能、分裂感到沮丧、灰心甚至绝望，一致认为国民党的统治已到了最后的危急关头，也是国民党人救党救国的最后关头。如陈健夫声称：“今天本党的病症已到了严重危急的关头。环顾国内，有不少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官僚奸商种种反革命的横行无忌，官僚主义、派系主义、财阀主义几乎隐晦了三民主义……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的十八层地狱，我们由各方面来观察，我们由各方面来反省，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我们国民党没有善尽一个革命政党的责任，就是我们国民党的本身，已经腐化堕落……今天党的病症已相当深刻，非大刀阔斧，不能挽救。我认定革新即革命，假定我们国民党同志，今天不起来革命，将来就只有坐待人家来革我们的命。”[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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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周刊》的作者们不仅都怀有强烈的“亡党亡国，大乱将至”的忧患意识，而且一致指出国民党的危机主要在于自身的腐败无能，而不是因为外患内乱。他们说，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已20年，正式训政也已18年，时间并非不充裕，但当权者只顾到自身统治地位的保持，而完全忽视了革命问题的解决，以至“训政在党史上只是一片空白”。[59]叶逢春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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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父规定训政时期为6年，或许短了一点。但从18年开始训政迄今，一延再延，约有17年之久，并不算短。然而按诸事实，成就殊少。民生主义简直无可道者。训政时期底工作根本没有做好多……由民国18～26年七七之前，日本尚未发动侵略战争。那时有些省是既无地方势力之割据，亦无共产党之叛乱的。有些省就是二者居其一，也瞬即平定。这是可以依照《建国大纲》底规定，实行民权主义的地方自治和民生主义的经济建设的。国父没有说要全国底定才可实行训政工作的话，反之倒主张全省底定即可实行的。然而我们并未实行甚么。又从26年到34年，日本虽发动了侵略战争，但有些省在很久才成为后方的，而有些省则始终是后方。其中并无共产党之叛乱；即有地方势力之割据，亦无大害。如果实行民权主义的地方自治和民生主义的经济建设，必得人民广泛的同情和助力，反可促成地方势力底转变或消灭，而打破其割据之局。然而我们并未实行甚么……很明白的，训政工作之未实行，是党没有决心的缘故。真如孟子所说：“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为甚么没有决心？党执政后腐化了，革命精神消失了。[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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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周刊》作者们的另一个共识，是国民党的腐败和失民心，并非抗战后期才开始的，乃肇始于北伐之后。程元斟称，执政初期，国民党就处处表现出落伍、无能、腐化和变质，从那时起，国民党就应该革新。只是20年来，国民党以外没有强劲的对手，故尚能苟延残喘到现在。但是抗战以后，一切情形都变了，人民也开始觉醒了，过去那种糊涂政治再也无继续和延续的可能了。[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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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革新周刊》编者誉为“本党理论家”的贺岳僧在分析国民党腐败现象时也指出：“很率直地说，本党之失去健康，已经是很长久了。执政17年，它的病就害了17年（引注：17年似有误），而且愈害愈深，深到了无可掩饰的一个程度，所以在最近大家才把它公开出来。”贺岳僧特别对比了北伐前后党民关系的变化，以说明国民党从执政开始即已丧失民心：“当民国十五六年时，全国人民曾经如醉如狂的热爱过国民党，他们把国民党当做理想与光荣的象征，他们把党所指挥的军队，当兄弟一般的看待。凡革命军所到之处，父老则箪食壶浆以相迎迓，青年男女则慷慨激昂参加到士兵的行列……可是这种旺盛的热情，到了民国17年后，便渐渐的低落下去了，而且一直低落到曲线的顶点，始终没有上升。”贺岳僧痛切地说，其实中国的老百姓最好统治，他们最没有成见，他们的欲望也非常低，但国民党在取得政权后，连老百姓最起码的生存欲望都未能满足，相反人民的痛苦如水益深，如火益烈，“举凡政府所办的各种新政，无论粮政、役政、保甲乃至最近的接收事宜，几无一而不是为贪官污吏造升官发财的机会，以致弄得四海困穷，民不聊生，饥寒遍野，饿殍载途，灾区十九省，待毙的人数在3千万以上。试问在这种情形下，人民怎能对政府不生怨怼，怎能对党会发生好感？”[62]在贺岳僧的印象中，民国十五六年是国民党最受国人热爱拥戴的时期。这与胡适的看法颇相近。胡适也曾说过：“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多数人心的倾向中国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所没有的新气象。”[63]可惜这样的新气象转瞬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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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新分子看来，国民党腐败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其执政以后即放弃了革命的立场，与一切旧势力妥协。