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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分子认为，这种风气的形成，国民党党员首先应该自我反省：“今天的党员太不把自己当人了！小焉者只要有一个位置，便坐以待‘币’；大焉者无非争权夺利，很少为国家民族想的。”由于党籍不仅不能带来什么好处，相反对自己的形象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很多明智一点的家庭都反对自己的子女和亲友加入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一位自称有血气、有正义感、有责任心的学生以悲愤的语气述说了他作为一个国民党普通党员的屈辱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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衮衮诸公，你们只看见人家公开的骂，而却听不到人家背地里的骂，更没有人敢当着你们的脸面骂，然而，低级的干部们却戴了一顶挨骂的帽子，看眼色，仰鼻息，不仅挨骂，而且挨打……我真不好意思向朋友们谈党谈国家大事。怕吗？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不是被强迫而来的呀！有时远方的朋友写信来，问题使我难以置答。心里一阵辛酸，一阵迫害（引注：原文如此），还有什么可夸？铁的事实摆在面前，而真正的党魂究竟寄托在什么人的身上呢？说起党内分子，我真不愿去分析。抗战以来，不知多少不配做革命反而是革命对象的人，都踏上党的桥升官发财了，而党内的党员吸收家自以为得计，以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自以为全国都是党员，力量岂不是更大。其实在几年来那些真正为了党国而斗争的同志们，他们的成绩却给别人抵销了。[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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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形象的沦落不堪，与党机器的积弊沉疴密切关联。其时，国民党内盛传着这样一首顺口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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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离党员，党员离党；党离民众，民众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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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有党，下层无党；都市有党，乡村无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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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官有党，做事无党；为私有党，为公无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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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谈有党，实行无党；党外有党，党内有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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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头大，党的脚小；党的名存，党的实亡。[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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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政革新运动中，这首顺口溜喧腾于革新分子之口，几被作为描述国民党弊端的经典语录而一再被引证、被演绎。在国民党党机器的诸多病象中，组织涣散几乎是一个与生俱来的痼疾，抗战以后更入膏肓。吴之卓写道：“由于党成了全身麻痹，所以他所表现出来的象征，在纵的方面，是总裁和中常会脱节，中常会和中全会脱节，中全会和中央各部会脱节，中央各部会和各下级党部脱节，下级党部和党员脱节，党员和民众脱节，节节分离，安能行动？在横的方面，是党与团的互相磨擦，特别党部和普通党部各不相谋，党和政不相配合，总之是层层脱节，各各分离。”吴之卓以调侃而又不无酸楚的语调说，像这样涣散的党，其不趋崩溃，那只有靠总理在天之灵了。[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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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分子们申言，由于党与党员脱节，党与民众疏离，国民党不仅缺乏社会基础，甚至缺乏党员基础。大多数党员只是挂名党员，与党组织不发生关系，只见党部活动，不见党员活动。党成了少数办党吃党饭的人的党，而不是党员的党。[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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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令革新分子们痛愤的，是国民党没有真正做到以党统政，政权旁落于官僚之手。他们认为，在训政时期，党应该高于政府，对政府实行监督指导，然而，政府早已与党脱离关系。党失去了统驭政府的权力和尊严。尤其在地方一级，各省党部完全成了政府的尾巴，不是党部指导政府，而是政府左右党部，有时政府措施乖戾，损害人民权益，党部不但不能替人民说话，反而为政府多方掩饰辩护。政府的施政与党部的宣传背道而驰。党部成了卖膏药的机关，被社会轻视。[78]革新分子们叹喟，20年来，国民党负了一个以党训政的空名，表面上由党代表民众行使政权，政府所施行的政策都是出于党的决议，政府中负重要责任的长官都是由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产生，似乎党对政府具有完全的控制力，但按之实际，则党所决定的政策，一到政府执行时，不是完全搁置，便是改头换面地变更了它的性质或意义。至于那些执行政策的官吏，则不过是借党以作为进身政界的桥梁，一旦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以后，便对党弃如敝屣，而党对之却无可奈何。[79]程元斟写道：“中国国民党的权力，只限于贴标语，喊口号，无力推行实际政治……中国国民党是主张民主的，而政治上则偏重集权，废弃选举；中国国民党是主张地方自治的，而政治上则实施保甲制度，助长官僚政治的荼毒；中国国民党是主张民生主义的，而政治上则维持经济上的特权阶级，对人民则苛捐杂税，造成普遍的赤贫。