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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社会结构都有一定的观念体系，它制定行为规范并支持这个结构。在这一章里我将要讨论的是，在绅士们已经被专制君主权力控制后，他们对于那种权力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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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绅士阶级的政治哲学中有一个重要的观念，人们称之为道统。这个观念是在专制君主的权力的牢固地位建立起来之前形成的，并且可能是有必要发展的。在我的分析中，特别注意到当封建制度已处在崩溃过程中，君主权力牢固地建立起来之前的那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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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倾向于认为，这种社会哲学是发生于少数学者的头脑中的。相反，我认为某些学者对于道统体系的阐明是被社会所接受了的，因为它反映的观点是公众所接受的观点。学者的作用是把这种观点制定、澄清和结晶为学说。在这种封建主义向帝制主义过渡时期中，孔子及其门徒的思想流派最好地反映了这一时代的哲学潮流。但孔子学派只是这时期“百家”中的一家。只是后来，在帝国权力稳定之后，孔子的学说才普及，并且占了统治地位。我想，这就显示了孔子学派的思想意识形态所代表的观点是最适应中国帝国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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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统的概念是从一系列社会现实中发展而来的，其中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子民阶级已经失去了他们的政治权力。随着君主权力的集中和封建体系的分化，孔子思想的阐述和组织为孔子学说，的确是经历了一种真正的可以理解的演变过程。现在我们知道的有关孔子思想的著作已经是被后来的学者加工过的。然而，在这里，我想从基本的孔子思想出发，并且追溯到其发展的后期。但是，在讨论孔子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影响时，我们关注的不是道统观念是否出自孔子本人的问题，而是这样的事实，即这个概念是后来的学者用他的名义加以选择和阐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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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看来，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道统观念的发展是由于已经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人，学者—知识分子，他们被排除于政局之外，但还拥有社会威望。因为他们没有政治权力，这样的人就不可能决定政治问题。但他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制定其原则，发生实际的影响。这样的人并不试图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来控制政治权力，而是提出了一系列伦理原则来限制政权的力量。他们所发展的道统体系被绅士接受，并作为其政治活动的规范。最后，为绅士服务的不仅是一种伦理体系，而且是一种使他们得到庇护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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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绅士企图用伦理手段来抵制政治权力，所以他们推出了孔子的学说，称其为“道”的创造者和“无冕之王”。他的精神后裔就是我们称作师儒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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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孔子的传说的产生，象征着伦理与政治路线的分离。在早期神话历史中可以追溯到这样的文化英雄，像火的发明者燧人，开垦农业的神农，又经过尧、舜、禹、汤（三皇五帝）的统治，经过周朝封建皇帝周文王、周武王有记录的历史，人们发现这是伦理的传统和政治的联合。孔子学派维护这些古代规则，作为理想，人们要了解和遵循这些正确的统治原则。上面提到的周王之后，即是周公。他是王位继承人的叔叔，作为摄政者统治国家。孔子学派附加了许多重要性在这个人身上，因为即使在封建体系下，他也能够享有很高的权威，是实际上的皇帝。摄政本身的意义在于它象征着这样的观念，即当君主不能够行使统治权的时候，一个懂得伦理的人应该坐在这个位子上。这里是政治和伦理界线分离的开始。孔子本身是密切地和周公相通的。他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在周公的传说中，的确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和伦理的界线的分离。因为作为王的叔叔周公是以摄政王的称号来进行统治的。但是后来孔子的追随者把周公作为一系列后来的著名和英明的领导者中仅次于孔子的人物，因此周公是政治路线和伦理相区别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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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孔子学派的说法，伦理和政治路线的区别，是孔子这位“素王”，一位贵族家庭的后裔更加明确地建立起来的。实际上，孔子和贵族的关系是相当远的。在这方面他完全不能和周公相比。孔子没有资格通过他的亲属的地位来获得权力。但是神话企图为他在封建体系的结构中找到一个权威的来源。根据《史记》，孔子的出身是很有疑问的。据说他是私生子。他的母亲不告诉他父亲的墓在哪里，只有当他的母亲死后，他才从别人那里知道他的父亲葬在何处，因此才能把他的母亲也葬在同一个地方。这里也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名叫季的鲁国贵族设宴招待士，孔子也要去。但是他遭到了拒绝。当时一个叫阳虎的贪官说：“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从这里我们可以推导出他作为士的地位是有疑问的，虽然士在封建体系内还是最低的阶层。但是这样的说法并不贬低孔子，相反把他抬高了一些。