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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个中央君主体系中，有一个弱点。正如我已经说过的，皇帝本人把持着权力，但是他不能凭一人之力管理这个国家。即使他可能不希望与别人分享他的权力，他还是需要在统治方面得到帮助，因此必须使用官员。这些官员和统治集团是没有亲族关系的，仅仅是起行政权力的仆人的作用，而没有制订政策的权力。在这个无效率的体系中，普通的人发现他有机会去找到他私人所关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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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秦（公元前221年）统一之前，人们就企图建立一个有效的行政体系。这是在法家或者说是在左派思想流派的影响下去做的。从理论上说来，这个思想派别所提倡的体系是好的。为了有效地管理国家，某种法律基础必须建立起来，每个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商鞅作为秦的首相，企图把这个理论付诸实践。但是这个理论不幸地忽略了小小的一点，即有一个人——皇帝是处于法律之外的，并且这个疏忽毁灭了商鞅的整个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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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本人因此而失去了性命。虽然在法律上商鞅是能够惩罚太子的——当太子只是王位继承人的时候，但是一旦太子成为皇帝时，他就命令杀死商鞅。并且，商鞅本人建立起来的有效体系阻止了他本人的逃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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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最高当权者能受到法律的限制，那么，行政当局就能够圈住老虎。但在中国历史上，这一点从未发生过。结果就是管理者（包括官员本身）从未寻求过有效的行政管理方式。然而，对立面是确实存在的。一方面是无效率和寄生现象，另一方面是帝国的遥控和皇帝的无为政策——这一点总是某种理想。而且这种政府的理想，一个“好皇帝”的理想，即只主持而不统治，是难以做到的。至于官吏关心的下一个最好的事情只是保护他们自身，为他们的亲属开后门，并且能够利用他们的位置作为屏障来反对皇帝的怪念头。在不受限制的君主权力之下，不仅要保护他们自己，而且保护他们的亲属和整个家族，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依靠宪法或者法律的手段，而且也靠个人的影响。这正是他们所寻求的，不是向皇帝的权威挑战，而是去接近他，并为他服务，同时从这种服务中得到好处，争取把皇帝要求的负担转移到那些阶层较低的人的身上去。有产阶级企图使帝王的权力在他们身上失效，从而避免老虎的攻击。成群的官吏连同他们的亲属，在中国社会里形成一个不受法律影响的特殊阶级，他们可以免去税收和征兵的义务。然而，他们没有真正的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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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被支配的命运，同时接近权力的泉源，需要一种高超的技巧。做官是不容易的，正如老话所说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和“臣罪当诛，天王圣明”。如果官员放松了对皇帝利益的支持，他就可能失去生命。当皇帝需要钱或劳力时，他必须积极地满足这些要求——他的任务是把负担转移到人民的脊背上。同时，如果这个负担对人民来说过于沉重的话，他们可能会造反，因此这个官员就会首先受到攻击，成为皇帝的替罪羊。官员必须有两副面孔：在人民面前穷凶极恶，在皇帝面前卑躬屈膝。他们必须学会掌握分寸的艺术，要恰如其分才不会因为皇帝的狂暴或者由于人民的愤怒而吃苦头。中国官员的生涯被描写为是海上暴风雨时航行的特技。随着年龄增长而得到的经验使他们受益匪浅。中国有这样一种说法，“不要对我说官话”，这不是英语所说“对我讲真话”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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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的时代里，做官是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的。在皇帝看来，一个官员利用他的地位自肥，意味着这个体系的腐败和他自己的财富的减少。因此，除非一个皇帝非常软弱，他是不会容忍这样的官员的。平凡年代的一名官员不会从官方得到多少好处，而是“两袖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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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人们为什么要去做官？陶渊明的诗表达了这种感慨：为什么我要去做官？我仅仅为了五斗米而折腰。为什么我不应该回去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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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是一个典型的出世诗人，尽管他有才能有思想，但也曾经必须去“折腰”，去做官，而且得到的只是一点点的经济收入。为什么这样一个人能接受这样的位子，而不是快乐地待在家里？事实上，如果他用离开官场表示对官场的蔑视的话，他可能在当时成为一个“独臂翁”，这是要在“折腰”和“残废”之间做出选择的。做官的人有点像事前必须打预防针一样。就像打了预防针，人会有不好的反映一样，做官的人可能要冒没收财产，甚至杀头的危险。但是，一旦打了预防针之后，就可以免疫了。这个比喻不太确切，因为打预防针是使一个人有免疫力。但如果某人做了官，就可以保护一群人。结果是，某个时期内一群人共同去供一个人受教育，从而使他能够做官。俗话说得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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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某个家族或大家庭自然形成一个群体，采取行动支持他们成员中的某个人，使其变成一位学者，并且能够在官方考试中入选。一旦这个人做了官，整个家族将会依赖于他。