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中国国民党已和实际政治脱离了关系。一个脱离了实际的政党，其本身已丧失其存在的价值。”[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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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分子们看到，由于党机器松弛涣散、软弱无力，20年来，国民党很少依靠党的组织力量去斗争。它几乎完全依赖政权和军权的力量，政权军权不及的地方，党的组织力量亦无法渗透和施展。这是一种本末倒置，也是国民党的一个绝大危机所在。[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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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政革新运动中，要求党内民主和反对派系主义的呼声最为强烈。有国民党理论家之称的叶青在第二阶段的革新运动中十分活跃。他给《革新周刊》多次撰文，发表对革新国民党的看法。他归纳国民党党务的缺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组织散漫；二是党员腐化；三是工作松懈；四是派别分歧。而导致这些缺点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党内缺乏民主。[82]其他革新分子对此亦有同感。如贺岳僧指出，国民党本来在1924年“一大”时规定以民主集权制为组织原则。但在1928年以后，民主集权制被个人领导制所代替；党内选举制被指派和委派制所替代。党内一切均是由上而下，代表党员意志的代表大会代表由中央指定；代表各省市党员意志的党部负责人亦由中央派遣。指派和委派制度的恶果，就是党内资源大量私化。权力集中于个人，而不是集中于组织。党始终由几个高高在上的人在那里操纵，其余的人不过是供他们奔走役使而已。党停止了新陈代谢的作用，下面的优秀人才无法从群众中产生。获得权力的人不对下面群众负责，只对上级领导负责。群众也失去了对他们的监督。唯其予夺之权操之于个人之故，遂使得下面欲获得权力的人必须钻营奔走，以获得有权有势者的信赖和宠眷，而有权有势者遂恃其权力资源网罗人马，自树一帜，派系于焉而生。派系首领为了提高他在党内的地位，尽力扩充自己的组织，同时设法拆散和削弱别人的组织，于是派系倾轧乃势所难免。而当派系成员个人权势资源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又势必从母体中分离出来，如树大分枝一般，形成次生派系。于是党内派系林立，大派系中有小派系，每一派系都排斥和反对其他派系，每一派系都不惜以破坏和牺牲党来扩充自己的派系组织。在这一体制下，党员只认同各自的派系，而不认同党。[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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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缺乏民主与党内人事制度紧密相关。人事晋升机制也成了革新分子们抨击的重点。革新分子们认为，与孙中山那一代相比，蒋介石时代的国民党没有什么人才。以宣传人才为例，在孙中山时代，有过多少轰轰烈烈的辩士，惊天动地的笔杆；到了蒋介石这一代，屈指也数不出一两人。[84]为什么蒋介石这一代没有人才出现？革新分子们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内老同志长期占据高位，阻塞仕途，新人缺乏进取和崭露头角的机会。少数党国要人无不兼职数十，其他多数党员干部则投置闲散，没有机会一展身手。革新分子将矛头直指党内少数当权派。一位叫郭去病的作者愤激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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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拔优秀党员，煌煌条例，不为不好，但十年来选举出来的是哪一个？我只看见中央选来选去仍是那些人，各省调来调去依旧是这些人，似乎上自中央，下至地方，高中级干部天生就是这些人，我不信十年来下层里就选不出几个能干的人，为什么上不去？说一句很不客气的话，假使这些人一旦都死了，党再存在不存在？党的革命工作再作不再作？若是还要继续奋斗的话，这种压抑后进，忌才嫌能的作风实在太不聪明。[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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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光炎指出，在科举时代，寒门后进尚不乏进身之阶，外国政党制度亦是一条登庸后进之路，而国民党执政后，青年后进和普通党员甚少有进取机会。[86]革新分子们一再指出，国民党的人事晋升机制不是依据个人的业绩和能力，而是凭借派系和地缘血缘学缘等关系来决定。做官必需后台，黜陟不凭成绩，埋头工作者十年不调，奔走活动者指日高升。[87]贺岳僧更直截了当地说：“现在的人事制度，可说是糟到极点！无公道是非到极点！机会凑巧，工于营谋的，可以连续递升；践履笃实，沉默寡言的，则白首为郎。这是最足以使人灰心丧志，最足以助长奔竞倾轧之风的。”[88]20年来，国民党从中央至各省市的领导人早已变成一个特殊阶级。自古以来，凡是特殊阶级没有不腐化的。他们应该对国民党的腐败负责，他们应该告退以明责任。[89]这些言论亦反映出这场革新运动的代际冲突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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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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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三 革新与自省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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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分子对国民党党政弊端的激烈批判，其出发点是想挽狂澜于既倒。在他们看来，国民党早已病若沉疴，非挹注猛药不为功。在1924年以前，国民党平均每6年要改组和更改名称一次。而1924年以后，国民党已有20多年没有进行过革新和改造。故革新分子主张，国民党要起死回生，就必须大刀阔斧地来一次彻底的革新和更张，并一致认为这是国民党成败兴亡的最后关头，不革新必覆亡。亦因为此，革新分子们对国民党的种种积弊给予了毫不隐讳的揭批。