从前所要打倒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群相涌入国民党，而从前需要扶助的农工民众则远离了国民党。李建指出：“北伐一役是国民党历史上的一个大关键。北伐的结果对于国民党可以两语尽之，即军事胜利，政治失败。在军事上国民党打倒了北洋军阀，统一全国；在政治上则腐败的力量开始侵入并逐渐腐蚀了国民党。”[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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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岳僧也分析说，国民党本是一个革命政党。所谓革命，应该推翻一种旧制度，另建一种新制度。而要推翻旧制度，必然要遭到那些依循旧制度生存的特权阶级的反对。他们之所以反对革命，并非对旧制度本身有什么特殊爱好，也不完全是由于对新制度的不理解，主要是因为旧制度足以保障他们的特殊权利，新制度则正是要取消他们的特殊权利之故。因此，对于这般人，是不可能以理说服他们的，也不可能与他们结成联合战线来致力革命。而国民党的失策，就在于与这一般人达成妥协，将他们一起收编入党内，其目的是减少反动力量，扩大党的阵营。其结果却腐蚀了党的主义，阉割了党的革命性。党变成特权阶级的保护者而不是它的反对者了。[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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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分子还指出，国民党声称代表全体民众的利益，是全民的政党。这个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一个政党在社会的各阶层中，必然是有所偏向的，否则就不成其为政党。国民党虽然不仅仅是代表某一个狭隘阶层的党，但是它的主义，它的政纲政策，明明是偏向着为中下层的大多数民众谋福利的。它的立场应该是以社会的中间阶层为骨干，以下层社会为联盟，而它的革命对象就是少数塔尖上的特殊阶级。而国民党却陷于本末倒置的局面。[66]国民党“不是除暴安良，倒是除良安暴”。[67]其结果，国民党执政20年，在民族主义方面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在民生主义方面却失败得非常凄惨。[68]工人、农民没有从国民党政府那里得到一点利益。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是国民党民生主义的两大要政。从同盟会成立即列入宣言，其后每逢国民党发表一次主张，就要重提一次；孙中山逝世后，每召开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也都要重提一次，但国民党的同志把总理遗教当作宗教的经典，而不是把它作为行动的指南，仿佛它是南无阿弥陀佛，只要念一遍即可消灾解厄。于是大家都在那里研习遗教，为遗教做阐扬、考据、解释的功夫，却很少有人按遗教所指示的去付诸实践。其结果，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主张不仅未实行，反而变本加厉。[69]“地方党部以农民运动为口号，而实际勾结土豪劣绅；组织农民团体，真正的农民不但没有参加的机会，并且要负担他们挥霍的费用。试看每次一有农民团体的出现，站在农民团体旗帜之下的，实际上没有一个真正的农民。不但不是农民，并且正是与农民利益相反之地主阶层，也就是以鱼肉农民为专业的土豪劣绅。”“再如国民党之下的经济政策，似乎也曾关心到农民的生活，因而有中国农民银行，农本局，以及各种各式的合作社合作金库之类的组织。表面上是说为了改善农民生活，辅助农民经济的发展。但举办若干年以来的结果，其加深农民的灾害，比一切力量都强大。因为所有一切的措施，都找错了对象，都以土豪劣绅为农民的代表，而实际上都帮助了土豪劣绅，加强了土豪劣绅鱼肉农民的力量。”[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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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分子们慨叹，一个号称要实行民生主义的政权，实际上连资本主义都不如。这是国民党执政最对不起人民的地方，也是最失民心和最不邀人原谅的地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党的主义和政策，完全与执行政策的人的利益相冲突。[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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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分子批评的另一个焦点，是国民党党机器的种种弊端。诸如组织散漫、纪律废弛、训练缺乏、宣传乏力、民运空虚、党风败坏等，均腾跃于革新分子的笔端。他们为党德党誉的大量流失而愤激。贺岳僧写道：“民国17年以后，党与党员的关系便日益疏远，党在社会上的地位便日益低落，低落到使每一个党员不敢在群众之前暴露他的面目，低落到使社会上一般洁身自爱的人，听到党这个名词便生厌倦。”[72]不仅党外的人对党厌倦，国民党内的人亦“在党厌党”，而三青团方面更有“弃党造党”的主张，几乎举国上下对国民党形成一股睥睨、鄙视乃至厌弃的社会风气。刘光炎举例说：“一个同样学力的学者，假使他是国民党员，上级对他的看法，就好象差些；反之，如果他是没有国民党籍的，上级对他的看法，便特别不同。”[73]国民党人内部也有一种崇外轻内的风气，“近年以来，似乎党的取才方面，倾向外方，党内似乎已无人才。无论那一部门，都以外面的人为吃香。只要是本党党员，就不被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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