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在朝里，就难于保护自己的财产。顾亭林是明朝的一名官吏，但是当政权转到满清时，他拒绝继续当官，放弃外出旅行，把自己关在家里读书。但是为了保护自己，他被迫派两个外甥去清朝为他的敌人服务。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可能有这样的事实，中国的官员不能分享皇帝的政治权力，但是在为君主服务时，可以中立和软化君主的权力，而不是支持之。当外甥在朝中时，舅舅就受到了保护，他甚至还搞秘密的叛乱活动。按照中国的惯例，官员们并不认真地为他们的政府工作，他们也不愿长期地做官。他们的目标是进入官府，获得这个等级的豁免权和财富。中国官吏在位时保护他们的亲属，但是当对于家庭的责任完成后，他们就会退下来。退休，甚至过一个隐士的生活都是他们的理想。退隐之后，他不再有任何责任，不再会提心吊胆，同时，从这位当官的人那里得到保护的亲属对他感恩戴德。现在，他需要的仅仅是心宽体胖地享受他的社会特权。正如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衣锦还乡，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这样的人将不会去抓权；他的孩子也不会想去做皇帝。他没有任何改变这个社会体系的想法，因为这个体系于他无害。一旦下野，他可以享受一位地主的经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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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认为的绅士。绅士可能是退休官员或者官员的亲属，或者是受过简单教育的地主。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没有影响决策的真正的政治权力，并且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和政治有直接的联系，但他们试图影响朝廷，并且免于政治压迫。统治者愈可怕，愈像老虎，绅士的保护色外衣就愈有价值。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人除非是依附于一些大家庭，否则是难于生存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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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注：这里说的封建制度，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封建制的概念，也不涉及有关争论。这里仅是指柳宗元“封建论”中的所谓封建即封国土，建诸侯。也许可以说，这是沿袭部落制度逐渐形成的奴隶主贵族分封制。在秦统一以后，以地方直辖于中央的郡县制代替。费孝通在《皇权与绅权》一书的《论绅士》一文中说过类似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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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第2章 学者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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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章里，我试图分析了政治结构中的绅士的地位。我的观点是，自从公元前3世纪起，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力建立了起来，而作为一个阶级的绅士从未企图去控制政权。这就是说，虽然他们身居官职，但是他们在政策上没有任何决定性的力量。在封建体系下，统治权是属于贵族阶级的；在君主制下，统治权是皇帝的。因此，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贵族力量再生的时期，或者没有一个资产阶级的中等阶层夺取政权的时期？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去研究绅士的政治意识，以及他们对于自己立场的态度。为什么他们不和君主去斗争，从而获得统治权力？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类似英国大宪章的运动？经济结构中的地主阶级是这个社会结构中的绅士。为什么他们在政治上变得这样中立，这样消极？在这一章里，我特别注意一个问题：绅士阶级对自己的政治立场是什么态度？的确，他们的态度不是他们采取某种政治立场的原因，而宁可说是政治体系对于他们作用的结果。然而，可以这样说，在这个政治体系中发展起来的默认态度是倾向于加强这个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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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社会结构都有一定的观念体系，它制定行为规范并支持这个结构。在这一章里我将要讨论的是，在绅士们已经被专制君主权力控制后，他们对于那种权力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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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绅士阶级的政治哲学中有一个重要的观念，人们称之为道统。这个观念是在专制君主的权力的牢固地位建立起来之前形成的，并且可能是有必要发展的。在我的分析中，特别注意到当封建制度已处在崩溃过程中，君主权力牢固地建立起来之前的那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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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倾向于认为，这种社会哲学是发生于少数学者的头脑中的。相反，我认为某些学者对于道统体系的阐明是被社会所接受了的，因为它反映的观点是公众所接受的观点。学者的作用是把这种观点制定、澄清和结晶为学说。在这种封建主义向帝制主义过渡时期中，孔子及其门徒的思想流派最好地反映了这一时代的哲学潮流。但孔子学派只是这时期“百家”中的一家。只是后来，在帝国权力稳定之后，孔子的学说才普及，并且占了统治地位。