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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古书的引用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多么不讲原则的人，他揣摩上意，不讲原则，出卖朋友，结党营私，窃居高位。这是一种经常可以在中国看到的官僚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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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公孙弘的样子来看，孔子及其门徒保持的伦理路线就不再是规范了。学者们去支持君主权力了。这种变化体现在韩愈这个人身上。尽管他本人被认为是直接地从伦理路线中承袭下来的，但是他的地位不是一名批评家而是一种可以显示皇帝的宽容的方式。韩愈是一个没有学术荣誉的人，他是一个隐士，但是皇帝很喜欢他的行为。他把韩愈从偏僻的地方叫出来，让他做帝国御吏。而御吏这样的官应该告诉皇帝在统治期间什么地方出了错，他的作用是说服整个天下，允许人民在法庭上自由诚实地讲话，以证明皇帝不会给不义以报酬，并且显示皇帝有着最大的德行来愿意接受那些不同的政见。这个思想将使“洞穴中的人民”，即普通人，“穿上他们漂亮的衣服到法庭上来诉说他们的要求”。并且，这将使皇帝的行为有着尧舜那样的德行，他的名字在历史上将会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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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不再问帝国权力是否合于道。对于他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因为他相信政治路线必须和伦理路线一致。皇帝不能有错误。然而，皇帝有义务用这些学者，而反过来学者本身有义务自荐于朝廷。他的理由是这样的：“古之士，三月不仕则相吊，故出疆必载贽，然所以重于自进者，以其于周不可则去之鲁，鲁不可则去之齐，于齐不可则去之宋，之郑，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国。舍乎此则彝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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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韩愈开始，中国学者就不在皇帝是否对错的问题上来麻烦自己了。他们认为学者们的作用就是维护皇帝。当他们只会简单地诵读皇帝的圣谕时，他们变成了实际上的学者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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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学者和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在历史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从实际政治中分离出来，他们作为伦理路线的保持者，但并不对政治发生积极的影响。在君主权力集中的过程中，这个阶级不能保护它自身的利益，它的成员转向求助于宗教的制裁，希望神权能控制君主，同时给他们以保护。但是神权的制裁是无用的，因此唯一的选择不是造反就是投降。因为学者阶层没有任何意义上的革命，他们选择了后者——做官，他们甚至把自己降到完全屈服于皇帝的地位。这个历史过程决定了绅士以后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他们本身并不企图夺取政权，而是在帝国朝廷的宽容下屈服，求得安全。在传统中国的权力结构中，绅士显然是一个非斗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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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第3章 绅士和技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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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在中国意味着“他们有知识”，这显示出在中国社会里有一个学问上的差别。问题是：这种建立在社会差别之上的学问是什么样的？这种学问被社会中某一阶级所垄断，他们靠的是什么样的手段和机制？我们想进一步指出：这个阶级如何在传统模式中保持它的地位，在和西方的接触中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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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阶级的成员的特点是不仅总是知道一些事情，而且有一种特殊的知识。孔子的著作将这种特殊知识或学问讲得很清楚，“知”这个词有一种限制的意义。例如，学生樊迟问孔子“知”这个词的意义。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孔子又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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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引文中可以看出，孔子并不仅仅是在认识的意义上来使用“知识”这个词，而且包括懂事明理。当樊迟再一次问他什么是聪明时，孔子说：“知人。”对此，樊迟并不完全理解。孔子又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孔子描述了知识的过程。首先是感知——收集信息，接下去是加以区分和选择。知识比仅仅收集信息更进了一步，因为它涉及到选择，而这种选择是建立在区分好坏的能力上的。在这种限制意义的知识之上，建立一个由“直”这个词所规定的标准或准则。当你知道什么是“直”时，你就必须按照它去做，并且使曲者“直”。因此孔子把“知”这个词解释为正确行为的智慧或知识。那些为人民而工作的人，那些敬鬼神，知道他们应该去做什么的人，就是“知事”。在这种意义上，“知”不仅是智力，而且是一种德行。这种知识具有“仁”和“勇”。有智慧的人不仅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且也知道应该去遵循的道或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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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知识分为两种范畴：首先，理解物质世界的性质；其次，理解什么构成了正确的行为。在孔子的经典里，“知”说的是第二种知识。孔子甚至相信知道道德准则的人没有必要去了解自然。事实上，他本人就代表了这种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樊迟请学稼。子曰，‘我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这段话说明，对孔子来说，自然知识不是那么重要的，并且也表现了他自己对社会地位的概念。他那样的人是在上层的，普通人是在底层的。人民必须种地，而那些在上层的人，只要维护“礼”——法律和正义，就能得到和保持人民的尊重，知道了行为规则的人是不必为谋生而劳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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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孟子那里，这种关于社会结构的观点变得更加明确。一个叫陈相的人对孟子说起许行的思想“贤者与民并耕而食”。但是孟子不同意他的意见，并提出论据证明劳动分工是自然和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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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相见许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飱而治。