正如后来在同一本书里所补充的，孔子是生于他母亲在山上祷告之后，这含蓄地说明孔子是天生的，而不只是凡人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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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孔子所代表的伦理路线的神权来说，所有这些关于孔子出身的神话并不是很重要。因此，要说明的是孔子不是通过他和某个封建领主的血统关系得到权力，而是授命于天，这样他在精神上的王位就会和实际的王位一样高。从孔子这里可以推出一系列重要和权威的道统人物。这些人可能缺乏政治权力，但是他们在社会上却像实际的君王一样重要，他们用伦理和社会的影响统治着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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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权力与伦理权力的分离是孔子哲学的基本观念之一，并且也是中国权力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点可以与西方教会和国家的分离相比较，但不是完全一样的。在理论上，耶稣说：“该凯撒的当然是凯撒的。”他承认权力的两重性。有教士问耶稣，他做事靠的是什么权威？他回答道：“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教士们拿不准该怎样回答，最后回答耶稣：“我们不能说。”耶稣对他们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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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清楚地看到，对耶稣基督来说，权力可能有两种来源，世间的和神的。但是这两种权力不在同一水平上。确切地说是一种服从另一种的。因此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上，世间权力服从于神权，君主权力服从于宗教权力。后期，当这两种权力作为教会的和国家的权力分离开来时，人民的民权开始得到了承认。在西方的政治思想中，权力不是来自于天上，而只是来自于人民，普通的人。只要君主是由于他的神的出身而得到权力，他就可能忽视人民的意志。但是一旦王位和教会区别开来，国王就得承认他的权力是世俗的，很自然地，人民会被允许说话并且享有政权。在我看来，似乎在西方的政治体系中权力从来没有完全地独立和自我证明过，它总是建立在来源于神或者人民的权威上。中国的情况则有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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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孔子也承认有双重的权力，但是对他来说，这两种体系不是处于同一序列中的。一种不是必然地要服从另一种的，它们是平行的。在中国，某种政权可以像凯撒大帝一样，但是这种权力和西方相比较是另一种类型，它不是起源于神的。一些人认为，孔子学说是一种宗教的体系，但它不承认超自然的力量。然而，这不是唯一的可以与西方宗教相区别的方式。孔子主义不同于西方宗教的另一个方面是它与行动的关系。耶稣基督用他的权力在同样的领域控制人类的事务。这种冲突的结果是一种权力服从于另一种权力。但是孔子的道统采取的不是行动，而是制定了一个好皇帝（和一个好公民）的标准或规范。至于君主是否按照这种方式行动是另一回事。另一方面我们是否能真弄清楚作为一个好的统治者的方式也是值得怀疑的。耶稣对善很清楚，并且要求人们为了善去行动。但是孔子学说分为两部分：（1）了解什么是善的；（2）做所谓善事。因此人们了解什么是善的，但不一定有义务去付之实行。事实上，孔子不可能这样做，因为孔子要保持其社会地位。因此，我们区分了作为“知”的学者和“行”的君主范畴的不同。下面的语录解释了孔子的心理学。孔子对他的学生说：“回，诗云‘匪兮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穷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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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颜回因而回答道：“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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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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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解释了即使在凶恶的野兽横行的世界上，学者还是有可能去修道。因为道是和世事分开的。道可以完全不管世界上实际发生的事情。使这种道有用并付诸实践，不是一个不在位的人的职责；换句话说，不是一个没有政治权力的人的事。一个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可能按照道来处理他的事情，也可能完全置之不理。那些不当权的人可能本身拥有道，并且他们可能“推而行之”，因此道将由那个控制了国家的人来推行。但是他们并不企图篡夺当权者的位置。孔子所说的“推而行之”，意味着只是说服。孔子从来没想过当基督假定的权威。结果是，在中国的模式里，政治路线是积极的，伦理路线是消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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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遵循伦理路线的人如俗语所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运用和实施伦理是当权者的事；制订或隐藏伦理是有道者的事。按照这个体系行事，二者将没有冲突。从维护规范的人的观点来看，实际政治可能有时和这种规范相合，有时则不合。一个人可以区别哪些国家是有道的，哪些是无道的。尧舜是按照道来统治国家的那些人的例子。桀纣是另外的例子。因此，君主权力有可能失道，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了解道并且掌握道的知识的人，应该保护它，并且使它免于损害。这样的人必须努力工作和自修，使规范不至于完全湮灭。但是他并不设法纠正君主的行为。因此，孔子的观点是：在被君主问起的时候，了解道的人应该做好准备说明他的观点，这个时候，不应该把它们藏起来。这些师儒在困难的时候，并不离开道。但只有当君主的行为接近道时，他们才会出来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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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耻也。”