我想，这就显示了孔子学派的思想意识形态所代表的观点是最适应中国帝国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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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统的概念是从一系列社会现实中发展而来的，其中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子民阶级已经失去了他们的政治权力。随着君主权力的集中和封建体系的分化，孔子思想的阐述和组织为孔子学说，的确是经历了一种真正的可以理解的演变过程。现在我们知道的有关孔子思想的著作已经是被后来的学者加工过的。然而，在这里，我想从基本的孔子思想出发，并且追溯到其发展的后期。但是，在讨论孔子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影响时，我们关注的不是道统观念是否出自孔子本人的问题，而是这样的事实，即这个概念是后来的学者用他的名义加以选择和阐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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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看来，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道统观念的发展是由于已经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人，学者—知识分子，他们被排除于政局之外，但还拥有社会威望。因为他们没有政治权力，这样的人就不可能决定政治问题。但他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制定其原则，发生实际的影响。这样的人并不试图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来控制政治权力，而是提出了一系列伦理原则来限制政权的力量。他们所发展的道统体系被绅士接受，并作为其政治活动的规范。最后，为绅士服务的不仅是一种伦理体系，而且是一种使他们得到庇护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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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绅士企图用伦理手段来抵制政治权力，所以他们推出了孔子的学说，称其为“道”的创造者和“无冕之王”。他的精神后裔就是我们称作师儒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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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孔子的传说的产生，象征着伦理与政治路线的分离。在早期神话历史中可以追溯到这样的文化英雄，像火的发明者燧人，开垦农业的神农，又经过尧、舜、禹、汤（三皇五帝）的统治，经过周朝封建皇帝周文王、周武王有记录的历史，人们发现这是伦理的传统和政治的联合。孔子学派维护这些古代规则，作为理想，人们要了解和遵循这些正确的统治原则。上面提到的周王之后，即是周公。他是王位继承人的叔叔，作为摄政者统治国家。孔子学派附加了许多重要性在这个人身上，因为即使在封建体系下，他也能够享有很高的权威，是实际上的皇帝。摄政本身的意义在于它象征着这样的观念，即当君主不能够行使统治权的时候，一个懂得伦理的人应该坐在这个位子上。这里是政治和伦理界线分离的开始。孔子本身是密切地和周公相通的。他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在周公的传说中，的确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和伦理的界线的分离。因为作为王的叔叔周公是以摄政王的称号来进行统治的。但是后来孔子的追随者把周公作为一系列后来的著名和英明的领导者中仅次于孔子的人物，因此周公是政治路线和伦理相区别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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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孔子学派的说法，伦理和政治路线的区别，是孔子这位“素王”，一位贵族家庭的后裔更加明确地建立起来的。实际上，孔子和贵族的关系是相当远的。在这方面他完全不能和周公相比。孔子没有资格通过他的亲属的地位来获得权力。但是神话企图为他在封建体系的结构中找到一个权威的来源。根据《史记》，孔子的出身是很有疑问的。据说他是私生子。他的母亲不告诉他父亲的墓在哪里，只有当他的母亲死后，他才从别人那里知道他的父亲葬在何处，因此才能把他的母亲也葬在同一个地方。这里也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名叫季的鲁国贵族设宴招待士，孔子也要去。但是他遭到了拒绝。当时一个叫阳虎的贪官说：“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从这里我们可以推导出他作为士的地位是有疑问的，虽然士在封建体系内还是最低的阶层。但是这样的说法并不贬低孔子，相反把他抬高了一些。正如后来在同一本书里所补充的，孔子是生于他母亲在山上祷告之后，这含蓄地说明孔子是天生的，而不只是凡人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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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孔子所代表的伦理路线的神权来说，所有这些关于孔子出身的神话并不是很重要。因此，要说明的是孔子不是通过他和某个封建领主的血统关系得到权力，而是授命于天，这样他在精神上的王位就会和实际的王位一样高。从孔子这里可以推出一系列重要和权威的道统人物。这些人可能缺乏政治权力，但是他们在社会上却像实际的君王一样重要，他们用伦理和社会的影响统治着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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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权力与伦理权力的分离是孔子哲学的基本观念之一，并且也是中国权力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点可以与西方教会和国家的分离相比较，但不是完全一样的。在理论上，耶稣说：“该凯撒的当然是凯撒的。”他承认权力的两重性。有教士问耶稣，他做事靠的是什么权威？他回答道：“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教士们拿不准该怎样回答，最后回答耶稣：“我们不能说。”耶稣对他们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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