今也，滕有仓禀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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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然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甄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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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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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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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孟子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承认明确的劳动分工是支持阶级差别的，并且为统治阶级的特权辩护。但是我在文章中引用的这两段话，还表示了在传统体系下对于自然知识和伦理知识的态度上的区别。自然世界的知识是生产知识，是属于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赖以为生的人的。另一方面，伦理知识是那些用头脑来统治人民的人的一种工具。统治别人就意味着这个人是优等的，如果不剥削他人的话，也是应该由别人来养活的。因为这样的人不研究物质世界，他们形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习惯。这里，孔子的话说明了为什么他不应该耕种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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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孟子提出了上面讨论的作为一条普遍原则的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区别，但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那些劳心者，那些拥有伦理知识的人，应该站在人民之上，统治他们，并且理所当然地要从他们那里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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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提出以下的问题：知识分子怎样得到他们的社会地位？回答是：他们的威信大多来自于他们所拥有知识的性质。正如我们看到的，这种知识不是实际事务的知识，而是其他被社会承认的有价值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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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存在的基本需要，如食物、衣服、房子，我们必须使用物质器具，并且对我们的世界有一些真实的了解。我们必须了解怎样以正确方式来研究物质对象。例如，摩擦生火的知识是一条早期发现的原则，是文化知识的重要补充。但是一个人是不可能简单地在一些东西上摩擦取火的。怎样取火的知识必须包括使用什么材料，以及在这些材料上必须摩擦多长时间。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摩擦取火才能实现。采取一定程序的技术才能得到预想的结果，知识和恰当的运用决定了一个人是否能达到他的预想目标。但是在人类生活中，我们并不将技术作为自己的目标，而宁可说是作为一种手段。我们取火是为了烧饭、取暖或者敬神。因此取火不仅是怎样实现的问题，而且也是何时、何地，并且是取何种火为好的问题。取火不是孤立的一种行动，而是社会制度的某一部分。而且，社会制度涉及的不仅是效率而且还有价值。问题在于我们是应该还是不应该取火。这是孔子称为礼的一部分。因此，相同的行动在一定情况下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不正确的。当有人问孔子管仲是否知礼时，他说：“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决定怎样做事的不仅是技术，而且还有一种行为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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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自然时，问题是要实际上做得正确。如果我们按照自然本身固有的原则去做，我们将会达到我们预想的目的。如果我们不这样去做，我们将不会成功，不能将火点燃。因此，不需要多余的权威来增加自然世界的知识。如果一个人不按照社会准则来行事，那么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结果也可能是坏的，即使对于个人本身来说并不坏。为了保护共同的利益，我们需要制裁，使不服从者尊重这种准则。在这种方式中，我们从应该做变为不敢做。一般来说，社会制裁是需要整个社会作为权威的。但是这种权威不可能给予每一个人，社会必须选出某人作它的代表。在中国，这样的人就是我们称作的“有学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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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静态的社会里，行为准则是通过实际经验的积累发展起来的，它们通常可以有效地指导人们如何在生活中获得成功。它们的有效性是它们存在的理由，并且受到社会权威的支持。另一方面，在这样的社会里，大多数人事实上也愿意服从这些准则，因为服从这些行为的准则会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丰厚的回报。一个稳定社会中的行为准则是多年传下来的传统，是研究世界的经验结晶。孔子取得的社会权威不仅是靠他的聪明，也不仅来自他对传统方式深刻的了解。在一个稳定的、按传统规范组织起来的社会里，一个人是不需要去提问、去研究道理、或去辩解的。他所需要的是发现什么是风俗。当孔子说“发现”的时候，他不是寻求对某些新事物的解释，而是再发现。在一个有历史传统的社会里，唯一能真正发生实际影响的不是发明者，而是那些能够引导人们沿着已有的道路走下去的人。像学徒从他们的师父那里学到知识一样，普通人像学生一样学习传统价值，这是必须要做的，而教师是拥有社会权威和特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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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社会权威是不同于政治权力的。我强调这样的事实，即中国绅士是不拥有实际政治权力的。事实上，在中国，政治权力总是非常不同于社会权威。政治权力是用暴力来得到的，并且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而社会权威是建立在个人一致和共同理解的基础之上的社会规则。孔子学派希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威可以一致起来。一个统治者只用政治权力统治他的国家，他将被称作一个暴君或者“霸”。当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威一致起来时，他将被称作“王”。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这种结合从未有过。孔子被称为“素王”，一个具有社会权威而没有政治权力的人。中国社会有着两条平行权威来源的结果，使社会秩序建立在两个不同的水平上。群众的日常生活受到社会权威的调节，同时，政治权威通常局限于衙门的行动。除一些暴君外，朝廷并不干涉社会上的事情。一般而言，一个好皇帝除征税之外，就让人民自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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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简单的社会里，行为准则是绝大多数人都了解的，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知识。任何人都可能遵循准则，并得到他人的认可。孔子的一个学生子夏说过：“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人们学习准则并不需要具备特殊资格，其理由是大多数人都可以得到这种伦理或规范的知识。在一个简单的社会里，这种知识是口头传下来的，并且是可以反复学习的。孔子用“习”这个字描述通过听讲获得知识的过程。这不是通过书本研究得到的，识字还没有变得如此重要。据说，孔子是“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并且，当门徒子贡问道，什么叫“文”时，孔子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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