这种体制内的深刻自我反省，其力度和准确性在国民党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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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新周刊》创刊一个多月后，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面世。后者是当时最受欢迎的一份自由主义刊物，其言论代表了40年代后期国统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观点。将两刊做一对比就会发现，虽然两刊的政治背景和作者的立场判然有别，但在揭露国民党弊端方面，《革新周刊》言论之尖刻直露，与同期的《观察周刊》几乎难分伯仲。[90]当然，《革新周刊》所代表的是一小部分不甘坐视国民党灭亡的中下层国民党人的自省立场。正因为此，革新分子们认为，国民党的主义仍是中国最好的主义，其他各党各派的政纲皆未能超越三民主义。中国的前途和未来命运仍需要依靠国民党来主导。在他们看来，国民党曾以17年的苦斗而推翻了帝制，又以17年的苦斗而推翻了北洋军阀，再以17年的苦斗而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只要重新唤起革命精神，就能获得新生。他们认为国民党的腐化与一党专政体制无关，因为苏联也是一党专政，但没有腐化。国民党的腐化，是因为没有力行其主义。他们也要求民主，但他们所要求的民主是党内民主，而不是向人民开放的民主。他们所愤慨的是像政学系那样的官僚政客占据高位。他们并不怀疑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党治体制有什么缺陷。故他们批判的目标只局限于国民党党治的现状，而不涉及国民党党治体制。而以《观察周刊》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来，国民党的党治体制更值得质疑。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建立宪政的时候，革新运动分子却在叹息国民党训政理念的落空。1946年1月底，当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初步拟定以结束国民党训政和改组国民政府为中心内容的协议公布后，革新分子们表示强烈反对。故在当时一些人的认知中，革新运动分子是国民党内的右翼保守分子。今天看来，当年的革新运动实际上具有保守与改良的双重面相，是在保持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前提下发动的一场体制内革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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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8月，《革新周刊》停刊。革新运动亦宣告结束。关于革新运动寿终正寝的原因，据易劳逸的分析，主要缘于两个方面：一是革新运动的成员对运动没有取得具体成果而丧失信心；二是革新集团内部的派系矛盾。[91]革新运动在第一阶段局限于少数国民党少壮中委，他们个人虽不无斩获（通过选举当选为中常委），但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后，除了革新座谈会的几场清议和《革新周刊》的一番鼓噪外，别无多少实际成果可言。1946年10月，国民党中央发起了一场旨在“淘汰信仰不笃，操守不坚及行为腐化之党员”的“党员总清查”运动。这场运动虽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作革新运动影响下的产物，但最终流为形式，各地党部实际清而不查，无论什么人，只要拿党证去登记，党部一概在党证上加盖“已参加党员总清查”的戳记。故当时革新运动分子也认为，“党员总清查”的结果与革新运动的原意大相径庭。[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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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总裁的蒋介石对这场体制内革新运动没有予以支持和同情。尽管革新分子一再声称本党有优良的主义和英明的领袖，但他们反复抨击北伐以后国民党的种种弊端，其最大责任者正是身为总裁的蒋介石；他们所猛烈攻击的孔祥熙、宋子文和一些政学系要员，亦是蒋所信任和依赖的左膀右臂；他们强烈要求党内民主的呼声，更彰显了蒋的独裁形象。诸如此类，均置蒋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故蒋对革新派的所作所为“十分不谅解”。如蒋在六届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翌日纪念周上，即公开指斥革新派的目的只在攫取中央常委。[93]随后，蒋多次训诫革新派只会空谈理论，而不知身体力行。[94]蒋还斥责革新派到处骂官僚，主张革新，其实本身亦是官僚云云，言下对革新派的动机和作为表示怀疑甚至愤慨。[95]据赖琏日后回忆，蒋在庐山曾召集他们进行了一通严厉的训斥。他们不得不宣告将革新运动立刻解散。赖琏等革新分子乃下决心从此不再过问党事。[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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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分子们一再强调，他们发动革新运动的动机，没有丝毫私见和个人得失之心，也反复表白他们是超越派系的组合，并揭橥反宗派主义的旗帜。然而从运动一开始，在人们的认知中，他们仍未能脱离派系倾轧的窠臼。倡导革新运动的成员中，确实汇集了CC系和三青团等多种党内派系力量，但他们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暂时的联盟，是因为政学系和政协决议对他们的政治利益所造成的直接威胁，比他们彼此间的争斗来得更为迫切。[97]另一方面，他们要求党内民主的动机中，亦隐含着代际冲突的因素。革新运动分子大多是国民党内的少壮派和中下层的年轻党员干部，他们要求党内无分先后，无分地位，打破论资排辈，主张以新进有能力的党员替换旧的官僚政客的主张，均使人怀疑其革新运动背后的个人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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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集团本是一个横跨不同派系的同床异梦式的政治联合。即使在革新运动期间，CC系与黄埔/三青团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仍未间断。特别是1946年9月召开的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发生的组党风潮，将党团冲突推向顶点。[98]他们以反派系主义相号召，自身却陷入党同伐异的派系泥淖中而不己赧。另一方面，以CC为首的革新分子们所激烈抨击的党机器的种种弊端，其首要责任者正是长期垄断党务的CC系自身。谁为为之？孰令致之？CC系成员显然缺乏自我批判的内省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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