“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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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真正的问题是政治路线和伦理路线的联系。孔子学派的理想是王道，这里政治的和伦理的路线是相合的。但是这种理想怎样才能实现？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孔子思想的冲突。因为他是在一个封建体系下成长起来的，他尊重这种社会秩序，这是一个很好地建立起来的传统统治的稳定的社会。封建传统阻碍他去打破政治路线和亲属之间的联系；静止的理想使他讨厌社会变革。这是值得注意的孔子态度的第一点。他容忍既定的政治体制，并不希望它会变化。然而，他生活于其中的体制确实发生了变化；当权者不再按照为他们规定的准则行动。在遇到这个困难时，孔子把准则从实际行动里分离出来，将其作为一种常态下的理想。在这方面他很顽固也很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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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子贡对他说：“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贬焉？”孔子回答道：“赐，良农能稼而不能穑；良工能巧而不能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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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以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准则从来就是和现实密切地相联系的。准则的实现主要是靠机会，因此在这方面，一个人要耐心地等待。还有一种办法是退隐，让别人请他出去。但是孔子在这个机会的事情上表现了个人的希望。学生子贡说：“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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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周游列国，为七十多个领主服务过。下面这个故事使问题更加清楚。孔子五十岁的时候，公山不狃开始在费城造季氏的反。贵族季氏派人召见孔子，孔子急于要去。他说：“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倘庶几乎？”但是孔子的学生子路不悦，企图劝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然而，孔子最后还是没有去。孔子感到有人要用他的时候，是想去做一些好事的。他五十六岁在一个侯国内代理丞相时，是高兴的。他的门生对他说：“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说：“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但是他在位只有三个月，在那期间他杀了一个反对他的部长（原文：“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但是，据说孔子在任时市场上没有骗人的事，男人和女人不在一起走路，人们不拿属于别人的东西，并且也没有打官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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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孔子耐心地等待，他还是很少有实际机会进入政坛，他也不能保证他把伦理和政治结合在一起的道将会继续下去。所以最后，孔子离开了鲁国，并且说：“优哉游哉，维以卒岁。”而且，有时他感到失败，说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实际上，在他有生之年，他什么也没有做成。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他有机会在位三年，如其所望，他可以做出一些期望中的大事情来的。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孔子可能像窦呜犊、舜华那样死去，这两个人做了高官，但后来被他们的领主杀死了。当这个消息传来时，孔子叹息了。有时他站在水边，说道：“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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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前来问道：“敢问何谓也？”而孔子答道：“窦呜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两人而后从政；及其已得志，杀之，乃从政。丘闻之曰：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渴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之，而况丘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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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言论显示了孔子认识到把他的道应用于实际政治的困难。我再从《史记》里引用另一段故事。鲁国领主举行打猎集会，打到了一个奇怪的动物，孔子称之为麟。因此孔子说：“吾道穷矣，莫知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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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学生子贡说：“何为莫知子？”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乎？”又说，“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乎；虞伯夷逸隐居放言，行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随后，他补充说：“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我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于是，他从历史资料里选择编辑《春秋》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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